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頁
〔5〕「開放××」指當時一些國民黨政客鼓吹的「開放政權」。
〔6〕徐娘《南史·后妃傳》有關於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記載:「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後來因有「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成語。這裡是指汪精衛。
〔7〕「似戰似和」等語,是諷刺汪精衛等人既想降日又要掩飾投降面目的醜態。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衛在上海答記者問時曾說:「國難如此嚴重,言戰則有喪師失地之虞,言和則有喪權辱國之虞,言不和不戰則兩俱可虞。」
〔8〕「以天下與人易」語見《孟子·滕文公》:「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9〕入火坑汪精衛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答記者問時曾說:「現時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無異投身火坑一樣。我們抱著共赴國難的決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時……,竭誠招邀同志們一齊跳入火坑。」 熱河的戰爭〔2〕開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戰爭的結束的「紀念日」,也快到了。「民族英雄」的肖像〔3〕一次又一次的印刷著,出賣著;而小兵們的血,傷痕,熱烈的心,還要被人糟蹋多少時候?回憶里的炮聲和幾千里外的炮聲,都使得我們帶著無可如何的苦笑,去翻開一本無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幾句「警句」的閒書。這警句是:
「喂,排長,我們到底上那裡去喲?」——其中的一個問。
「走吧。我也不曉得。」
「丟那媽,死光就算了,走什麼!」
「不要吵,服從命令!」
「丟那媽的命令!」
然而丟那媽歸丟那媽,命令還是命令,走也當然還是走。四點鐘的時候,中山路復歸於沉寂,風和葉兒沙沙的響,月亮躲在青灰色的雲海里,睡著,依舊不管人類的事。
這樣,十九路軍就向西退去。
(黃震遐:《大上海的毀滅》。〔4〕)
什麼時候「丟那媽」和「命令」不是這樣各歸各,那就得救了。
不然呢?還有「警句」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十九路軍打,是告訴我們說,除掉空說以外,還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軍勝利,只能增加我們苟且,偷安與驕傲的迷夢!
十九路軍死,是警告我們活得可憐,無趣!
十九路軍失敗,才告訴我們非努力,還是做奴隸的好!
(見同書。)
這是警告我們,非革命,則一切戰爭,命里註定的必然要失敗。現在,主戰是人人都會的了——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軍的經驗: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勝,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剛剛適宜的辦法是失敗。「民族英雄」對於戰爭的祈禱是這樣的。而戰爭又的確是他們在指揮著,這指揮權是不肯讓給別人的。戰爭,禁得起主持的人預定著打敗仗的計畫麼?好像戲台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後台約定了的。嗚呼,我們的「民族英雄」!
二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2〕熱河的戰爭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軍繼攻陷山海關後,又進攻熱河省。
〔3〕族英雄」的肖像指當時上海印售的馬占山、蔣光鼐、蔡廷鍇等抵抗過日本侵略軍的國民黨將領的像片。
〔4〕黃震遐(1907—1974)廣東南海人,「民族主義文學」的骨幹分子。《大上海的毀滅》,一部取材於一二八上海戰爭,誇張日本武力,宣揚失敗主義的小說;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起連載於上海《大晚報》,後由大晚報社出版單行本。 「詞的解放」〔2〕已經有過專號,詞裡可以罵娘,還可以「打打麻將」。
曲為什麼不能解放,也來混帳混帳?不過,「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後台戲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詩人溫柔敦厚〔3〕之旨,至於平仄不調,聲律乖謬,還在其次。《平津會》雜劇
(生上):連台好戲不尋常:攘外期間安內忙。只恨熱湯〔4〕滾得快,未敲鑼鼓已收場。(唱):〔短柱天淨紗〕〔5〕熱湯混帳——逃亡!
裝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模仿中央榜樣:——整裝西望,
商量奔向咸陽。
(生):你你你……低聲!你看咱們那湯兒呀,他那裡無心串演,我這裡有口難分,一齣好戲,就此糟糕,好不麻煩人也!
(旦):那有什麼:再來一出「查辦」〔6〕好了。咱們一夫一婦,一正一副,也還夠唱的。
(生):好罷!(唱):〔顛倒陽春曲〕〔7〕人前指定可憎張〔8〕,罵一聲,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裡算甚糊塗帳?
只不過假裝腔,
便罵罵又何妨?
(丑攜包裹急上):阿呀呀,噲噲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兒呀,你這麼心慌!你應當在前面多擋這麼幾擋,讓我們好收拾收拾。(唱):〔顛倒陽春曲〕背人摟定可憐湯,罵一聲,枉抵抗。
戲台上露甚慌張相?
只不過理行裝,
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們倒要理行裝!我的行裝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兒快快走扶桑〔9〕,(生):雷厲風行查辦忙。
(丑):如此犧牲還值得,堂堂大漢有風光。(同下。)三月九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2〕「詞的解放」一九三三年曾今可在他主編的《新時代月刊》上提倡所謂「解放詞」,該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詞的解放運動專號」,其中載有他作的《畫堂春》:「一年開始日初長,客來慰我淒涼;偶然消遣本無妨,打打麻將。都喝乾杯中酒,國家事管他娘;樽前猶幸有紅妝,但不能狂。」
〔3〕溫柔敦厚語見《禮記·經解》:「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4〕熱湯雙關語,指當時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軍進攻熱河時他倉皇逃跑。日軍於三月四日僅以一百餘人的兵力就占領了當時的省會承德。
〔5〕短柱天淨紗短柱,詞曲中一種翻新出奇的調式,通篇一句兩韻或兩字一韻。《天淨紗》是「越調」中的曲牌名。〔6〕「查辦」熱河失陷後,為了逃避人民的譴責,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決議將湯玉麟「免職查辦」,八日又下令「徹查嚴緝究辦」湯玉麟。
〔7〕顛倒陽春曲《陽春曲》一名《喜春來》,是「中呂調」中的曲牌名。作者在《陽春曲》前用「顛倒」二字,含有詼諧、諷刺的意味。
〔8〕張指張學良。熱河失陷後,蔣介石曾把失地責任委罪於張學良。參看本卷第148頁注〔1〕。
〔9〕扶桑據《南史·東夷傳》:「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舊時我國常以「扶桑」指稱日本。 李頓報告書〔2〕採用了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這是值得感謝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電報已經「謹代表京市七十萬民眾敬致慰念之忱」,稱他「不僅為中國好友,且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義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了。
然而李頓也應當感謝中國才好:第一,假使中國沒有「國際合作學說」,李頓爵士就很難找著適當的措辭來表示他的意思。豈非共管沒有了學理上的根據?第二,李頓爵士自己說的:「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他就更應當對於中國當局的這種苦心孤詣表示誠懇的敬意。
但是,李頓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說(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電),卻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前途,似繫於如何,何時及何人對於如此偉大人力予以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日內瓦〔3〕乎,莫斯科乎?」還有一個是:「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但若日本堅持其現行政策,而日內瓦失敗,則中國縱非所願,亦將變更其傾向矣。」這兩個問題都有點兒侮辱中國的國家人格。國家者政府也。李頓說中國還沒有「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甚至於還會變更其對於日內瓦之傾向!這豈不是不相信中國國家對於國聯的忠心,對於日本的苦心?
為著中國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光榮起見,我們要想答覆李頓爵士已經好多天了,只是沒有相當的文件。這使人苦悶得很。今天突然在報紙上發見了一件寶貝,可以拿來答覆李大人:這就是「漢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這裡可以找著「鐵一樣的事實」,來反駁李大人的懷疑。
例如這布告(原文見《申報》三月一日漢口專電)說:「在外資下勞力之勞工,如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應稟請我主管機關代表為交涉或救濟,絕對不得直接交涉,違者拿辦,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種手段,構成嚴重事態者,處死刑。」這是說外國資本家遇見「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可以直接任意辦理,而勞工方面如此這般者……就要處死刑。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就只剩得「用國家意識統一了的」勞工了。因為凡是違背這「意識」的,都要請他離開中國的「國家」——到陰間去。李大人難道還能夠說中國當局不是「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麼?
再則統一這個「統一力量」的,當然是日內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這是李頓大人自己說的。我們這種傾向十二萬分的堅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說:「如有jian民流痞受人誘買勾串,或直受驅使,或假託名義,以圖破壞秩序安寧,與構成其他不利於我國家社會之重大犯行者,殺無赦。」這是保障「日內瓦傾向」的堅決手段,所謂「雖流血亦所不辭」。而且「日內瓦」是講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國兩年以來都沒有抵抗,因為抵抗就要破壞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國也不過裝出擋擋炸彈槍炮的姿勢;最近的熱河事變,中國方面也同樣的盡在「縮短陣線」〔4〕。不但如此,中國方面埋頭剿匪,已經宣誓在一兩個月內肅清匪共,「暫時」不管熱河。這一切都是要證明「日本……見中國南方共產潮流漸起,為之焦慮」〔5〕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無須親自出馬。中國方面這樣辛苦的忍耐的工作著,無非是為著要感動日本,使它悔悟,達到遠東永久和平的目的,國際資本可以在這裡分工合作。而李頓爵士要還懷疑中國會「變更其傾向」,這就未免太冤枉了。
總之,「處死刑,殺無赦」,是回答李頓爵士的懷疑的歷史文件。請放心罷,請扶助罷。
三月七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干。
〔2〕李頓報告書李頓(V.Lytton,1876—1947),英國貴族。一九三二年四月,國際聯盟派他率領調查團,到我國東北調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發表所謂《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也稱《李頓報告書》),其中竟說日本在中國東北有「不容漠視」的「權利」及「利益」。日本侵入東北,是因為中國社會內部「紊亂」和中國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損害」;是由於蘇聯之「擴張」及「中國共產黨之發展」使日本「憂慮」。在《報告書》的第九章中,把孫中山早年關於引進外國技術、資金以幫助中國開發建設的主張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內部建設」,實際上是主張由帝國主義共同瓜分中國。《報告書》還荒謬地提出使東北從中國分割出去的「滿洲自治」主張。當時國民黨政府竟稱這一報告「明白公允」,對《報告書》原則表示接受。
〔6〕徐娘《南史·后妃傳》有關於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記載:「徐娘雖老,猶尚多情。」後來因有「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成語。這裡是指汪精衛。
〔7〕「似戰似和」等語,是諷刺汪精衛等人既想降日又要掩飾投降面目的醜態。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衛在上海答記者問時曾說:「國難如此嚴重,言戰則有喪師失地之虞,言和則有喪權辱國之虞,言不和不戰則兩俱可虞。」
〔8〕「以天下與人易」語見《孟子·滕文公》:「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9〕入火坑汪精衛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答記者問時曾說:「現時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無異投身火坑一樣。我們抱著共赴國難的決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時……,竭誠招邀同志們一齊跳入火坑。」 熱河的戰爭〔2〕開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戰爭的結束的「紀念日」,也快到了。「民族英雄」的肖像〔3〕一次又一次的印刷著,出賣著;而小兵們的血,傷痕,熱烈的心,還要被人糟蹋多少時候?回憶里的炮聲和幾千里外的炮聲,都使得我們帶著無可如何的苦笑,去翻開一本無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幾句「警句」的閒書。這警句是:
「喂,排長,我們到底上那裡去喲?」——其中的一個問。
「走吧。我也不曉得。」
「丟那媽,死光就算了,走什麼!」
「不要吵,服從命令!」
「丟那媽的命令!」
然而丟那媽歸丟那媽,命令還是命令,走也當然還是走。四點鐘的時候,中山路復歸於沉寂,風和葉兒沙沙的響,月亮躲在青灰色的雲海里,睡著,依舊不管人類的事。
這樣,十九路軍就向西退去。
(黃震遐:《大上海的毀滅》。〔4〕)
什麼時候「丟那媽」和「命令」不是這樣各歸各,那就得救了。
不然呢?還有「警句」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十九路軍打,是告訴我們說,除掉空說以外,還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軍勝利,只能增加我們苟且,偷安與驕傲的迷夢!
十九路軍死,是警告我們活得可憐,無趣!
十九路軍失敗,才告訴我們非努力,還是做奴隸的好!
(見同書。)
這是警告我們,非革命,則一切戰爭,命里註定的必然要失敗。現在,主戰是人人都會的了——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軍的經驗: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勝,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剛剛適宜的辦法是失敗。「民族英雄」對於戰爭的祈禱是這樣的。而戰爭又的確是他們在指揮著,這指揮權是不肯讓給別人的。戰爭,禁得起主持的人預定著打敗仗的計畫麼?好像戲台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後台約定了的。嗚呼,我們的「民族英雄」!
二月二十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2〕熱河的戰爭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軍繼攻陷山海關後,又進攻熱河省。
〔3〕族英雄」的肖像指當時上海印售的馬占山、蔣光鼐、蔡廷鍇等抵抗過日本侵略軍的國民黨將領的像片。
〔4〕黃震遐(1907—1974)廣東南海人,「民族主義文學」的骨幹分子。《大上海的毀滅》,一部取材於一二八上海戰爭,誇張日本武力,宣揚失敗主義的小說;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起連載於上海《大晚報》,後由大晚報社出版單行本。 「詞的解放」〔2〕已經有過專號,詞裡可以罵娘,還可以「打打麻將」。
曲為什麼不能解放,也來混帳混帳?不過,「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後台戲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詩人溫柔敦厚〔3〕之旨,至於平仄不調,聲律乖謬,還在其次。《平津會》雜劇
(生上):連台好戲不尋常:攘外期間安內忙。只恨熱湯〔4〕滾得快,未敲鑼鼓已收場。(唱):〔短柱天淨紗〕〔5〕熱湯混帳——逃亡!
裝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模仿中央榜樣:——整裝西望,
商量奔向咸陽。
(生):你你你……低聲!你看咱們那湯兒呀,他那裡無心串演,我這裡有口難分,一齣好戲,就此糟糕,好不麻煩人也!
(旦):那有什麼:再來一出「查辦」〔6〕好了。咱們一夫一婦,一正一副,也還夠唱的。
(生):好罷!(唱):〔顛倒陽春曲〕〔7〕人前指定可憎張〔8〕,罵一聲,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裡算甚糊塗帳?
只不過假裝腔,
便罵罵又何妨?
(丑攜包裹急上):阿呀呀,噲噲不得了了!
(旦抱丑介):我兒呀,你這麼心慌!你應當在前面多擋這麼幾擋,讓我們好收拾收拾。(唱):〔顛倒陽春曲〕背人摟定可憐湯,罵一聲,枉抵抗。
戲台上露甚慌張相?
只不過理行裝,
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你們倒要理行裝!我的行裝先就不全了,你瞧。(指包裹介。)
(旦):我兒快快走扶桑〔9〕,(生):雷厲風行查辦忙。
(丑):如此犧牲還值得,堂堂大漢有風光。(同下。)三月九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2〕「詞的解放」一九三三年曾今可在他主編的《新時代月刊》上提倡所謂「解放詞」,該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出版「詞的解放運動專號」,其中載有他作的《畫堂春》:「一年開始日初長,客來慰我淒涼;偶然消遣本無妨,打打麻將。都喝乾杯中酒,國家事管他娘;樽前猶幸有紅妝,但不能狂。」
〔3〕溫柔敦厚語見《禮記·經解》:「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4〕熱湯雙關語,指當時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軍進攻熱河時他倉皇逃跑。日軍於三月四日僅以一百餘人的兵力就占領了當時的省會承德。
〔5〕短柱天淨紗短柱,詞曲中一種翻新出奇的調式,通篇一句兩韻或兩字一韻。《天淨紗》是「越調」中的曲牌名。〔6〕「查辦」熱河失陷後,為了逃避人民的譴責,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決議將湯玉麟「免職查辦」,八日又下令「徹查嚴緝究辦」湯玉麟。
〔7〕顛倒陽春曲《陽春曲》一名《喜春來》,是「中呂調」中的曲牌名。作者在《陽春曲》前用「顛倒」二字,含有詼諧、諷刺的意味。
〔8〕張指張學良。熱河失陷後,蔣介石曾把失地責任委罪於張學良。參看本卷第148頁注〔1〕。
〔9〕扶桑據《南史·東夷傳》:「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舊時我國常以「扶桑」指稱日本。 李頓報告書〔2〕採用了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國際合作以開發中國的計劃」,這是值得感謝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電報已經「謹代表京市七十萬民眾敬致慰念之忱」,稱他「不僅為中國好友,且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義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了。
然而李頓也應當感謝中國才好:第一,假使中國沒有「國際合作學說」,李頓爵士就很難找著適當的措辭來表示他的意思。豈非共管沒有了學理上的根據?第二,李頓爵士自己說的:「南京本可歡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產潮流」,他就更應當對於中國當局的這種苦心孤詣表示誠懇的敬意。
但是,李頓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說(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電),卻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中國前途,似繫於如何,何時及何人對於如此偉大人力予以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日內瓦〔3〕乎,莫斯科乎?」還有一個是:「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但若日本堅持其現行政策,而日內瓦失敗,則中國縱非所願,亦將變更其傾向矣。」這兩個問題都有點兒侮辱中國的國家人格。國家者政府也。李頓說中國還沒有「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甚至於還會變更其對於日內瓦之傾向!這豈不是不相信中國國家對於國聯的忠心,對於日本的苦心?
為著中國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光榮起見,我們要想答覆李頓爵士已經好多天了,只是沒有相當的文件。這使人苦悶得很。今天突然在報紙上發見了一件寶貝,可以拿來答覆李大人:這就是「漢口警部三月一日的布告」。這裡可以找著「鐵一樣的事實」,來反駁李大人的懷疑。
例如這布告(原文見《申報》三月一日漢口專電)說:「在外資下勞力之勞工,如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應稟請我主管機關代表為交涉或救濟,絕對不得直接交涉,違者拿辦,或受人利用,故意以此種手段,構成嚴重事態者,處死刑。」這是說外國資本家遇見「勞資間有未解決之正當問題」,可以直接任意辦理,而勞工方面如此這般者……就要處死刑。這樣一來,我們中國就只剩得「用國家意識統一了的」勞工了。因為凡是違背這「意識」的,都要請他離開中國的「國家」——到陰間去。李大人難道還能夠說中國當局不是「國家意識的統一力量」麼?
再則統一這個「統一力量」的,當然是日內瓦,而不是莫斯科。「中國現在傾向日內瓦」,——這是李頓大人自己說的。我們這種傾向十二萬分的堅定,例如那布告上也說:「如有jian民流痞受人誘買勾串,或直受驅使,或假託名義,以圖破壞秩序安寧,與構成其他不利於我國家社會之重大犯行者,殺無赦。」這是保障「日內瓦傾向」的堅決手段,所謂「雖流血亦所不辭」。而且「日內瓦」是講世界和平的,因此,中國兩年以來都沒有抵抗,因為抵抗就要破壞和平;直到一二八,中國也不過裝出擋擋炸彈槍炮的姿勢;最近的熱河事變,中國方面也同樣的盡在「縮短陣線」〔4〕。不但如此,中國方面埋頭剿匪,已經宣誓在一兩個月內肅清匪共,「暫時」不管熱河。這一切都是要證明「日本……見中國南方共產潮流漸起,為之焦慮」〔5〕是不必的,日本很可以無須親自出馬。中國方面這樣辛苦的忍耐的工作著,無非是為著要感動日本,使它悔悟,達到遠東永久和平的目的,國際資本可以在這裡分工合作。而李頓爵士要還懷疑中國會「變更其傾向」,這就未免太冤枉了。
總之,「處死刑,殺無赦」,是回答李頓爵士的懷疑的歷史文件。請放心罷,請扶助罷。
三月七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申報·自由談》,署名干。
〔2〕李頓報告書李頓(V.Lytton,1876—1947),英國貴族。一九三二年四月,國際聯盟派他率領調查團,到我國東北調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十月二日發表所謂《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也稱《李頓報告書》),其中竟說日本在中國東北有「不容漠視」的「權利」及「利益」。日本侵入東北,是因為中國社會內部「紊亂」和中國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損害」;是由於蘇聯之「擴張」及「中國共產黨之發展」使日本「憂慮」。在《報告書》的第九章中,把孫中山早年關於引進外國技術、資金以幫助中國開發建設的主張加以歪曲引用,提出「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內部建設」,實際上是主張由帝國主義共同瓜分中國。《報告書》還荒謬地提出使東北從中國分割出去的「滿洲自治」主張。當時國民黨政府竟稱這一報告「明白公允」,對《報告書》原則表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