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頁
１９７９年與１９８０年之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開罷經年，全黨工作中心已開始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轉移，中國仿佛正在跨進一個嶄新時期。但人們又都朦朧地感到有那麼一兩件似了未了的大事，這其中之一，就是對林彪、江青這兩個篡黨陰謀集團主犯如何處置。
在那個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並使之具有權威性、穩定性、連續性，被視作防止“文革”重演的一劑良藥，而為人津津樂道。但“批判的武器”總不如“武器的批判”更令人信服，人們期待從林彪、江青兩集團主犯的依法制裁上，得到一個證實。
中秋時節，五屆人大常委會議決：成立特別檢察廳、特別法庭，審理林彪、江青兩集團案。消息傳出，舉世矚目。絕大多數國人，關注的是這伙禍國殃民的惡魔，受到嚴厲制裁的結果，以平撫內心怨恨的感情波瀾。而由於歷史、文化背景及涉身感受的差異，外國人更關注審理的程式和判決是否合乎法律的規範與公正，並由此推斷中國未來法制建設的走向和推進的速度。因此在“兩案”中為罪犯辯護的律師，成為外國記者追蹤的熱點。
的確，法律的尊嚴與公正，是靠檢察官、審判官、律師三方共同維護的。在西方，律師擁有“護法使者”的美譽。但由於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道德傳統濡染，編織“護法使者”桂冠的，不是鮮花和橄欖枝，而是帶刺的荊棘。誰替罪大惡極的妖魔辯護，誰就可能同妖魔一道，在公眾的心目中遺臭。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吧，關於“兩案”的追述，時下出了不少，對公訴方、對檢察方、對審判方的描寫，洋洋灑灑。其任務之艱巨、其工作之繁難、其對應之機敏、其正氣之凜然……應寫盡寫，無需復加。而對同樣是為捍衛法制權威與公正，受法庭指派的律師們，他們如何忍辱負重，拋開也曾受罪犯迫害的感情恩怨，承受著傳統道德的社會壓力，則無文從這一視角著力刻畫。
想到這些，內心便有種去彌補某些缺憾的衝動。我懷著對把個人情感壓抑在心靈最小的角落，將護法視為第一生命的人的景慕，叩響了張先生的家門。
被召集到一起時，這些往昔雄辯瀟灑的律師，話語無多，氣氛凝重／
指定的第一位組長堅辭不就
初見張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幾經唇槍舌劍後等待別人定奪的律師，而更像手攥裁決之權的大法官。微微下彎的嘴角，透著絕不輕易放棄自己成熟觀點的執拗。難怪江青只同他見了一面，就斷定“那個姓張的律師，是個什麼‘長’字號的吧﹖一看就像代表官方的。”他出語溫文爾雅，毫不急促，後發依然能夠制人的自信和睿智，含而不露。
我雖然不了解“兩案”審判的內情，但僅憑對中國國情及意識氛圍的熟悉，也能推斷出：不會有人主動提出要為“兩案”的主犯們辯護。張先生證實了我的推斷，“我們沒人是自己找上門的，都是被法庭動員出來的，而且是苦口婆心的動員。”
特別檢察廳和特別法庭成立後，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受命負責法庭管理工作。這包括法庭的布置，法庭的保衛，提供執法器具，組織律師辯護，聯絡證人出庭等等。辯護組成員的名單很快擬就，以北京、上海的專職律師和法學家為主；恰巧當時有兩個法正在醞釀推出，一些外地的法學家來京討論，又從中挑選了數人，共１８人，都是刑訴圈內知名人士。
陳卓親自出馬，按圖索驥，不料一開始就吃了一癟。原定辯護組組長、北京大學著名的法學教授陳守一，不僅對組長一職堅辭不就，而且在推薦由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甘雨霈替代自己後，反覆聲明對辯護組的工作一概不聞不問，理由是年事已高，身體欠佳。結果時任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的張思之，不得不勉為其難，擔任辯護組組長，陪著陳卓，去動員其他人。
１７名組員，悄悄地住進了國務院第二招待所。他們被告知要嚴守秘密，甚至不能與家人聯繫。但是還是有人走漏了風聲，一位準備做王洪文指定辯護律師的名字，出現在外電報導中。不少外籍記者四處打探這位辯護組組員，甚至把電話打到二招。走漏風聲者，隨即被取消了辯護人資格，整個辯護組又轉移到了國務院一招。
在最初的幾天裡，這些昔日唇槍舌劍、伶牙俐齒的律師們，驟然大失水準，相對話語無多，氣氛凝重。他們的職業和專長，決定了他們無緣在舉世矚目的法庭上，充當高舉正義之劍的英雄角色。他們本來也沒奢望什麼，只想與國民一起分享嘲弄歷史的小丑被繩之以法的人心大快。
然而命運之神無情地迫使他們放棄並不奢侈的期待，當他們由衷地呼喚林彪、“四人幫”其罪當誅之際，歷史偏偏把他們推上為舉國皆曰可殺的林彪、特別是“四人幫”集團主犯辯護的法庭，卻絲毫不理會這些罪犯恰也是他們、乃至他們至愛親朋蒙受的劫難厄運的製造者！私人的恩怨，親情的恩怨，全體國民的恩怨，與職業信條的矛盾，在他們內心劇烈衝突。誰願被指斥為助虎的倀鬼？誰願用自己的清白，去同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罪犯一道遠揚惡名做交換﹖
在那個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並使之具有權威性、穩定性、連續性，被視作防止“文革”重演的一劑良藥，而為人津津樂道。但“批判的武器”總不如“武器的批判”更令人信服，人們期待從林彪、江青兩集團主犯的依法制裁上，得到一個證實。
中秋時節，五屆人大常委會議決：成立特別檢察廳、特別法庭，審理林彪、江青兩集團案。消息傳出，舉世矚目。絕大多數國人，關注的是這伙禍國殃民的惡魔，受到嚴厲制裁的結果，以平撫內心怨恨的感情波瀾。而由於歷史、文化背景及涉身感受的差異，外國人更關注審理的程式和判決是否合乎法律的規範與公正，並由此推斷中國未來法制建設的走向和推進的速度。因此在“兩案”中為罪犯辯護的律師，成為外國記者追蹤的熱點。
的確，法律的尊嚴與公正，是靠檢察官、審判官、律師三方共同維護的。在西方，律師擁有“護法使者”的美譽。但由於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道德傳統濡染，編織“護法使者”桂冠的，不是鮮花和橄欖枝，而是帶刺的荊棘。誰替罪大惡極的妖魔辯護，誰就可能同妖魔一道，在公眾的心目中遺臭。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吧，關於“兩案”的追述，時下出了不少，對公訴方、對檢察方、對審判方的描寫，洋洋灑灑。其任務之艱巨、其工作之繁難、其對應之機敏、其正氣之凜然……應寫盡寫，無需復加。而對同樣是為捍衛法制權威與公正，受法庭指派的律師們，他們如何忍辱負重，拋開也曾受罪犯迫害的感情恩怨，承受著傳統道德的社會壓力，則無文從這一視角著力刻畫。
想到這些，內心便有種去彌補某些缺憾的衝動。我懷著對把個人情感壓抑在心靈最小的角落，將護法視為第一生命的人的景慕，叩響了張先生的家門。
被召集到一起時，這些往昔雄辯瀟灑的律師，話語無多，氣氛凝重／
指定的第一位組長堅辭不就
初見張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幾經唇槍舌劍後等待別人定奪的律師，而更像手攥裁決之權的大法官。微微下彎的嘴角，透著絕不輕易放棄自己成熟觀點的執拗。難怪江青只同他見了一面，就斷定“那個姓張的律師，是個什麼‘長’字號的吧﹖一看就像代表官方的。”他出語溫文爾雅，毫不急促，後發依然能夠制人的自信和睿智，含而不露。
我雖然不了解“兩案”審判的內情，但僅憑對中國國情及意識氛圍的熟悉，也能推斷出：不會有人主動提出要為“兩案”的主犯們辯護。張先生證實了我的推斷，“我們沒人是自己找上門的，都是被法庭動員出來的，而且是苦口婆心的動員。”
特別檢察廳和特別法庭成立後，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受命負責法庭管理工作。這包括法庭的布置，法庭的保衛，提供執法器具，組織律師辯護，聯絡證人出庭等等。辯護組成員的名單很快擬就，以北京、上海的專職律師和法學家為主；恰巧當時有兩個法正在醞釀推出，一些外地的法學家來京討論，又從中挑選了數人，共１８人，都是刑訴圈內知名人士。
陳卓親自出馬，按圖索驥，不料一開始就吃了一癟。原定辯護組組長、北京大學著名的法學教授陳守一，不僅對組長一職堅辭不就，而且在推薦由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甘雨霈替代自己後，反覆聲明對辯護組的工作一概不聞不問，理由是年事已高，身體欠佳。結果時任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的張思之，不得不勉為其難，擔任辯護組組長，陪著陳卓，去動員其他人。
１７名組員，悄悄地住進了國務院第二招待所。他們被告知要嚴守秘密，甚至不能與家人聯繫。但是還是有人走漏了風聲，一位準備做王洪文指定辯護律師的名字，出現在外電報導中。不少外籍記者四處打探這位辯護組組員，甚至把電話打到二招。走漏風聲者，隨即被取消了辯護人資格，整個辯護組又轉移到了國務院一招。
在最初的幾天裡，這些昔日唇槍舌劍、伶牙俐齒的律師們，驟然大失水準，相對話語無多，氣氛凝重。他們的職業和專長，決定了他們無緣在舉世矚目的法庭上，充當高舉正義之劍的英雄角色。他們本來也沒奢望什麼，只想與國民一起分享嘲弄歷史的小丑被繩之以法的人心大快。
然而命運之神無情地迫使他們放棄並不奢侈的期待，當他們由衷地呼喚林彪、“四人幫”其罪當誅之際，歷史偏偏把他們推上為舉國皆曰可殺的林彪、特別是“四人幫”集團主犯辯護的法庭，卻絲毫不理會這些罪犯恰也是他們、乃至他們至愛親朋蒙受的劫難厄運的製造者！私人的恩怨，親情的恩怨，全體國民的恩怨，與職業信條的矛盾，在他們內心劇烈衝突。誰願被指斥為助虎的倀鬼？誰願用自己的清白，去同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罪犯一道遠揚惡名做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