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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寧錦防線的北段寧錦防線，南起寧遠，北至錦州，以寧遠為後勁、錦州為中堅、大凌河城為前鋒，又以所城、台堡作聯絡，負山阻海，勢踞險要；配以步營、騎營、車營、鋒營、勁營、水營諸兵種，置以紅夷大炮、諸火炮等守具，備以糧餉、馬料、兵械、火藥；並屯田聚民，亦屯亦築，且守且戰，相機進取，從而形成沿關外遼西走廊上，縱深400里，以寧遠為中堅，榆關為後盾，錦州為前鋒，其間中前、前屯、中後、中右、中左、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諸城，形同肩臂，勢如聯珠，新舊城堡，選將設兵，從而形成一道軍事防禦體系，遏制後金軍南進，保衛遼西，駐防寧遠，御守關門，以固京師。
第三部分弔喪修城（2）
關寧錦防線的內涵，以寧錦戰前為例，略析如下：
第一，指揮。明獲寧遠大捷後，遼西指揮，發生變動。時魏忠賢竊權，內監勢焰囂張。天啟帝以「率循舊制、斷在必行」，於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三月初四日決定，特命內臣鎮守：設立鎮守山海關等處太監一員，司禮監秉筆太監、總督忠勇營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左右鎮守太監二員，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分守中軍太監三員，乾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霖、武俊、王蒞朝，仍俱在山海關駐紮。他們任務雖為清查糧食器械數目、官兵馬匹強弱，但奉旨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務要據實直寫密封，不時星馳來奏」。魏忠賢用意在於：內監出鎮，收攬兵柄。聞旨，廷議紛紛，人心惶惶，內外百官，紛上駁疏。兵部尚書王永光疏稱：「邇者寧遠一捷，中外稍稍吐氣。當事者且議裁經略、裁總兵，專任袁崇煥，以一事權。而隨以六內臣擁聚斗大一關，事權不愈棼（fén）乎？萬一袁崇煥瞻回顧望，致誤封疆，則此罪崇煥任之乎？內臣任之乎？」又上疏：「此六臣者，與崇煥等為同乎，為異乎？將為同，則無用往也；使為異，則害有不可言者！」袁崇煥也具疏言：「兵，陰謀而詭道也，從來無數人談兵之理。臣故疏裁總兵，心苦矣。戰守之總兵且恐其多，況內臣而六員乎！」其結果是：君命難違，聖旨必遵。袁崇煥抗疏不允，便善處同內監之關係，曾同內臣劉應坤、紀用及總兵趙率教，並馬巡歷錦州、右屯地帶，所見各城，灰燼之餘，頹垣剩棟，白骨遍野，殘冢依稀，「內臣見所未見，感倍於臣。遂邀鎮臣與祝於北鎮山神，誓圖所以恢復者」。後袁崇煥奏請內監紀用等「移巡閱關外，與袁崇煥料理邊事」。袁巡撫同監軍太監周旋，得到了他們的一些理解。鎮守內監奏報袁崇煥重建的寧錦防線，城勢更高，堡壘更固，設備更嚴，軍力更強，「著著皆實，毫無粉飾」。袁崇煥在極力協和與內監關係的同時，還調整同督、將的關係。
明獲寧遠大捷後，督師王之臣、巡撫袁崇煥、大將滿桂之間，先是「同心戮力，共保寧城」；至是產生「廉藺之隙」。他們或相互參劾，或乞移別鎮，或上疏求去，或面和心異。朝廷擬將滿桂調離寧遠，回任京師。王之臣疏求把滿桂留下，調到山海關。但袁不同意，奏請「乞休」。王之臣也疏請「引避」。廟堂諭言：「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膻；繼因經、撫不和，而河西鞠為蓁（zhēn）莽——覆亡之轍，炯然可鑑。」朝廷鑑於督撫生隙、文武不和的教訓，決定王之臣加銜回兵部，命袁崇煥兼制調度關門兵馬。但是，事過不久，改變主意。朝廷要他們「鑒不和之覆轍，破彼此之藩籬，降志相從，和衷共濟」。經過廷議，袁、王留任，但袁管關外防務，王管關內防務，分轄信地，同功同罪。袁崇煥畢竟是個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靜下來後，從大局出發，知道是自己的不對，於是上奏請再用滿桂，同意將滿桂留任，並願與之和好。六年（1626年）七月，令滿桂為征虜將軍、駐山海關、兼管四路。調總兵趙率教由前屯移駐寧遠，總兵左輔先代居前屯。
明軍遼西諸城官將做出調整，遣將分守。於山海關，由滿桂任征虜將軍，統兵鎮守。於前屯，以其系遼東南路前屯路城，合寧遠衛城，而稱為寧前路，由總兵趙率教帶關內兵馬，出壁前屯，以捍關門，並援寧遠，後改任左輔鎮守前屯。於寧遠，袁崇煥在《戰守布置大局疏》中，做出周詳而切實的部署，甚至對城上設置西洋炮及司炮官員、對街道牌甲的守兵飲食等都做了安排，並將中右所畫入寧遠防守汛地，還將覺華島水師策應做出安排。袁崇煥則駐守寧遠，並率總兵滿桂（後移鎮關門），副總兵王牧民、左輔、劉永昌、朱梅，參將祖大壽，中軍何可綱（又作何可剛）等分信協守。於錦州，由太監紀用和總兵趙率教（後移鎮於此）鎮守。後袁崇煥擢祖大壽為前鋒總兵官，「掛征遼前鋒將軍印，駐錦州」。四月，命原寧夏總兵杜文煥為總兵，調赴寧遠。總兵尤世祿駐錦州，總兵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銜駐大凌河城；滿桂照舊駐關門，節制四鎮及燕河、建昌四路，賜尚方劍，以重事權。當後金兵渡遼河的警報傳來時，明朝迅即調整各將防地，重新部署兵力：命滿桂移鎮前屯，原駐此地侯世祿同三屯總兵孫祖壽移駐山海、宣府，黑雲龍移駐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鎮山海關城。臨戰前，總兵趙率教尚在錦州負責築城，責令他與副將左輔、朱梅，監軍太監紀用等「嬰城固守」。袁崇煥奉命駐寧遠，「居中調度，戰守兼籌」。這些將領久歷戰陣，作戰勇敢，富有經驗。如滿桂、趙率教、左輔、祖大壽等都經歷寧遠血戰，立下軍功。天啟帝稱讚「左輔、祖大壽、朱梅俱久在塞垣，將略素著，兵民倚賴」。
第三部分弔喪修城（2）
關寧錦防線的內涵，以寧錦戰前為例，略析如下：
第一，指揮。明獲寧遠大捷後，遼西指揮，發生變動。時魏忠賢竊權，內監勢焰囂張。天啟帝以「率循舊制、斷在必行」，於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三月初四日決定，特命內臣鎮守：設立鎮守山海關等處太監一員，司禮監秉筆太監、總督忠勇營兼掌御馬監印務劉應坤；左右鎮守太監二員，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分守中軍太監三員，乾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霖、武俊、王蒞朝，仍俱在山海關駐紮。他們任務雖為清查糧食器械數目、官兵馬匹強弱，但奉旨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務要據實直寫密封，不時星馳來奏」。魏忠賢用意在於：內監出鎮，收攬兵柄。聞旨，廷議紛紛，人心惶惶，內外百官，紛上駁疏。兵部尚書王永光疏稱：「邇者寧遠一捷，中外稍稍吐氣。當事者且議裁經略、裁總兵，專任袁崇煥，以一事權。而隨以六內臣擁聚斗大一關，事權不愈棼（fén）乎？萬一袁崇煥瞻回顧望，致誤封疆，則此罪崇煥任之乎？內臣任之乎？」又上疏：「此六臣者，與崇煥等為同乎，為異乎？將為同，則無用往也；使為異，則害有不可言者！」袁崇煥也具疏言：「兵，陰謀而詭道也，從來無數人談兵之理。臣故疏裁總兵，心苦矣。戰守之總兵且恐其多，況內臣而六員乎！」其結果是：君命難違，聖旨必遵。袁崇煥抗疏不允，便善處同內監之關係，曾同內臣劉應坤、紀用及總兵趙率教，並馬巡歷錦州、右屯地帶，所見各城，灰燼之餘，頹垣剩棟，白骨遍野，殘冢依稀，「內臣見所未見，感倍於臣。遂邀鎮臣與祝於北鎮山神，誓圖所以恢復者」。後袁崇煥奏請內監紀用等「移巡閱關外，與袁崇煥料理邊事」。袁巡撫同監軍太監周旋，得到了他們的一些理解。鎮守內監奏報袁崇煥重建的寧錦防線，城勢更高，堡壘更固，設備更嚴，軍力更強，「著著皆實，毫無粉飾」。袁崇煥在極力協和與內監關係的同時，還調整同督、將的關係。
明獲寧遠大捷後，督師王之臣、巡撫袁崇煥、大將滿桂之間，先是「同心戮力，共保寧城」；至是產生「廉藺之隙」。他們或相互參劾，或乞移別鎮，或上疏求去，或面和心異。朝廷擬將滿桂調離寧遠，回任京師。王之臣疏求把滿桂留下，調到山海關。但袁不同意，奏請「乞休」。王之臣也疏請「引避」。廟堂諭言：「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膻；繼因經、撫不和，而河西鞠為蓁（zhēn）莽——覆亡之轍，炯然可鑑。」朝廷鑑於督撫生隙、文武不和的教訓，決定王之臣加銜回兵部，命袁崇煥兼制調度關門兵馬。但是，事過不久，改變主意。朝廷要他們「鑒不和之覆轍，破彼此之藩籬，降志相從，和衷共濟」。經過廷議，袁、王留任，但袁管關外防務，王管關內防務，分轄信地，同功同罪。袁崇煥畢竟是個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靜下來後，從大局出發，知道是自己的不對，於是上奏請再用滿桂，同意將滿桂留任，並願與之和好。六年（1626年）七月，令滿桂為征虜將軍、駐山海關、兼管四路。調總兵趙率教由前屯移駐寧遠，總兵左輔先代居前屯。
明軍遼西諸城官將做出調整，遣將分守。於山海關，由滿桂任征虜將軍，統兵鎮守。於前屯，以其系遼東南路前屯路城，合寧遠衛城，而稱為寧前路，由總兵趙率教帶關內兵馬，出壁前屯，以捍關門，並援寧遠，後改任左輔鎮守前屯。於寧遠，袁崇煥在《戰守布置大局疏》中，做出周詳而切實的部署，甚至對城上設置西洋炮及司炮官員、對街道牌甲的守兵飲食等都做了安排，並將中右所畫入寧遠防守汛地，還將覺華島水師策應做出安排。袁崇煥則駐守寧遠，並率總兵滿桂（後移鎮關門），副總兵王牧民、左輔、劉永昌、朱梅，參將祖大壽，中軍何可綱（又作何可剛）等分信協守。於錦州，由太監紀用和總兵趙率教（後移鎮於此）鎮守。後袁崇煥擢祖大壽為前鋒總兵官，「掛征遼前鋒將軍印，駐錦州」。四月，命原寧夏總兵杜文煥為總兵，調赴寧遠。總兵尤世祿駐錦州，總兵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銜駐大凌河城；滿桂照舊駐關門，節制四鎮及燕河、建昌四路，賜尚方劍，以重事權。當後金兵渡遼河的警報傳來時，明朝迅即調整各將防地，重新部署兵力：命滿桂移鎮前屯，原駐此地侯世祿同三屯總兵孫祖壽移駐山海、宣府，黑雲龍移駐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鎮山海關城。臨戰前，總兵趙率教尚在錦州負責築城，責令他與副將左輔、朱梅，監軍太監紀用等「嬰城固守」。袁崇煥奉命駐寧遠，「居中調度，戰守兼籌」。這些將領久歷戰陣，作戰勇敢，富有經驗。如滿桂、趙率教、左輔、祖大壽等都經歷寧遠血戰，立下軍功。天啟帝稱讚「左輔、祖大壽、朱梅俱久在塞垣，將略素著，兵民倚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