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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衝突，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使律師們望案生畏的，還在於林彪、“四人幫”案件的特殊和複雜。“兩案”發生在“文革”期間，當時的基調是“黨內路線錯誤被林彪、‘四人幫’利用了”，因此林、江等人的罪行，同黨內的路線錯誤是分不開的。然而律師沒有被賦予判定是路線錯誤，抑或犯罪行為的權利，這個事關重大，不能由律師定。這一特殊性不僅決定了政策把握的繁難，同時決定了律師的作用，沒有太多的發揮餘地。
處於此種無論從哪個層面衡量，都以退避為妙的境地，辯護律師們的確難以興奮。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責怪堅持不為林彪、“四人幫”辯護的律師；而對那些心底無私、忍辱負重走上辯護講壇的“護法使者”，我們怎能不向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翻閱案卷、介入審判的準備是倉促而緊張的，公訴方面的工作，至此已經進行了不止一年；而從辯護組集合到開庭的時間，則僅在一月之間。
江青提出“請律師替我說話”的要求／
張思之腦子裡冒出“我不入地獄，誰入”的奇怪念頭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京郊秦城監獄傳出消息，江青向監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請律師替我說話。”“替江青說話﹖”像一塊巨石投入深潭，辯護組住地的沉寂頓時被打破了，眾人對其末日臨頭依然驕橫，嗤之以鼻。
來自華東政法學院的朱榮華，是位專攻刑法學的學者，天生的樂天派，也唯有他平日裡發出點嬉笑之聲，被組員們戲稱為“ｈａｐｐｙ”。他獨樹一幟地說：“老娘’那句話的重點，在前三字——請律師嘛”但此次他ｈａｐｐｙ不起來了，沒有人應和他的幽默，其他人心裡想的是：“江青辯護士”，誰願頂著這空前絕後的荊棘之冠，同她一道遺臭萬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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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林彪”“四人幫”兩案的審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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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後的１８天內，又是消息皆無，這等待實在是種煎熬，大家心都懸著，猜測著可能的結果。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韓學章，是律師界久負盛名的老大姐。有人對她說；“看來只有韓大姐給江青辯護最合適了。”不料，平日和顏悅色、極少動氣的大姐，立即反唇答道：“除了她，為誰辯都行！國人皆曰可殺，我也一樣。”
聽著組員們的對話，張思之也在思忖：江青的確其罪當誅。但作為律師，又不可忽略一個基本原則，再作惡多端的被告，在法庭上，他依法應得的權利，也不可隨意剝奪，律師的責任之一，就是監督這種權利是否得到維護。
當辯護組的組員們在疑慮不安中等待之際，江青也在為請律師之事轉動腦筋。１１月１０日，她接到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特別法庭通知她，可以委託律師辯護，也可以請求法庭為她指定律師辯護。
江青對前來的審判員說出自己的想法：“我考慮了三個人，一是史良，因為她是有名的律師，又是女的，我認識她；再一個是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堅，我過去陪主席接見時認識的。”審判員告訴江青：史良年齡大了，走路要人攙扶。劉大堅年齡也很大了。他們都無法出庭辯護。其實，劉大堅當時已經去世。
“哦，這麼說，我考慮的第三個人年齡也大了。”江青若有所思，“能不能讓親屬辯護呢﹖”她自言自語地數叨起來；“主席的二兒子神經不好，我生的一個被林彪逼瘋了，賀子珍的一個口才不好……”“法庭可以給你指派兩名律師。如果你認可，就介紹給你。”江青最後同意見見法庭指派的律師。
兩天後，辯護組經過醞釀討論，統一了認識，準備接受林彪、江青兩案主犯的委託或特別法庭的指派，依法履行辯護律師的職責。張思之想，“此時，我已告誡自己，感情的因素，要服從法律原則，把它埋藏在心靈最深層的角落裡吧”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一個無可更改的決定落到張思之頭上：明天上午，與朱榮華一道，去見江青，弄清楚她想見律師的真實意圖。如果她願意請律師出庭辯護，就全權承擔下來。對這一決定，張思之是有一定思想準備的，身為組長，不接最棘手、他人最不願接受的委託，還用什麼去說服他人呢﹖一向不在工作任務面前游移的他，此刻頭腦中閃過的，竟是一句禪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你與朱榮華的身份和專長，已經通知監所轉告江青了。抽時間看看預審時的錄像，增加點對她的感性認識。”決定的基本內容就如此簡短。張思之隨即找到朱榮華，“得細心地估量一下這次會見的進程，設計出幾個相應的方案。”他倆交談著，討論著，草擬著……直至深夜仍無睡意。
江青在平整著一件黑色的背心，不知思索著什麼／
“我請史良，是因為她敢替我辯護。”江青說：“至於你們……”
吞而不吐的是“沒那個膽量”的挑戰性語言
１１月１３日上午，張思之等七八個人來到秦城監獄。為了驅散一路上沉悶的氣氛，張思之暫時中斷了對案子的思索，由遠而近，環顧起京郊景致。已是樹枯草黃時節，紅葉星羅，崗哨棋布，牢房傍山，給人以世外的靜謐。
處於此種無論從哪個層面衡量，都以退避為妙的境地，辯護律師們的確難以興奮。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責怪堅持不為林彪、“四人幫”辯護的律師；而對那些心底無私、忍辱負重走上辯護講壇的“護法使者”，我們怎能不向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翻閱案卷、介入審判的準備是倉促而緊張的，公訴方面的工作，至此已經進行了不止一年；而從辯護組集合到開庭的時間，則僅在一月之間。
江青提出“請律師替我說話”的要求／
張思之腦子裡冒出“我不入地獄，誰入”的奇怪念頭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京郊秦城監獄傳出消息，江青向監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請律師替我說話。”“替江青說話﹖”像一塊巨石投入深潭，辯護組住地的沉寂頓時被打破了，眾人對其末日臨頭依然驕橫，嗤之以鼻。
來自華東政法學院的朱榮華，是位專攻刑法學的學者，天生的樂天派，也唯有他平日裡發出點嬉笑之聲，被組員們戲稱為“ｈａｐｐｙ”。他獨樹一幟地說：“老娘’那句話的重點，在前三字——請律師嘛”但此次他ｈａｐｐｙ不起來了，沒有人應和他的幽默，其他人心裡想的是：“江青辯護士”，誰願頂著這空前絕後的荊棘之冠，同她一道遺臭萬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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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林彪”“四人幫”兩案的審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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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後的１８天內，又是消息皆無，這等待實在是種煎熬，大家心都懸著，猜測著可能的結果。上海市律師協會會長韓學章，是律師界久負盛名的老大姐。有人對她說；“看來只有韓大姐給江青辯護最合適了。”不料，平日和顏悅色、極少動氣的大姐，立即反唇答道：“除了她，為誰辯都行！國人皆曰可殺，我也一樣。”
聽著組員們的對話，張思之也在思忖：江青的確其罪當誅。但作為律師，又不可忽略一個基本原則，再作惡多端的被告，在法庭上，他依法應得的權利，也不可隨意剝奪，律師的責任之一，就是監督這種權利是否得到維護。
當辯護組的組員們在疑慮不安中等待之際，江青也在為請律師之事轉動腦筋。１１月１０日，她接到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特別法庭通知她，可以委託律師辯護，也可以請求法庭為她指定律師辯護。
江青對前來的審判員說出自己的想法：“我考慮了三個人，一是史良，因為她是有名的律師，又是女的，我認識她；再一個是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堅，我過去陪主席接見時認識的。”審判員告訴江青：史良年齡大了，走路要人攙扶。劉大堅年齡也很大了。他們都無法出庭辯護。其實，劉大堅當時已經去世。
“哦，這麼說，我考慮的第三個人年齡也大了。”江青若有所思，“能不能讓親屬辯護呢﹖”她自言自語地數叨起來；“主席的二兒子神經不好，我生的一個被林彪逼瘋了，賀子珍的一個口才不好……”“法庭可以給你指派兩名律師。如果你認可，就介紹給你。”江青最後同意見見法庭指派的律師。
兩天後，辯護組經過醞釀討論，統一了認識，準備接受林彪、江青兩案主犯的委託或特別法庭的指派，依法履行辯護律師的職責。張思之想，“此時，我已告誡自己，感情的因素，要服從法律原則，把它埋藏在心靈最深層的角落裡吧”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一個無可更改的決定落到張思之頭上：明天上午，與朱榮華一道，去見江青，弄清楚她想見律師的真實意圖。如果她願意請律師出庭辯護，就全權承擔下來。對這一決定，張思之是有一定思想準備的，身為組長，不接最棘手、他人最不願接受的委託，還用什麼去說服他人呢﹖一向不在工作任務面前游移的他，此刻頭腦中閃過的，竟是一句禪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你與朱榮華的身份和專長，已經通知監所轉告江青了。抽時間看看預審時的錄像，增加點對她的感性認識。”決定的基本內容就如此簡短。張思之隨即找到朱榮華，“得細心地估量一下這次會見的進程，設計出幾個相應的方案。”他倆交談著，討論著，草擬著……直至深夜仍無睡意。
江青在平整著一件黑色的背心，不知思索著什麼／
“我請史良，是因為她敢替我辯護。”江青說：“至於你們……”
吞而不吐的是“沒那個膽量”的挑戰性語言
１１月１３日上午，張思之等七八個人來到秦城監獄。為了驅散一路上沉悶的氣氛，張思之暫時中斷了對案子的思索，由遠而近，環顧起京郊景致。已是樹枯草黃時節，紅葉星羅，崗哨棋布，牢房傍山，給人以世外的靜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