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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日。 前日某報載某君述長春歸客的談話，說：日人在偽國已經完成「專賣鴉片」和「統一幣制」的兩大政策。這兩件事，從前在老張小張時代，大家認為無法整理，現在他們一舉手之間，辦得有頭有緒。所以某君嘆息道：「愚嘗與東北人士論幣制紊亂之害，咸以積重難返，諉為難辦；何以日人一剎那間，即畢乃事？『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為國人一大病根！」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麼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於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涌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諉為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
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國滅種』的『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當時任暨南大學教授和《濤聲》周刊主編。
〔３〕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項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內閣總理大臣；辛亥革命後，於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後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大總統職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復辟帝制，稱「洪憲」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國人民聲討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二次革命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的果實後，蓄謀復辟，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殺害革命黨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發動討袁戰爭，稱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袁世凱所打敗。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更加瘋狂地捕殺革命黨人，並頒布「附亂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國民公僕」袁世凱在竊取中華民國總統職位時，曾自稱是「國民一分子」，並說過「總統向稱公僕」等話。〔６〕「軍政執法處」袁世凱設立的專事捕殺革命者和愛國人民的特務機關。
〔７〕舊皇帝指清朝宣統皇帝溥儀（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與清廷談判議決，對退位後的清帝給以優待，仍保留其皇帝稱號。袁世凱復辟帝制時，曾「申令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 這位木齋先生對我有兩種誤解，和我的意見有一點不同。
第一是關於「文」的界說。我的這篇雜感，是由《大晚報》副刊上的《惡癖》而來的，而那篇中所舉的文人，都是小說作者。這事木齋先生明明知道，現在混而言之者，大約因為作文要緊，顧不及這些了罷，《第四種人》這題目，也實在時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詔」。我現在作一個無聊的聲明：何家干誠然就是魯迅，但並沒有做皇帝。不過好在這樣誤解的人們也並不多。
意見不同之點，是：凡有所指責時，木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內為「風涼話」；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內為「風涼話」，如身居上海，而責北平的學生應該赴難，至少是不逃難之類〔８〕。
但由這一篇文章，我可實在得了很大的益處。就是：凡有指摘社會全體的癥結的文字，論者往往謂之「罵人」。先前我是很以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們的意見，是認為這類文章，決不含自己在內，因為如果兼包自己，是應該自下罪己詔的，現在沒有詔書而有攻擊，足見所指責的全是別人了，於是乎謂之「罵」。且從而群起而罵之，使其人背著一切所指摘的癥結，沉入深淵，而天下於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指《大晚報·辣椒與橄欖》上張若谷的《惡癖》一文，原文見本篇「備考」。
〔３〕宮地嘉六（１８８４—１９５８）日本小說家。工人出身，曾從事工人運動。作品有《煤煙的臭味》、《一個工人的筆記》等。〔４〕金子洋文日本小說家、劇作家。早期曾參加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作品有小說《地獄》、劇本《槍火》等。〔５〕《子夜》長篇小說，茅盾著。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６〕「偃武修文」語見《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
〔７〕文星即文曲星，又稱文昌星，舊時傳說中主宰文運的星宿。
〔８〕周木齋指責學生逃難的話，參看本卷第１０頁注〔５〕。 記得有一次跟著一位北方朋友上天津點心館子裡去，坐定了以後，堂倌跑過來問道：「老鄉！吃些什麼東西？」
「兩盤鍋貼兒！」那位北方朋友用純粹的北方口音說。
隨著鍋貼兒端來的，是一盆辣椒。
我看見那位北方朋友把鍋貼和著多量的辣椒津津有味的送進嘴裡去，觸起了我的好奇心，探險般的把一個鍋貼悄悄的蘸上一點兒辣椒，送下肚去，只覺得舌尖頓時麻木得失了知覺，喉間癢辣得怪難受，眼眶裡不自主涌著淚水，這時，我大大的感覺到痛苦。
那位北方朋友看見了我這個樣子，大笑了起來，接著他告訴我，北方人的善吃辣椒是出於天性，他們是抱著「飯菜可以不要，辣椒不能不吃」的主義的；他們對於辣椒已經是仿佛吸鴉片似的上了癮！還有北方人自小在母親懷裡，大哭的時候，倘使母親拿一隻辣茄子給小兒咬，很靈驗的可以立止大哭……現在的中國，仿佛是一個大哭時的北方嬰孩，倘使要制止他討厭的哭聲，只要多多的給辣茄子他咬。
中國的人們，等於我的那位北方朋友，不吃辣椒是不會興奮的！
三月十二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 事實常沒有字面這麼好看。
例如這《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現在叫作《自由談》，總算我們是這麼自由地在這裡談著。
又例如這回北平的遷移古物〔２〕和不准大學生逃難〔３〕，發令的有道理，批評的也有道理，不過這都是些字面，並不是精髓。
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禹是一條蟲〔４〕，那時的話我們且不談罷，至於商周時代，這地方卻確是已經有了的。為什麼倒撇下不管，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大學生雖然是「中堅分子」，然而沒有市價，假使歐美的市場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會裝了箱子，用專車和古物一同運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國銀行的保險柜子裡藏起來的。
但大學生卻多而新，惜哉！
費話不如少說，只剝崔顥〔５〕《黃鶴樓》詩以吊之，曰——闊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６〕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
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
一月三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北平的遷移古物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關後，國民黨政府以「減少日軍目標」為理由，慌忙將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從北平運至南京、上海。〔３〕不准大學生逃難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電令北平各大學：「據各報載榆關告緊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學生為國民中堅分子，詎容妄自驚擾，敗壞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４〕禹是一條蟲這是顧頡剛在一九二三年討論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對禹作考證時，曾以《說文解字》訓「禹」為「蟲」作根據，提出禹是「蜥蜴之類」的「蟲」的推斷。（見《古史辨》第一冊六十三頁）
〔５〕崔顥（？—７５４）汴州（今河南開封）人，唐代詩人。他的《黃鶴樓》詩原文為：「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睛川歷歷漢陽樹，芳糙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８〕文化城一九三二年十月間，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軍進逼關內，華北危急時，向國民黨政府呈送意見書，以北平保存有「寄付著國家命脈，國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國各種學問的專門學者，大多薈萃在北平」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為文化城」，將「北平的軍事設備挪開」，用不設防來求得北平免遭日軍炮火。這實際上迎合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斯德丁〔７〕實在不可以代表整個的日耳曼的，北方也實在不可以代表全中國。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卻是事實，也實在沒有法子想。
吸鴉片的父母生育出來的嬰孩，也有菸癮，是的確的。
然而嗜辣椒的父母生育出來的嬰孩，卻沒有辣椒癮，和嗜醋者的孩子，沒有醋癮相同。這也是事實，無論誰都沒有法子想。
凡事實，靠發少爺脾氣是還是改不過來的。格里萊阿〔８〕說地球在迴旋，教徒要燒死他，他怕死，將主張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迴旋。為什麼呢？就因為地球是實在在迴旋的緣故。
所以，即使我不反對，倘將辣椒塞在哭著的北方（！）
孩子的嘴裡，他不但不止，還要哭得更加利害的。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豈獨「病根」而已哉！中華民族的滅亡和中華民國的顛覆，也就在這肺癆病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麼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於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的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所以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應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時期的掃蕩舊勢力。
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涌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孫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來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凱拿大權，天天殺黨人，甚至連十五六歲的孩子都要殺；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諉為難辦」。其惡勢力一直注到現在。
這種反常狀態，我名之曰「殺錯了人」。我常和朋友說：「不流血的革命是沒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錯了人。
早殺溥儀，多殺鄭孝胥之流，方是邦國之大幸。若亂殺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喪社會元氣，就可以得『亡國滅種』的『眼前報』。」
《自由談》，四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當時任暨南大學教授和《濤聲》周刊主編。
〔３〕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項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內閣總理大臣；辛亥革命後，於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後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正式大總統職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復辟帝制，稱「洪憲」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國人民聲討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二次革命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的果實後，蓄謀復辟，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殺害革命黨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發動討袁戰爭，稱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袁世凱所打敗。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更加瘋狂地捕殺革命黨人，並頒布「附亂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國民公僕」袁世凱在竊取中華民國總統職位時，曾自稱是「國民一分子」，並說過「總統向稱公僕」等話。〔６〕「軍政執法處」袁世凱設立的專事捕殺革命者和愛國人民的特務機關。
〔７〕舊皇帝指清朝宣統皇帝溥儀（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與清廷談判議決，對退位後的清帝給以優待，仍保留其皇帝稱號。袁世凱復辟帝制時，曾「申令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 這位木齋先生對我有兩種誤解，和我的意見有一點不同。
第一是關於「文」的界說。我的這篇雜感，是由《大晚報》副刊上的《惡癖》而來的，而那篇中所舉的文人，都是小說作者。這事木齋先生明明知道，現在混而言之者，大約因為作文要緊，顧不及這些了罷，《第四種人》這題目，也實在時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詔」。我現在作一個無聊的聲明：何家干誠然就是魯迅，但並沒有做皇帝。不過好在這樣誤解的人們也並不多。
意見不同之點，是：凡有所指責時，木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內為「風涼話」；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內為「風涼話」，如身居上海，而責北平的學生應該赴難，至少是不逃難之類〔８〕。
但由這一篇文章，我可實在得了很大的益處。就是：凡有指摘社會全體的癥結的文字，論者往往謂之「罵人」。先前我是很以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們的意見，是認為這類文章，決不含自己在內，因為如果兼包自己，是應該自下罪己詔的，現在沒有詔書而有攻擊，足見所指責的全是別人了，於是乎謂之「罵」。且從而群起而罵之，使其人背著一切所指摘的癥結，沉入深淵，而天下於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指《大晚報·辣椒與橄欖》上張若谷的《惡癖》一文，原文見本篇「備考」。
〔３〕宮地嘉六（１８８４—１９５８）日本小說家。工人出身，曾從事工人運動。作品有《煤煙的臭味》、《一個工人的筆記》等。〔４〕金子洋文日本小說家、劇作家。早期曾參加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作品有小說《地獄》、劇本《槍火》等。〔５〕《子夜》長篇小說，茅盾著。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６〕「偃武修文」語見《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
〔７〕文星即文曲星，又稱文昌星，舊時傳說中主宰文運的星宿。
〔８〕周木齋指責學生逃難的話，參看本卷第１０頁注〔５〕。 記得有一次跟著一位北方朋友上天津點心館子裡去，坐定了以後，堂倌跑過來問道：「老鄉！吃些什麼東西？」
「兩盤鍋貼兒！」那位北方朋友用純粹的北方口音說。
隨著鍋貼兒端來的，是一盆辣椒。
我看見那位北方朋友把鍋貼和著多量的辣椒津津有味的送進嘴裡去，觸起了我的好奇心，探險般的把一個鍋貼悄悄的蘸上一點兒辣椒，送下肚去，只覺得舌尖頓時麻木得失了知覺，喉間癢辣得怪難受，眼眶裡不自主涌著淚水，這時，我大大的感覺到痛苦。
那位北方朋友看見了我這個樣子，大笑了起來，接著他告訴我，北方人的善吃辣椒是出於天性，他們是抱著「飯菜可以不要，辣椒不能不吃」的主義的；他們對於辣椒已經是仿佛吸鴉片似的上了癮！還有北方人自小在母親懷裡，大哭的時候，倘使母親拿一隻辣茄子給小兒咬，很靈驗的可以立止大哭……現在的中國，仿佛是一個大哭時的北方嬰孩，倘使要制止他討厭的哭聲，只要多多的給辣茄子他咬。
中國的人們，等於我的那位北方朋友，不吃辣椒是不會興奮的！
三月十二日，《大晚報》副刊《辣椒與橄欖》。 事實常沒有字面這麼好看。
例如這《自由談》，其實是不自由的，現在叫作《自由談》，總算我們是這麼自由地在這裡談著。
又例如這回北平的遷移古物〔２〕和不准大學生逃難〔３〕，發令的有道理，批評的也有道理，不過這都是些字面，並不是精髓。
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禹是一條蟲〔４〕，那時的話我們且不談罷，至於商周時代，這地方卻確是已經有了的。為什麼倒撇下不管，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
大學生雖然是「中堅分子」，然而沒有市價，假使歐美的市場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會裝了箱子，用專車和古物一同運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國銀行的保險柜子裡藏起來的。
但大學生卻多而新，惜哉！
費話不如少說，只剝崔顥〔５〕《黃鶴樓》詩以吊之，曰——闊人已騎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６〕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專車隊隊前門站，晦氣重重大學生。
日薄榆關何處抗，煙花場上沒人驚。
一月三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北平的遷移古物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侵占山海關後，國民黨政府以「減少日軍目標」為理由，慌忙將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從北平運至南京、上海。〔３〕不准大學生逃難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電令北平各大學：「據各報載榆關告緊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學生為國民中堅分子，詎容妄自驚擾，敗壞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４〕禹是一條蟲這是顧頡剛在一九二三年討論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對禹作考證時，曾以《說文解字》訓「禹」為「蟲」作根據，提出禹是「蜥蜴之類」的「蟲」的推斷。（見《古史辨》第一冊六十三頁）
〔５〕崔顥（？—７５４）汴州（今河南開封）人，唐代詩人。他的《黃鶴樓》詩原文為：「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睛川歷歷漢陽樹，芳糙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８〕文化城一九三二年十月間，北平文教界江瀚等三十多人，在日軍進逼關內，華北危急時，向國民黨政府呈送意見書，以北平保存有「寄付著國家命脈，國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國各種學問的專門學者，大多薈萃在北平」為理由，要求「明定北平為文化城」，將「北平的軍事設備挪開」，用不設防來求得北平免遭日軍炮火。這實際上迎合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斯德丁〔７〕實在不可以代表整個的日耳曼的，北方也實在不可以代表全中國。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卻是事實，也實在沒有法子想。
吸鴉片的父母生育出來的嬰孩，也有菸癮，是的確的。
然而嗜辣椒的父母生育出來的嬰孩，卻沒有辣椒癮，和嗜醋者的孩子，沒有醋癮相同。這也是事實，無論誰都沒有法子想。
凡事實，靠發少爺脾氣是還是改不過來的。格里萊阿〔８〕說地球在迴旋，教徒要燒死他，他怕死，將主張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迴旋。為什麼呢？就因為地球是實在在迴旋的緣故。
所以，即使我不反對，倘將辣椒塞在哭著的北方（！）
孩子的嘴裡，他不但不止，還要哭得更加利害的。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