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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軍西北”之夢(3)
決裂
既然黨國領袖白紙黑字寫得清楚明白，朱家驊與蔣廷黻也不敢明目張胆地耍布袋戲，以此來擺弄精明如猴的蔣介石。陶孟和大感沮喪，但一時又想不出對策。正在幾人無計可施之時，此事被蔣廷黻譏諷為“太上總幹事”②的傅斯年聞知。傅主動致信朱家驊，開始替這位交情甚篤的上司排憂解難：“……此事大可發愁，酒泉嚴格說僅一油棧，如何設社會所，其中既無經濟可以研究，亦無文化接觸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觸最好在西寧)，社會所如在西北設分所，必以蘭州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點若不改，後患無窮。若名稱上在酒泉掛社會所之牌，必為空洞。以介公之熱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為空洞，非真遷也，恐本院整個蒙不良之影響。”他又說：“本院似不當把社會所實際上放在李莊，分店在蘭，牌子卻掛在酒泉，而謂不在蘭州也。”
傅斯年寫這封信，的確有點“太上”的架勢，對朱家驊、蔣廷黻與陶孟和串通弄出的這個到西北創辦社科所的主張，表面上熱心，實則心存芥蒂。此時的傅斯年意識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於政治上之危局，至於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設和立國之本之類的說法，頗有輕視之意。傅對陶孟和主張社科所搬遷西北的構想，曾“引當時報上一名詞雲'陽奉陰違，貽誤要公'以為笑謔。”兩個月後，傅斯年綜合各種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頭不對，陶孟和如此熱心“進軍西北”，分明是和自己爭地盤的一個陽謀。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殘部時，滿身霸氣與嗅覺敏銳的傅斯年就曾專門找到陶訂了一個“君子之約”，其中說“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設備亦由社會所”，而鴉片戰爭之前的歷史，則由傅主持的史語所辦，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後來的行事中，確是實實在在地履行了這個約定。史語所全漢升“昔有志治近代一問題”，被傅斯年及時阻止，傅命其研究範圍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窺視近代。傅斯年如此，陶孟和也只好號令手下弟兄不能窺視近代以上，兩所人員可謂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進軍西北”之機，已經暗中招兵買馬，而招來的又竟是費孝通、韓儒林、李安宅等輩。李安宅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與費孝通亦師亦友;韓儒林雖畢業於北大哲學系，但後來任教於燕京，當時顧頡剛受中央大學校長顧孟餘邀請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工作始由顧氏推薦的這位蒙藏史專家韓儒林主持。
前文提到，幾年前在昆明時，傅斯年就因吳文藻、費孝通輩鼓搗出一個所謂的“民族學會”，與史語所相抗衡而大為惱火，直至雙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計把吳、費等輩山頭推倒削平為止。現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攏集結費孝通等“燕大派”進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圖與史語所抗衡。於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內有“恐有大規模之重複在後，未便再顢頇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之語。陶孟和正為“分店在蘭，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矇混過關大傷腦筋，忽見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氣勢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橫加指責，自是不甘臣服，當場揮毫予以反擊：“……今又遭一再鞭撲，且警告以所請之人不得任為研究員(實際上現僅有一人)，弟行能無似，如足下承認弟無資格進行西北工作，或須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為幸。”
傅斯年接函，見對方不把自己這位“太上總幹事”放在眼裡，竟敢和自己公開叫板兒，火氣更盛，再度潑墨揮毫，除了對陶孟和嚴加痛責，還致書朱家驊，把陶孟和欲“掛空牌於酒泉”的設想，上升到“近於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並堅稱此為“院務之大事”，應該“聞之院務會議，以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因為這等大事，並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合謀就可以算數和應該執行的事情，至於中央研究院的發展前景，該如何擘劃，不容許“黑箱操作”。傅斯年此信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論依據，可謂刀刀見血，針針封喉，令處於黨國大員地位，又“高處不勝寒”的朱家驊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陶孟和當然不服氣，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諱地說道：“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於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重複'……又有何妨。”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與自己所掌控的領域“重複”，與自己“重複”，就等於另立山頭，向自己宣戰。這一點，從傅氏當年特別看重的弟子夏鼐的說辭中即可以明了。國民黨退據台灣五年之後的1955年，在郭沫若的指示和壓力下，時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夏鼐，在同年《考古通訊》第三期發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文中列舉了胡適多條罪狀，如第四條：“壟斷材料，囤貨居奇，這是反映了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惡劣作風。”第五條：“宗派林立，學閥稱霸。胡適傅斯年輩學閥，是以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作為地盤的，成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派。像軍閥一樣，他們雖時常打算擴充地盤到別人的勢力範圍中去，但自己的地盤是決不容他人染指的。這種風氣也傳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這些話，雖是處於當時嚴酷的政治形勢而不得不為之，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胡適、傅斯年確實有這方面的毛病。
傅斯年見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當作耳旁風，且還振振有詞地予以辯駁，於氣惱中再度給朱家驊發函，除了要求把此事“聞之院務會議”之外，還想出打壓制裁陶孟和的另外一個計策，強烈要求將社科所與史語所“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院務會議將分界劃清並得到兩所負責人認可後，“另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強有力的人員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函件內容，眼看自己的心血將付之東流，再也顧不得作為長輩的面子，乾脆撕破臉皮，以牙還牙，以“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等語致函傅斯年，對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萬丈，當即回函予以反擊，其中特別提到“伎倆”一詞：
伎倆一詞，其Connotations在中國雖無標準字典，然試看《聊齋》、《西遊》、《兒女英雄傳》、《封神榜》等書，完全是一句罵人很重的話，意為“小小陰謀”之類或英語之treacherous……此等罵人話，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說，下次來信，聲明收回“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
雙方情緒至此，已形同戰場上的肉搏狀態，裂痕既開，很難融合。又經過幾個回合的交鋒，二人的裂痕越來越大。最終的結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不相往來，無論是陶孟和設想的“分店在蘭，牌子卻掛在酒泉”，還是傅斯年構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對應之策，統統成了泡影。而此前已赴蘭州治病療養的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則在陶、傅二人爭執吵鬧聲中客死他鄉了。
決裂
既然黨國領袖白紙黑字寫得清楚明白，朱家驊與蔣廷黻也不敢明目張胆地耍布袋戲，以此來擺弄精明如猴的蔣介石。陶孟和大感沮喪，但一時又想不出對策。正在幾人無計可施之時，此事被蔣廷黻譏諷為“太上總幹事”②的傅斯年聞知。傅主動致信朱家驊，開始替這位交情甚篤的上司排憂解難：“……此事大可發愁，酒泉嚴格說僅一油棧，如何設社會所，其中既無經濟可以研究，亦無文化接觸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觸最好在西寧)，社會所如在西北設分所，必以蘭州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點若不改，後患無窮。若名稱上在酒泉掛社會所之牌，必為空洞。以介公之熱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為空洞，非真遷也，恐本院整個蒙不良之影響。”他又說：“本院似不當把社會所實際上放在李莊，分店在蘭，牌子卻掛在酒泉，而謂不在蘭州也。”
傅斯年寫這封信，的確有點“太上”的架勢，對朱家驊、蔣廷黻與陶孟和串通弄出的這個到西北創辦社科所的主張，表面上熱心，實則心存芥蒂。此時的傅斯年意識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於政治上之危局，至於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設和立國之本之類的說法，頗有輕視之意。傅對陶孟和主張社科所搬遷西北的構想，曾“引當時報上一名詞雲'陽奉陰違，貽誤要公'以為笑謔。”兩個月後，傅斯年綜合各種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頭不對，陶孟和如此熱心“進軍西北”，分明是和自己爭地盤的一個陽謀。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殘部時，滿身霸氣與嗅覺敏銳的傅斯年就曾專門找到陶訂了一個“君子之約”，其中說“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設備亦由社會所”，而鴉片戰爭之前的歷史，則由傅主持的史語所辦，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後來的行事中，確是實實在在地履行了這個約定。史語所全漢升“昔有志治近代一問題”，被傅斯年及時阻止，傅命其研究範圍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窺視近代。傅斯年如此，陶孟和也只好號令手下弟兄不能窺視近代以上，兩所人員可謂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進軍西北”之機，已經暗中招兵買馬，而招來的又竟是費孝通、韓儒林、李安宅等輩。李安宅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與費孝通亦師亦友;韓儒林雖畢業於北大哲學系，但後來任教於燕京，當時顧頡剛受中央大學校長顧孟餘邀請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工作始由顧氏推薦的這位蒙藏史專家韓儒林主持。
前文提到，幾年前在昆明時，傅斯年就因吳文藻、費孝通輩鼓搗出一個所謂的“民族學會”，與史語所相抗衡而大為惱火，直至雙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計把吳、費等輩山頭推倒削平為止。現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攏集結費孝通等“燕大派”進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圖與史語所抗衡。於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內有“恐有大規模之重複在後，未便再顢頇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之語。陶孟和正為“分店在蘭，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矇混過關大傷腦筋，忽見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氣勢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橫加指責，自是不甘臣服，當場揮毫予以反擊：“……今又遭一再鞭撲，且警告以所請之人不得任為研究員(實際上現僅有一人)，弟行能無似，如足下承認弟無資格進行西北工作，或須完全退出'中研院'，尚祈坦白告我為幸。”
傅斯年接函，見對方不把自己這位“太上總幹事”放在眼裡，竟敢和自己公開叫板兒，火氣更盛，再度潑墨揮毫，除了對陶孟和嚴加痛責，還致書朱家驊，把陶孟和欲“掛空牌於酒泉”的設想，上升到“近於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並堅稱此為“院務之大事”，應該“聞之院務會議，以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因為這等大事，並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合謀就可以算數和應該執行的事情，至於中央研究院的發展前景，該如何擘劃，不容許“黑箱操作”。傅斯年此信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論依據，可謂刀刀見血，針針封喉，令處於黨國大員地位，又“高處不勝寒”的朱家驊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陶孟和當然不服氣，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諱地說道：“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於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重複'……又有何妨。”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與自己所掌控的領域“重複”，與自己“重複”，就等於另立山頭，向自己宣戰。這一點，從傅氏當年特別看重的弟子夏鼐的說辭中即可以明了。國民黨退據台灣五年之後的1955年，在郭沫若的指示和壓力下，時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夏鼐，在同年《考古通訊》第三期發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文中列舉了胡適多條罪狀，如第四條：“壟斷材料，囤貨居奇，這是反映了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惡劣作風。”第五條：“宗派林立，學閥稱霸。胡適傅斯年輩學閥，是以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作為地盤的，成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派。像軍閥一樣，他們雖時常打算擴充地盤到別人的勢力範圍中去，但自己的地盤是決不容他人染指的。這種風氣也傳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這些話，雖是處於當時嚴酷的政治形勢而不得不為之，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胡適、傅斯年確實有這方面的毛病。
傅斯年見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當作耳旁風，且還振振有詞地予以辯駁，於氣惱中再度給朱家驊發函，除了要求把此事“聞之院務會議”之外，還想出打壓制裁陶孟和的另外一個計策，強烈要求將社科所與史語所“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院務會議將分界劃清並得到兩所負責人認可後，“另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強有力的人員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函件內容，眼看自己的心血將付之東流，再也顧不得作為長輩的面子，乾脆撕破臉皮，以牙還牙，以“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等語致函傅斯年，對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萬丈，當即回函予以反擊，其中特別提到“伎倆”一詞：
伎倆一詞，其Connotations在中國雖無標準字典，然試看《聊齋》、《西遊》、《兒女英雄傳》、《封神榜》等書，完全是一句罵人很重的話，意為“小小陰謀”之類或英語之treacherous……此等罵人話，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說，下次來信，聲明收回“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
雙方情緒至此，已形同戰場上的肉搏狀態，裂痕既開，很難融合。又經過幾個回合的交鋒，二人的裂痕越來越大。最終的結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不相往來，無論是陶孟和設想的“分店在蘭，牌子卻掛在酒泉”，還是傅斯年構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對應之策，統統成了泡影。而此前已赴蘭州治病療養的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則在陶、傅二人爭執吵鬧聲中客死他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