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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稅制的實施成效非常顯著，在這項制度執行的第一年——1994年，中央的財政收入比上一年猛增200%，在全國財政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財政支出在全國總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比上年只增加2%。
分稅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個轉折性的事件，它帶來的最重要的結果，是中央在經濟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獲得主動權。從1995年到朱鎔基退任的2004年，中央財政收入平均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52%，但財政支出平均只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30%。
在制度原理上，分稅制是一項聯邦財稅制度，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均採用不同形式的分稅制，然而這一制度在中國卻發生“變異”，成了中央實現經濟集權的手段。作為分稅制的首倡者之一，吳敬璉在晚年對這一制度的實行現狀非常不滿，在他看來，推行分稅制的前提是必須清晰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支出分配，然而這兩項都被刻意地“迴避”了。187
首先是事權不清，特別是中央政府，將公共服務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轉嫁到了縣以及縣以下的政府頭上，以2004年為例，地方財政收入在全國財政總收入中約占45%，但財政支出卻約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約72%。在教育事業費上，中央財政支出219.64億元，而地方財政支出3146.30億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會保障補助方面，地方財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農支出是中央的10倍。在中央上收省里的部分稅權的同時，地方也上行下效。省里上收地市政府的財政稅收，而地市一級就上收縣鄉財政稅收，其結果是，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權只餘下不到17%的水平，卻要負擔80%的民生和絕大部分公共事務的支出。由於“支出責任”的過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變成“企業”去賺錢。
其次是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將大部分稅收持於手中，卻不公開財政支出細目，拒絕建立對話協商機制，應轉移到地方的那部分從來不與地方討論，不接受監督，而是以“項目建設”的方式落實，投資及決策權力集中於國務院的發展改革委員會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毫無話語權，只好在北京設立“駐京辦”，出現了所謂“跑部錢進”的惡劣局面。地方一“跑部”，中央的權威當然就至高無上了。
這兩個問題，直白地說就是：地方把大部分的錢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錢卻越來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錢收上來了，但怎麼花卻從不跟地方商量。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指出，政治權力制度在更宏觀的層面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188基於聯邦政體的分稅制在中央集權政體的中國發生“變異”，正是這一規則的生動體現。
1998年的“三駕馬車”
1998年3月，朱鎔基當選新一屆的國務院總理。在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即席慷慨發言，宣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正是在這一年，他為日後的中國經濟打造出了“三駕馬車”。
從1997年夏季開始，美國的對沖基金狙擊亞洲各國貨幣，引爆“亞洲金融危機”，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及韓國的資本市場相繼失守，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中產階級財產分別縮水50%、61%和37%，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和泰國的居民資產則跌去了44%、43%和41%。金融風暴肆虐周邊各國和地區，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產業經濟和民眾心態，股市陷入低迷，消費市場更是一派蕭條，到1997年中期，全國的工業庫存產品總值超過了3萬億元，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現象。朱鎔基曾在會議上承認，95%的工業品都是供大於求，“東西多了，沒有不多的”。更讓人擔憂的是，當時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總數達到了創紀錄的1275萬人，其中只有少數人找到了新工作。1998年6月，長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個省市受災，死亡數千人，經濟損失巨大。在金融危機和天災的雙重打壓下，中國出現了自1988年之後的又一次大蕭條。
正是在這種“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萬丈深淵”的時刻，朱鎔基以三大經濟政策，將中國經濟拉出泥潭。
首先，啟動城市化建設。朱鎔基宣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從1998年到2001年間，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國債5100億元，各大國有商業銀行發放同等額度的“配套資金”，主要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高速公路、鐵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同時，中央銀行先後七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增加了貨幣供應。
其次，開放外貿的進出口自主權。國務院相繼出台政策允許民營企業自營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貿的積極性。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四小龍經濟元氣大傷，相對而言，未受重創的中國經濟則出現了“水落石出”的效應，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開始遠征全球，從而催生了“中國製造”的繁榮景象。
最後，刺激內需，開放房地產市場。1998年7月，國務院作出重大決定，黨政機關一律停止實行了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幾乎同時，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按揭貸款的服務。這兩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產業的復甦。
這三大政策分別著力於投資、出口和內需，由此構成拉動經濟復甦的“三駕馬車”。在哀鴻遍地的1998年，中國經濟率先觸底反彈，“否極泰來”。正如全球經濟史上一再發生的景象一樣，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往往會伴生出一個經濟強國，在危機四伏的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幸運地扮演了這樣的一個角色，它不但沒有被擊倒，甚至逆流而上，一舉取代日本而成為亞洲經濟的火車頭。
國有企業的絕地復甦
在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前，國有企業改革一直以放權讓利和推行承包制為主要手段，至1992年6月，國務院還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賦予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然而，這些試圖繞開產權清晰而展開的種种放權性措施，都被證明是極其失敗的。進入1995年之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有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了8.6倍。
朱鎔基很快放棄了沿襲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認定國家已經無力照顧數以十萬計的“親生兒子”，必須有所放棄。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
所謂抓大，就是模仿日韓的大公司模式，選擇一些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在金融信貸政策上予以扶持，通過“實業-金融”混業經營模式使之迅速壯大。1996年，中央政府對1000戶重點企業中的300家明確了各種信貸扶持政策。同時，國家經貿委宣布，未來幾年將重點扶持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長虹這6家公司，力爭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在中央政府確定了“國家隊”之後，各省應聲而動，紛紛開出自己的扶持名單，宣布將在若干年內將它們送進“中國500強企業”之列，而各地市則相應地提出了打造“省級百強企業”的構想。
分稅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個轉折性的事件，它帶來的最重要的結果，是中央在經濟權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獲得主動權。從1995年到朱鎔基退任的2004年，中央財政收入平均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52%，但財政支出平均只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30%。
在制度原理上，分稅制是一項聯邦財稅制度，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均採用不同形式的分稅制，然而這一制度在中國卻發生“變異”，成了中央實現經濟集權的手段。作為分稅制的首倡者之一，吳敬璉在晚年對這一制度的實行現狀非常不滿，在他看來，推行分稅制的前提是必須清晰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支出分配，然而這兩項都被刻意地“迴避”了。187
首先是事權不清，特別是中央政府，將公共服務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轉嫁到了縣以及縣以下的政府頭上，以2004年為例，地方財政收入在全國財政總收入中約占45%，但財政支出卻約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約72%。在教育事業費上，中央財政支出219.64億元，而地方財政支出3146.30億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會保障補助方面，地方財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農支出是中央的10倍。在中央上收省里的部分稅權的同時，地方也上行下效。省里上收地市政府的財政稅收，而地市一級就上收縣鄉財政稅收，其結果是，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權只餘下不到17%的水平，卻要負擔80%的民生和絕大部分公共事務的支出。由於“支出責任”的過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變成“企業”去賺錢。
其次是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將大部分稅收持於手中，卻不公開財政支出細目，拒絕建立對話協商機制，應轉移到地方的那部分從來不與地方討論，不接受監督，而是以“項目建設”的方式落實，投資及決策權力集中於國務院的發展改革委員會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毫無話語權，只好在北京設立“駐京辦”，出現了所謂“跑部錢進”的惡劣局面。地方一“跑部”，中央的權威當然就至高無上了。
這兩個問題，直白地說就是：地方把大部分的錢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錢卻越來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錢收上來了，但怎麼花卻從不跟地方商量。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指出，政治權力制度在更宏觀的層面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188基於聯邦政體的分稅制在中央集權政體的中國發生“變異”，正是這一規則的生動體現。
1998年的“三駕馬車”
1998年3月，朱鎔基當選新一屆的國務院總理。在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即席慷慨發言，宣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正是在這一年，他為日後的中國經濟打造出了“三駕馬車”。
從1997年夏季開始，美國的對沖基金狙擊亞洲各國貨幣，引爆“亞洲金融危機”，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及韓國的資本市場相繼失守，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中產階級財產分別縮水50%、61%和37%，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和泰國的居民資產則跌去了44%、43%和41%。金融風暴肆虐周邊各國和地區，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產業經濟和民眾心態，股市陷入低迷，消費市場更是一派蕭條，到1997年中期，全國的工業庫存產品總值超過了3萬億元，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現象。朱鎔基曾在會議上承認，95%的工業品都是供大於求，“東西多了，沒有不多的”。更讓人擔憂的是，當時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總數達到了創紀錄的1275萬人，其中只有少數人找到了新工作。1998年6月，長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個省市受災，死亡數千人，經濟損失巨大。在金融危機和天災的雙重打壓下，中國出現了自1988年之後的又一次大蕭條。
正是在這種“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萬丈深淵”的時刻，朱鎔基以三大經濟政策，將中國經濟拉出泥潭。
首先，啟動城市化建設。朱鎔基宣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從1998年到2001年間，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國債5100億元，各大國有商業銀行發放同等額度的“配套資金”，主要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高速公路、鐵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同時，中央銀行先後七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增加了貨幣供應。
其次，開放外貿的進出口自主權。國務院相繼出台政策允許民營企業自營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貿的積極性。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四小龍經濟元氣大傷，相對而言，未受重創的中國經濟則出現了“水落石出”的效應，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開始遠征全球，從而催生了“中國製造”的繁榮景象。
最後，刺激內需，開放房地產市場。1998年7月，國務院作出重大決定，黨政機關一律停止實行了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幾乎同時，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按揭貸款的服務。這兩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產業的復甦。
這三大政策分別著力於投資、出口和內需，由此構成拉動經濟復甦的“三駕馬車”。在哀鴻遍地的1998年，中國經濟率先觸底反彈，“否極泰來”。正如全球經濟史上一再發生的景象一樣，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往往會伴生出一個經濟強國，在危機四伏的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幸運地扮演了這樣的一個角色，它不但沒有被擊倒，甚至逆流而上，一舉取代日本而成為亞洲經濟的火車頭。
國有企業的絕地復甦
在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前，國有企業改革一直以放權讓利和推行承包制為主要手段，至1992年6月，國務院還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賦予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然而，這些試圖繞開產權清晰而展開的種种放權性措施，都被證明是極其失敗的。進入1995年之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有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了8.6倍。
朱鎔基很快放棄了沿襲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認定國家已經無力照顧數以十萬計的“親生兒子”，必須有所放棄。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
所謂抓大，就是模仿日韓的大公司模式，選擇一些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在金融信貸政策上予以扶持，通過“實業-金融”混業經營模式使之迅速壯大。1996年，中央政府對1000戶重點企業中的300家明確了各種信貸扶持政策。同時，國家經貿委宣布，未來幾年將重點扶持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長虹這6家公司，力爭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在中央政府確定了“國家隊”之後，各省應聲而動，紛紛開出自己的扶持名單，宣布將在若干年內將它們送進“中國500強企業”之列，而各地市則相應地提出了打造“省級百強企業”的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