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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頡剛在此為《益世報》辦邊疆附刊，弟曾規勸其在此少談“邊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詞。彼乃連作兩文以自明，其一，論“中國本部之不通”。其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為正大，實是今日政治上對民族一問題唯一之立場。吳使弟子費孝通駁之，謂“中國本部”一名詞有其科學的根據;中華民族不能說是一個，即苗、瑤、猓玀皆是民族。一切帝國主義論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頡剛於是又用心回答一萬數千字之長文，以申其舊說。
欲知此事關係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民族問題”。此地之漢人，其祖先為純粹漢人者本居少數，今日漢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數，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漢族之最偉大處所在，故漢族不是一個種族，而是一個民族。若論種性，則吾輩亦豈能保無胡越血統。此種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進行中，即如主席龍雲，猓玀也;大官如周鍾岳，民家也;巨紳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國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國家之福。今中原避難之“學者”，來此後大在報屁股上做文，說這些地方是猓玀，這些地方是僰夷……更說中華民族不是一個，這些都是“民族”，有自決權，漢族不能漠視此等少數民族。更有高調，為學問作學問，不管政治……弟以為最可痛恨者此也。
最後，傅斯年態度堅決地警示道：
夫學問不應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想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吳某所辦之民族學會，即是專門提倡這些把戲的。他自己雖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費某則大放厥詞。若說此輩有心作禍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發達之科學”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惡習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頭，其結果必有惡果無疑也。
1941年11月，顧頡剛在重慶柏溪文史雜誌社門前留影以傅斯年的霸氣以及與朱、杭二人的密切關係，加上聯合顧頡剛在昆明調集各路精兵強將的強力支援和夾擊，吳、費山頭不穩，很快力不能敵，敗下陣來。最終的結局是，吳文藻攜夫人冰心棄昆明轉重慶另謀新職。吳氏一走，整個昆明“民族學會”陣營樹倒猢猻散，傅斯年所說的“費某”也顧不得“大放厥詞”而不得不設法撤離山寨，溜之乎也。
吳、費等人走後，顧頡剛接受抗戰期間遷往成都華西壩齊魯大學校長之聘離昆赴蓉。未久，傅斯年與陶孟和等率領各自的研究機構遷往四川李莊，此一混戰算是暫時告一段落。
“進軍西北”之夢(2)
1941年初，朱家驊電召正在齊魯大學研究所任職的顧頡剛到重慶辦《文史雜誌》。10月，顧頡剛正式辭去齊大研究所主任之職至重慶小龍坎辦公。顧去重慶後才知道，朱家驊要自己去重慶的目的，不專為編《文史雜誌》，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幫他做邊疆工作。時朱家驊在組織部里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顧到後為副主任，主持委員會日常工作。這年10月12日，對“邊疆”問題極為熱心的朱家驊發表了《西北建設問題與科學化運動》一文，鼓動科學工作者“到西北去開闢一個科學的新天地”，使原已興起的“西北熱”再度升溫。顧頡剛感念朱家驊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後請了許多蒙、藏、阿拉伯、暹羅、安南諸種語文的專家，先譯三民主義等書籍，然後陸續譯《論語》、《孟子》和有關邊疆地理、歷史方面的書刊文章，藉此“希望邊疆各族及和我國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前進的道路”(顧頡剛語)。許多年後，石璋如回憶說：“這時政府跟民間都瀰漫一股西北熱。民國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歸後盛讚敦煌景致，另外也有與我們關係不大的藝術考察團去，而更早些時候張大千已經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紛紛組團去西北。”
這一情形的出現，除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熱情，與最高領袖蔣介石的政治考慮與支持鼓動密不可分。試想幾年前，作為一介儒生的顧頡剛都能感受到西北在政治上之危險，掌握一國之命脈的蔣介石更不會視而不見，特別是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公開對抗“中央”，屯兵新疆，使蔣介石意識到後患無窮。當時盛世才與蘇聯關係過從甚密，強大的蘇聯或明或暗地打著新疆的主意，時刻準備將其吞併。面對這種危局，蔣介石忍而不發，直到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史達林無力東顧之時，蔣介石趁機出動，先派朱紹良統帥重兵，陳兵於河西走廊，對盛氏集團形成一種強大的威懾力。1942年8月，蔣介石乘機赴西寧、酒泉等地視察，以軟中帶硬的手腕解決了新疆問題，驕橫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視察歸來，特別是降服了盛世才之後，蔣介石精神振奮，同時進一步認識到西北對於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們抗戰的根據地，而且更是我們建國最重要的基礎”的主張，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結合在一起。蔣的演說，立即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等口號風起雲湧，頗有雨後春筍之勢。”
在這股浪潮聲中，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自是不敢落後。為了迎合蔣介石的主張，他突發奇想，讓李莊的陶孟和把社科所辦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蔣廷黻的贊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驊找來陶孟和協商，陶當即表示同意，並慷慨激昂地表白道：“當此之時，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當決然擔任。”朱家驊立即讓陶孟和拿出一個計劃面呈蔣介石。陶孟和不敢怠慢，很快把計劃弄將出來，大體是把社科所搬遷到蘭州，專就經濟及文化接觸兩項進行研究。老蔣看罷，認為這個計劃正是深入貫徹自己這個最高領袖指示精神的體現，自然樂觀其成，只是不知處於何種考慮，批示要社科所遷到蘭州以西的地方去。這個批示令蔣廷黻和朱家驊大感意外，不知老蔣心中搞的什麼鬼主意。憑當時的猜測，蔣介石可能處於政治方面的考慮，想讓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國傳教士一樣在西北鄉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風為名，潛伏於社會各階層中，密切關注和監視對中央政府形成威脅的外在危險力量，實際上相當於中統和軍統的工作站，一個以搜集情報為職業的特務機構。社會科學研究所作為一個公開的學術研究機關，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學術事業，不可能變成一個掛著羊頭賣狗肉的特情機構。既然蔣介石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無力回天的情況下，為了安撫興致正濃的陶孟和，蔣廷黻、朱家驊二人想了一個對策，由蔣廷黻出面寫信給陶孟和，說道：“無以介公批了遷蘭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蘭州作，止是牌子掛於蘭州以西”云云。
按照對這段歷史有過研究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的說法，當時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並熱心“進軍西北”，他有自己的一個小算盤，這就是“名義上是遷，實際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莊紮根不動，憑藉政府撥發的一筆經費，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馬在蘭州安營紮寨，形成事實上的社科所分所。如此這般，經費既足，人馬強壯，活動範圍廣大，就自然能產出豐厚的科學研究成果，陶孟和與整個所內人員也可藉此揚眉吐氣，以雪自離開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來的種種恥辱。潘氏的這一推斷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值得存疑的地方仍然不少。就當時陶孟和在李莊的處境而言，頗不得意，除了環境不能遂願，且與傅斯年不睦，兩所人員不相往來，在一些院內事務上，也經常受傅斯年的擠壓。此次所謂“進軍西北”，顯然是陶孟和藉機擺脫傅的壓力，把社會學所從李莊撤出，他本人帶領一幫難兄難弟進駐蘭州，從此與傅斯年和史語所徹底斷絕交往，以圖眼不見心不煩，弄個難得的清靜。按照朱家驊與蔣廷黻的設想，所謂蘭州以西，不過在蘭州郊外，或者在蘭州與西寧交界之城鎮罷了。當朱家驊與蔣延黻請示蔣介石這個“以西”到底要落實到何處時，想不到蔣大筆一揮，寫上了“酒泉”二字。這個酒泉是處於蘭州以西千里之外飛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與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這塊荒無人煙的沙漠戈壁，如何自處，又會有什麼作為?如此一著，令所有熱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澆頭，全身發涼。
先是頡剛在此為《益世報》辦邊疆附刊，弟曾規勸其在此少談“邊疆”、“民族”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詞。彼乃連作兩文以自明，其一，論“中國本部之不通”。其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為正大，實是今日政治上對民族一問題唯一之立場。吳使弟子費孝通駁之，謂“中國本部”一名詞有其科學的根據;中華民族不能說是一個，即苗、瑤、猓玀皆是民族。一切帝國主義論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頡剛於是又用心回答一萬數千字之長文，以申其舊說。
欲知此事關係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民族問題”。此地之漢人，其祖先為純粹漢人者本居少數，今日漢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數，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漢族之最偉大處所在，故漢族不是一個種族，而是一個民族。若論種性，則吾輩亦豈能保無胡越血統。此種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進行中，即如主席龍雲，猓玀也;大官如周鍾岳，民家也;巨紳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國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國家之福。今中原避難之“學者”，來此後大在報屁股上做文，說這些地方是猓玀，這些地方是僰夷……更說中華民族不是一個，這些都是“民族”，有自決權，漢族不能漠視此等少數民族。更有高調，為學問作學問，不管政治……弟以為最可痛恨者此也。
最後，傅斯年態度堅決地警示道：
夫學問不應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想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吳某所辦之民族學會，即是專門提倡這些把戲的。他自己雖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費某則大放厥詞。若說此輩有心作禍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發達之科學”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惡習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頭，其結果必有惡果無疑也。
1941年11月，顧頡剛在重慶柏溪文史雜誌社門前留影以傅斯年的霸氣以及與朱、杭二人的密切關係，加上聯合顧頡剛在昆明調集各路精兵強將的強力支援和夾擊，吳、費山頭不穩，很快力不能敵，敗下陣來。最終的結局是，吳文藻攜夫人冰心棄昆明轉重慶另謀新職。吳氏一走，整個昆明“民族學會”陣營樹倒猢猻散，傅斯年所說的“費某”也顧不得“大放厥詞”而不得不設法撤離山寨，溜之乎也。
吳、費等人走後，顧頡剛接受抗戰期間遷往成都華西壩齊魯大學校長之聘離昆赴蓉。未久，傅斯年與陶孟和等率領各自的研究機構遷往四川李莊，此一混戰算是暫時告一段落。
“進軍西北”之夢(2)
1941年初，朱家驊電召正在齊魯大學研究所任職的顧頡剛到重慶辦《文史雜誌》。10月，顧頡剛正式辭去齊大研究所主任之職至重慶小龍坎辦公。顧去重慶後才知道，朱家驊要自己去重慶的目的，不專為編《文史雜誌》，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幫他做邊疆工作。時朱家驊在組織部里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顧到後為副主任，主持委員會日常工作。這年10月12日，對“邊疆”問題極為熱心的朱家驊發表了《西北建設問題與科學化運動》一文，鼓動科學工作者“到西北去開闢一個科學的新天地”，使原已興起的“西北熱”再度升溫。顧頡剛感念朱家驊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後請了許多蒙、藏、阿拉伯、暹羅、安南諸種語文的專家，先譯三民主義等書籍，然後陸續譯《論語》、《孟子》和有關邊疆地理、歷史方面的書刊文章，藉此“希望邊疆各族及和我國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前進的道路”(顧頡剛語)。許多年後，石璋如回憶說：“這時政府跟民間都瀰漫一股西北熱。民國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歸後盛讚敦煌景致，另外也有與我們關係不大的藝術考察團去，而更早些時候張大千已經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紛紛組團去西北。”
這一情形的出現，除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熱情，與最高領袖蔣介石的政治考慮與支持鼓動密不可分。試想幾年前，作為一介儒生的顧頡剛都能感受到西北在政治上之危險，掌握一國之命脈的蔣介石更不會視而不見，特別是新疆的土皇帝盛世才公開對抗“中央”，屯兵新疆，使蔣介石意識到後患無窮。當時盛世才與蘇聯關係過從甚密，強大的蘇聯或明或暗地打著新疆的主意，時刻準備將其吞併。面對這種危局，蔣介石忍而不發，直到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史達林無力東顧之時，蔣介石趁機出動，先派朱紹良統帥重兵，陳兵於河西走廊，對盛氏集團形成一種強大的威懾力。1942年8月，蔣介石乘機赴西寧、酒泉等地視察，以軟中帶硬的手腕解決了新疆問題，驕橫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視察歸來，特別是降服了盛世才之後，蔣介石精神振奮，同時進一步認識到西北對於中央政府和整個國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們抗戰的根據地，而且更是我們建國最重要的基礎”的主張，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結合在一起。蔣的演說，立即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等口號風起雲湧，頗有雨後春筍之勢。”
在這股浪潮聲中，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自是不敢落後。為了迎合蔣介石的主張，他突發奇想，讓李莊的陶孟和把社科所辦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蔣廷黻的贊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驊找來陶孟和協商，陶當即表示同意，並慷慨激昂地表白道：“當此之時，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當決然擔任。”朱家驊立即讓陶孟和拿出一個計劃面呈蔣介石。陶孟和不敢怠慢，很快把計劃弄將出來，大體是把社科所搬遷到蘭州，專就經濟及文化接觸兩項進行研究。老蔣看罷，認為這個計劃正是深入貫徹自己這個最高領袖指示精神的體現，自然樂觀其成，只是不知處於何種考慮，批示要社科所遷到蘭州以西的地方去。這個批示令蔣廷黻和朱家驊大感意外，不知老蔣心中搞的什麼鬼主意。憑當時的猜測，蔣介石可能處於政治方面的考慮，想讓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國傳教士一樣在西北鄉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風為名，潛伏於社會各階層中，密切關注和監視對中央政府形成威脅的外在危險力量，實際上相當於中統和軍統的工作站，一個以搜集情報為職業的特務機構。社會科學研究所作為一個公開的學術研究機關，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學術事業，不可能變成一個掛著羊頭賣狗肉的特情機構。既然蔣介石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無力回天的情況下，為了安撫興致正濃的陶孟和，蔣廷黻、朱家驊二人想了一個對策，由蔣廷黻出面寫信給陶孟和，說道：“無以介公批了遷蘭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蘭州作，止是牌子掛於蘭州以西”云云。
按照對這段歷史有過研究的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的說法，當時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並熱心“進軍西北”，他有自己的一個小算盤，這就是“名義上是遷，實際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莊紮根不動，憑藉政府撥發的一筆經費，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馬在蘭州安營紮寨，形成事實上的社科所分所。如此這般，經費既足，人馬強壯，活動範圍廣大，就自然能產出豐厚的科學研究成果，陶孟和與整個所內人員也可藉此揚眉吐氣，以雪自離開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來的種種恥辱。潘氏的這一推斷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值得存疑的地方仍然不少。就當時陶孟和在李莊的處境而言，頗不得意，除了環境不能遂願，且與傅斯年不睦，兩所人員不相往來，在一些院內事務上，也經常受傅斯年的擠壓。此次所謂“進軍西北”，顯然是陶孟和藉機擺脫傅的壓力，把社會學所從李莊撤出，他本人帶領一幫難兄難弟進駐蘭州，從此與傅斯年和史語所徹底斷絕交往，以圖眼不見心不煩，弄個難得的清靜。按照朱家驊與蔣廷黻的設想，所謂蘭州以西，不過在蘭州郊外，或者在蘭州與西寧交界之城鎮罷了。當朱家驊與蔣延黻請示蔣介石這個“以西”到底要落實到何處時，想不到蔣大筆一揮，寫上了“酒泉”二字。這個酒泉是處於蘭州以西千里之外飛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與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這塊荒無人煙的沙漠戈壁，如何自處，又會有什麼作為?如此一著，令所有熱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澆頭，全身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