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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傅斯年通過對昆明社會各階層思想現狀分析，清醒地意識到民族矛盾是一個極為重要和敏感的問題，從團結的大局出發，針對顧頡剛在《益世報》上創辦的那個《邊疆》周刊以及登載的文章，毫不客氣地給予批駁。傅在致顧頡剛的信中曾這樣說道：
吳文藻與費孝通“西南自立”(3)
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宜必謹慎。其一為“邊疆”。夫“邊人”自昔為賤稱，“邊地”自古為“不開化”之異名;此等感覺雲南讀書人非未有也，特雲南人不若川粵人之易於發作耳。其次即所謂“民族”。猶憶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純聲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時，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詞。當時所以有此感覺者，以“民族”一詞之界說，原具於《民族主義》一書中，此書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機關之刊物，尤不應與之相違也。今來西南，尤感覺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雲南人既自曰：“只有一個中國民族”，深不願為之探本追源;吾輩羈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種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英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廣事傳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國之邪說。則吾輩正當曰“中華民族是一個”耳，此間情形，頗有隱憂。迤西尤甚。但當嚴禁漢人侵奪蕃夷，並使之加速漢化，並制止一切非漢字之文字之推行，務於短期中貫徹其漢族之意識，斯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實，似非學人愛國之忠也。
針對這一論點，傅斯年正告顧氏：要盡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並以歷史為證：“即如我輩，在北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血統，在南人誰敢保證其無百粵苗黎血統，今日之雲南，實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學也。”又說：“日前友人見上期邊疆中有名干城者，發論云：'漢人殖民雲南，是一部用鮮血來寫的爭鬥史。在今日，邊地夷民，仍時有叛亂情事。'所謂鮮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當知其妄也。友人實不勝駭怪，弟甚願兄之俯順卑見，於國家實有利也。”
傅斯年與顧頡剛原是北大同窗好友，此前在廣州創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產生矛盾，進而割袍斷義，想不到十幾年後二人又在昆明相遇。為民族大義計，顧頡剛接信後，聽從了傅斯年的勸說，即作《中華民族是一個》發表於周刊。顧氏如此做法，當然不是屈服於傅斯年的壓力，而是一種外力警醒下的自覺。當時中國雲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學者楚圖南在後來回憶中所言：除蔣介石的“中央”與雲南省掌門人龍雲的“地方”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經產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雲大與聯大之間的隔閡”，以及“高級知識分子之間如留美派、留歐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門戶之見”。正是鑑於這一錯綜複雜的局面，顧頡剛才在文中主張：“中國沒有許多民族，只有三種文化集團--漢文化集團、回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尤其是'漢族'這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云云。
後來顧頡剛在《自傳》中回憶：文章發表後，“聽人說各地報紙轉載的極多，又聽說雲南省主席龍雲看了大以為然，因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總有'非漢族'的感覺，現在我說漢人本無此族，漢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這一個癥結，就覺得舒暢多了”。顧文的刊發，令當地土著和省主席龍雲等甚感滿意舒暢，傅斯年當然也樂意看到這一結果，寫信謂顧氏深明國家民族大義並加以讚揚。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陳寅恪也同意傅、顧的觀點，認為外來的知識分子不要亂說一些夷漢籍貫之事。雲南史學家方國瑜請陳寅恪以及顧頡剛、姚從吾、向達、方豪等學術界名流吃飯。席間，方豪問方國瑜，雲南的方姓是從哪裡遷來的。方國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後裔。”飯後，顧頡剛告訴方豪：“方國瑜是麼些人(按：雲南少數民族稱呼)，說是桐城方氏後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陳寅恪提醒方豪：“我們萬不可揭穿他，唐代許多胡人後裔，也用漢姓，也自道漢姓始祖何處。”就在學術界以抗戰團結為重，儘量避談夷漢民族之別，並對傅、顧的學術觀點群聲叫好之時，卻惹惱了另一個山頭的派系，為首者乃吳文藻，馬前卒乃吳的弟子費孝通。
吳文藻是屬於中英庚款基金會派往雲南大學的，因而吳氏挾庚款之聲威，與費孝通輩聯合一干人等，在昆明搞起了一個號稱“民族學會”的山頭，有聲有色地鬧將起來。眾所周知，以傅斯年為首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本來就有一個聲望頗大的民族人類學組，其人員由大字號“海龜”吳定良、凌純聲以及著名學者芮逸夫等人構成，這個組至抗戰爆發時，幾乎走遍中國大部分地區，特別對東北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有廣泛的調查研究，並動用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攝影機進行實際考察拍攝。這就是說，此組無論是人員還是裝備都在全國獨樹一幟，沒有任何一個同類團體和個人可以匹敵。--在這樣的背景下，吳文藻、費孝通借抗戰之機欲在雲南邊陲自立山頭，自然被傅斯年及其同人看作是對史語所甚至整個中央研究院的挑戰，二者的鬥爭也就不可避免了。
“進軍西北”之夢(1)
“進軍西北”之夢
傅斯年本來就對由美帝國主義捐款支撐和供養的燕京大學及其師生頗為鄙視，如今又眼看吳、費之輩高舉大旗，對自己所屬的陣營來了一個先發制人式的打擊--公開在報上駁斥傅、顧之說，宣稱“中華民族不是一個”。傅斯年怒火攻心，立即意識到吳、費等人言論，將在雲南發生極其不良的社會影響，弄不好會產生新的亂子，引起複雜的民族仇恨和糾紛，必須立即想法截斷這股歪風濁流。傅斯年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開始向吳、費聯盟反擊，很快便有了顧頡剛與傅斯年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主題系列論文陸續發表。傅、顧二氏兵鋒所指，一目了然。吳文藻見傅、顧集團揮刀弄槍地向自己砍來，頗不服氣，認為顧、傅聯盟構築的理論堡壘乃牧豎之妄語，必須以“替天行道”的豪氣與正氣，堅決打擊。吳文藻親自坐鎮指揮，遣費孝通為大將，高擎“民族學會”的大旗，呼喊著“為學問而學問”與“學問不為政治服務”等等一連串口號，率領部分精兵強將殺出山門，欲掃蕩顧、傅聯盟。面對來勢洶洶的對方，傅斯年揮舞令旗，急速從西南聯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等陣營調兵遣將迎戰。因吳氏敢於較勁的底氣來自有美金英鎊支撐的中英庚款董事會，而該會董事長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兼任，總幹事為杭立武，傅斯年便採取釜底抽薪的狠招，立即密函朱家驊、杭立武二位錢權在握的掌門人，揭露吳、費之謬說，痛陳其妄為，歷數其思想觀點之荒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危害，條列亂黨擾國之舉動，要求朱、杭二人緊急將吳文藻調往他處，以免破壞民族團結，發生不測之事端。
吳文藻與費孝通“西南自立”(3)
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宜必謹慎。其一為“邊疆”。夫“邊人”自昔為賤稱，“邊地”自古為“不開化”之異名;此等感覺雲南讀書人非未有也，特雲南人不若川粵人之易於發作耳。其次即所謂“民族”。猶憶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純聲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時，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詞。當時所以有此感覺者，以“民族”一詞之界說，原具於《民族主義》一書中，此書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機關之刊物，尤不應與之相違也。今來西南，尤感覺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雲南人既自曰：“只有一個中國民族”，深不願為之探本追源;吾輩羈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種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英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廣事傳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國之邪說。則吾輩正當曰“中華民族是一個”耳，此間情形，頗有隱憂。迤西尤甚。但當嚴禁漢人侵奪蕃夷，並使之加速漢化，並制止一切非漢字之文字之推行，務於短期中貫徹其漢族之意識，斯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實，似非學人愛國之忠也。
針對這一論點，傅斯年正告顧氏：要盡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並以歷史為證：“即如我輩，在北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血統，在南人誰敢保證其無百粵苗黎血統，今日之雲南，實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學也。”又說：“日前友人見上期邊疆中有名干城者，發論云：'漢人殖民雲南，是一部用鮮血來寫的爭鬥史。在今日，邊地夷民，仍時有叛亂情事。'所謂鮮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當知其妄也。友人實不勝駭怪，弟甚願兄之俯順卑見，於國家實有利也。”
傅斯年與顧頡剛原是北大同窗好友，此前在廣州創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產生矛盾，進而割袍斷義，想不到十幾年後二人又在昆明相遇。為民族大義計，顧頡剛接信後，聽從了傅斯年的勸說，即作《中華民族是一個》發表於周刊。顧氏如此做法，當然不是屈服於傅斯年的壓力，而是一種外力警醒下的自覺。當時中國雲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學者楚圖南在後來回憶中所言：除蔣介石的“中央”與雲南省掌門人龍雲的“地方”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經產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雲大與聯大之間的隔閡”，以及“高級知識分子之間如留美派、留歐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門戶之見”。正是鑑於這一錯綜複雜的局面，顧頡剛才在文中主張：“中國沒有許多民族，只有三種文化集團--漢文化集團、回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尤其是'漢族'這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云云。
後來顧頡剛在《自傳》中回憶：文章發表後，“聽人說各地報紙轉載的極多，又聽說雲南省主席龍雲看了大以為然，因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總有'非漢族'的感覺，現在我說漢人本無此族，漢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這一個癥結，就覺得舒暢多了”。顧文的刊發，令當地土著和省主席龍雲等甚感滿意舒暢，傅斯年當然也樂意看到這一結果，寫信謂顧氏深明國家民族大義並加以讚揚。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陳寅恪也同意傅、顧的觀點，認為外來的知識分子不要亂說一些夷漢籍貫之事。雲南史學家方國瑜請陳寅恪以及顧頡剛、姚從吾、向達、方豪等學術界名流吃飯。席間，方豪問方國瑜，雲南的方姓是從哪裡遷來的。方國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後裔。”飯後，顧頡剛告訴方豪：“方國瑜是麼些人(按：雲南少數民族稱呼)，說是桐城方氏後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陳寅恪提醒方豪：“我們萬不可揭穿他，唐代許多胡人後裔，也用漢姓，也自道漢姓始祖何處。”就在學術界以抗戰團結為重，儘量避談夷漢民族之別，並對傅、顧的學術觀點群聲叫好之時，卻惹惱了另一個山頭的派系，為首者乃吳文藻，馬前卒乃吳的弟子費孝通。
吳文藻是屬於中英庚款基金會派往雲南大學的，因而吳氏挾庚款之聲威，與費孝通輩聯合一干人等，在昆明搞起了一個號稱“民族學會”的山頭，有聲有色地鬧將起來。眾所周知，以傅斯年為首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本來就有一個聲望頗大的民族人類學組，其人員由大字號“海龜”吳定良、凌純聲以及著名學者芮逸夫等人構成，這個組至抗戰爆發時，幾乎走遍中國大部分地區，特別對東北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有廣泛的調查研究，並動用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攝影機進行實際考察拍攝。這就是說，此組無論是人員還是裝備都在全國獨樹一幟，沒有任何一個同類團體和個人可以匹敵。--在這樣的背景下，吳文藻、費孝通借抗戰之機欲在雲南邊陲自立山頭，自然被傅斯年及其同人看作是對史語所甚至整個中央研究院的挑戰，二者的鬥爭也就不可避免了。
“進軍西北”之夢(1)
“進軍西北”之夢
傅斯年本來就對由美帝國主義捐款支撐和供養的燕京大學及其師生頗為鄙視，如今又眼看吳、費之輩高舉大旗，對自己所屬的陣營來了一個先發制人式的打擊--公開在報上駁斥傅、顧之說，宣稱“中華民族不是一個”。傅斯年怒火攻心，立即意識到吳、費等人言論，將在雲南發生極其不良的社會影響，弄不好會產生新的亂子，引起複雜的民族仇恨和糾紛，必須立即想法截斷這股歪風濁流。傅斯年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開始向吳、費聯盟反擊，很快便有了顧頡剛與傅斯年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主題系列論文陸續發表。傅、顧二氏兵鋒所指，一目了然。吳文藻見傅、顧集團揮刀弄槍地向自己砍來，頗不服氣，認為顧、傅聯盟構築的理論堡壘乃牧豎之妄語，必須以“替天行道”的豪氣與正氣，堅決打擊。吳文藻親自坐鎮指揮，遣費孝通為大將，高擎“民族學會”的大旗，呼喊著“為學問而學問”與“學問不為政治服務”等等一連串口號，率領部分精兵強將殺出山門，欲掃蕩顧、傅聯盟。面對來勢洶洶的對方，傅斯年揮舞令旗，急速從西南聯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等陣營調兵遣將迎戰。因吳氏敢於較勁的底氣來自有美金英鎊支撐的中英庚款董事會，而該會董事長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兼任，總幹事為杭立武，傅斯年便採取釜底抽薪的狠招，立即密函朱家驊、杭立武二位錢權在握的掌門人，揭露吳、費之謬說，痛陳其妄為，歷數其思想觀點之荒唐，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危害，條列亂黨擾國之舉動，要求朱、杭二人緊急將吳文藻調往他處，以免破壞民族團結，發生不測之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