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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美國人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末，就向中國發出了願意派特使赴北京的訊息，毛澤東在１２月同斯諾的談話，甚至講了尼克森坐上飛機就可以到中國來，可我最早得知美國政府要派重要人物來華，則是在１９７１年的４月。
在中央警衛處一次黨委常委會上，“文革”後直接負責周總理警衛工作的政委楊德中，談起發生在當月的美國桌球隊來華訪問及影響，繼而說：“尼克森最近放出風來，說他的女兒可以到中國來，又說他的老婆可以來，還說他可以自己來……當然，他也可能不來，但他要搭上這條線，要談判。談判，我們是有條件的。”
５月，我又聽了周總理做的國際形勢的報告，其中談到如果美國從台灣撤走，承認一個中國，中美就可以建交。周總理還在報告中談到了外賓接待的問題。６月２３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向中辦有關人員做了三點傳達：尼克森準備來華談判；我方準備和他談；如果談的話將包括哪些內容。
其實在５月中旬，一封基辛格的密函，就幾經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拉蕊、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巴基斯坦外長、中國駐伊斯蘭瑪巴德大使張彤間的輾轉，送到周總理手中。密函說基辛格將於６月１５日後的某日到北京，“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級官員的第一次會談，要絕對保密。”
接待基辛格秘密來訪的工作，從６月末就悄悄地動起來了，經毛澤東同意，周總理親自部署成立了對美工作領導班子，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負責，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黃華等參加。
周總理還與外交部、民航總局領導議定，派一個“接客”小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接基辛格來華。
“接客”小組分兩部分：領航組由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飛行總隊總隊長徐柏齡、領航員劉志義、報務員王今亮；接待組有負責會談事務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章文晉、翻譯唐聞生，負責日常生活安排的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禮賓司接待處副處長唐龍彬４人。
領航組於７月２日，登上一架專機，秘密飛往拉瓦爾品第；又於７月６日，帶準備運載基辛格的波音７０７飛機試航北京。章文晉、王海容、唐聞生、唐龍彬則先行進釣魚台國賓館，看有關基辛格的新聞紀錄片和介紹美國國家情況的資料，做各種接待準備。
我用零散的紙張記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
５號樓內擺放的“紅寶書”都被撤走了／
以總理名義宴請的菜譜，都由周總理親自審定／
洛德用筷子和中國人一樣熟練，因為他的夫人是華裔
周總理親往釣魚台國賓館，選定了他情有獨鐘的、距北門不遠的５號樓，作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所。“文革”以後，國家元首、兄弟黨一把手級以外的重要外賓，也多數被安排在５號樓或６號樓。
外交部派出的接待班子，就設在了與之毗鄰的４號樓。後來，周總理和葉劍英元帥聽取接待小組的匯報，與毛澤東主席進行聯繫都是在４號樓。周總理選擇在４號樓辦公，我個人考慮大概是出於方便工作。因為４號樓和５號樓的距離很近，他乘車到釣魚台國賓館與基辛格會談，有什麼需要在會談前要交代的事，在４號樓先下車，到樓里交代完了之後，步行就可以到５號樓，走不了幾步路；會談結束有什麼要商議的，也可立即步行到４號樓。而到距離稍遠一點的樓，就還要多一道車輛調度和上上下下的麻煩。
為了確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來訪的消息不外泄，作為釣魚台國賓館警衛工作負責人的我，根據上級的有關指示，對釣魚台國賓館院內的各哨卡，做了新的部署。
新的部署要求：北門除參加基辛格接待的工作人員外，其他人員一律不准通行。５號樓與６號樓之間的一座小橋，新添設哨位，與此次密談無關的人員，不能通過小橋進入５號樓區域；區域內的人員，也不從此橋外出。
對５號樓內房間裡的擺設和招待，周總理也都一一給予了指示。他對參與接待的負責幹部說：我們歡迎人家來，就得要熱情，否則就太不禮貌，但也不要強加於人。他要求接待人員腦子裡要有一切言行舉止，都要從有利於這次中美高級會晤氣氛出發的意識。
接待負責幹部對參加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員，包括警衛人員、服務人員和司機，均作了嚴格規定：嚴守秘密，保證安全，在執行任務期間不回家，不能往外面打電話，不准做記錄。
也正是因為有如此嚴格的規定，養成了多年記日記習慣的我，記事本里的這幾天是空白的。只是出於工作的安排和事後的總結，我用零散的紙張記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外交部接待組的人員，也被要求不准帶小本子，領導布置的工作只能靠腦子記。
５號樓的部分房間，立即被組織人力粉刷一新。沙發、窗簾和一些家具，也全換了新的，空調等設備也做了全面檢查。基辛格房間的客廳里，增擺了酒台，放了各種中外名酒和香菸等。當然，這些都得到了周總理的指點。
“文化大革命”時期，釣魚台各樓內，都擺放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接待人員也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把這些語錄撤走了。然而出乎接待人員意料的是，後來住在這裡的基辛格一行臨走時，竟特意向我方提出想要《毛澤東選集》。
在中央警衛處一次黨委常委會上，“文革”後直接負責周總理警衛工作的政委楊德中，談起發生在當月的美國桌球隊來華訪問及影響，繼而說：“尼克森最近放出風來，說他的女兒可以到中國來，又說他的老婆可以來，還說他可以自己來……當然，他也可能不來，但他要搭上這條線，要談判。談判，我們是有條件的。”
５月，我又聽了周總理做的國際形勢的報告，其中談到如果美國從台灣撤走，承認一個中國，中美就可以建交。周總理還在報告中談到了外賓接待的問題。６月２３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向中辦有關人員做了三點傳達：尼克森準備來華談判；我方準備和他談；如果談的話將包括哪些內容。
其實在５月中旬，一封基辛格的密函，就幾經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希拉蕊、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巴基斯坦外長、中國駐伊斯蘭瑪巴德大使張彤間的輾轉，送到周總理手中。密函說基辛格將於６月１５日後的某日到北京，“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級官員的第一次會談，要絕對保密。”
接待基辛格秘密來訪的工作，從６月末就悄悄地動起來了，經毛澤東同意，周總理親自部署成立了對美工作領導班子，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負責，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黃華等參加。
周總理還與外交部、民航總局領導議定，派一個“接客”小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接基辛格來華。
“接客”小組分兩部分：領航組由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飛行總隊總隊長徐柏齡、領航員劉志義、報務員王今亮；接待組有負責會談事務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章文晉、翻譯唐聞生，負責日常生活安排的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禮賓司接待處副處長唐龍彬４人。
領航組於７月２日，登上一架專機，秘密飛往拉瓦爾品第；又於７月６日，帶準備運載基辛格的波音７０７飛機試航北京。章文晉、王海容、唐聞生、唐龍彬則先行進釣魚台國賓館，看有關基辛格的新聞紀錄片和介紹美國國家情況的資料，做各種接待準備。
我用零散的紙張記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
５號樓內擺放的“紅寶書”都被撤走了／
以總理名義宴請的菜譜，都由周總理親自審定／
洛德用筷子和中國人一樣熟練，因為他的夫人是華裔
周總理親往釣魚台國賓館，選定了他情有獨鐘的、距北門不遠的５號樓，作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所。“文革”以後，國家元首、兄弟黨一把手級以外的重要外賓，也多數被安排在５號樓或６號樓。
外交部派出的接待班子，就設在了與之毗鄰的４號樓。後來，周總理和葉劍英元帥聽取接待小組的匯報，與毛澤東主席進行聯繫都是在４號樓。周總理選擇在４號樓辦公，我個人考慮大概是出於方便工作。因為４號樓和５號樓的距離很近，他乘車到釣魚台國賓館與基辛格會談，有什麼需要在會談前要交代的事，在４號樓先下車，到樓里交代完了之後，步行就可以到５號樓，走不了幾步路；會談結束有什麼要商議的，也可立即步行到４號樓。而到距離稍遠一點的樓，就還要多一道車輛調度和上上下下的麻煩。
為了確保基辛格一行的安全和秘密來訪的消息不外泄，作為釣魚台國賓館警衛工作負責人的我，根據上級的有關指示，對釣魚台國賓館院內的各哨卡，做了新的部署。
新的部署要求：北門除參加基辛格接待的工作人員外，其他人員一律不准通行。５號樓與６號樓之間的一座小橋，新添設哨位，與此次密談無關的人員，不能通過小橋進入５號樓區域；區域內的人員，也不從此橋外出。
對５號樓內房間裡的擺設和招待，周總理也都一一給予了指示。他對參與接待的負責幹部說：我們歡迎人家來，就得要熱情，否則就太不禮貌，但也不要強加於人。他要求接待人員腦子裡要有一切言行舉止，都要從有利於這次中美高級會晤氣氛出發的意識。
接待負責幹部對參加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員，包括警衛人員、服務人員和司機，均作了嚴格規定：嚴守秘密，保證安全，在執行任務期間不回家，不能往外面打電話，不准做記錄。
也正是因為有如此嚴格的規定，養成了多年記日記習慣的我，記事本里的這幾天是空白的。只是出於工作的安排和事後的總結，我用零散的紙張記上了只有我能看懂的片言。外交部接待組的人員，也被要求不准帶小本子，領導布置的工作只能靠腦子記。
５號樓的部分房間，立即被組織人力粉刷一新。沙發、窗簾和一些家具，也全換了新的，空調等設備也做了全面檢查。基辛格房間的客廳里，增擺了酒台，放了各種中外名酒和香菸等。當然，這些都得到了周總理的指點。
“文化大革命”時期，釣魚台各樓內，都擺放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接待人員也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把這些語錄撤走了。然而出乎接待人員意料的是，後來住在這裡的基辛格一行臨走時，竟特意向我方提出想要《毛澤東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