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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放小，就是將那些經營業績不好、非支柱產業中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以“關停並轉”為名，向民間出售，若無人要，則予以破產。此舉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引起很大爭議，保守者視之為“國有資產流失”，有人寫“萬言書”控訴朱鎔基是國有經濟的“敗家子”。
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戰略忽然終止。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及韓國很多奉行混業經營模式的大財團相繼陷入困境，特別是曾排名世界500強第28位的韓國大宇集團的破產，給中國經濟界以極大的刺激。此後，“抓大”戰略悄然轉軌，國有資本開始逐漸從紡織、家電、食品等競爭性領域中退出，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謂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的地位，這些領域中的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在當年，這一策略被稱為“國退民進”，此所謂“退”，並非指國有經濟退出產業領域，而是退縮到產業的上游地帶，以形成寡頭或多寡頭經營的優勢。
“國退民進”運動從1997年開始試驗，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著20年來以機制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的悄然終結，中國企業的所有制格局為之一改。2002年，一份《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4年裡，有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而來，在這些企業中，以東部地區的所占的比重最大，為45.6%，也就是說，將近一半左右的東部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
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是，作為國有企業改革最重大的戰略調整，“國退民進”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這是這次改革最奇異的地方，各地依照“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出現了數十種產權量化出讓的手法。國有企業經營者與地方政府、銀行上下其手，據國有資產為己有，而數以千萬計的產業工人則以“工齡買斷”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齡折算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離開工作崗位。
有一個細節應該被記錄下來：當時官方的統計顯示，全國下崗工人的總量約為1500萬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會炸彈”。在1998年前後，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帳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建議，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以補償這些下崗工人為改革所付出的代價。2000年年初，國家體改辦擬訂了相關計劃，最終卻遭到國務院的否決，其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晚年吳敬璉在評論這一往事時，用了八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產權清晰化運動中的經營層暴富以及上千萬產業工人的被拋棄，再次展現出中國經濟變革的殘酷一面：非均衡的發展造成非均衡的財富分配，在經濟復甦和物質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基層農民及產業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價。
“大國崛起”與朱氏邏輯
朱鎔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兩次精彩表現，讓他成為20世紀末最後幾年裡全球最引人矚目的政治家和經濟治理大師。在之後的2001年，他又通過艱難的談判，率領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他的治理下，中國創造了連續12年沒有爆發通貨膨脹、年均GDP增長率高達9%的經濟奇蹟，CPI(消費物價指數)長期低於3%(1998年到2001年，CPI分別為-0.6%、-1.3%、0.8%和0.7%)。這段時期堪稱當代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黃金時期”，也是自19世紀70年代洋務運動之後，國民財富積聚最多的“大國崛起”年代，在此期間，中國的經濟總量相繼超過了法國、英國和德國，躍居世界第三。
中國經濟在產業結構、國有經濟贏利模式、製造業格局、地方財政收入模式以及國民財富分配等方面，均發生了戲劇性的重大轉變。
首先是產業結構從輕型化向重型化的戰略性轉型。
隨著公路交通投資以及房地產市場的升溫，中國從此進入城市化建設的新時期，各種原材料及能源因緊缺而價格一路飛漲，特別是水泥、鋼鐵的價格到了“一月三價”的地步，進而刺激了對上游產業的大規模投資。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增長96%。與鋼鐵行業類似的是，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
與能源產業投資熱的迅猛升溫幾乎同時展開的是，國有企業集團正策略性地向產業上游領域“退縮”，它們因此成為了此輪投資浪潮的最大獲益者。到2003年前後，國有經濟的面貌已煥然一新。朱鎔基離任前的最後一項重要布局是設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將壟斷能力最強、資產規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國有企業定義為“中央企業”，其資產總額7.13萬億元，所有者權益2.59萬億元，基本聚集於石油、鋼鐵、金融、通信等傳統壟斷性產業，這些“中央隊”成為國有經濟的“基本盤”。
在產業的中下游，由民營企業集團控制的服裝、食品及機械、電子製造產業則成了外貿政策放鬆的獲益者，廣東、浙江以及江蘇等省的中小企業紛紛轉戰國際市場，製造能力得到了極大的釋放，“Made in China”對全球的製造業格局產生了深遠的、不可逆轉的影響。
房地產市場的“鬆綁”則帶來三個重大效應。
其一，在分稅制改革中喪失稅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讓土地為主要增收手段，以“城市經營”為名，大肆炒作地價。2005年，全國地方財政收入1.44萬億元，而同年，作為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高達5500億元，約為1/3，到2012年，土地出讓金收入已達到2.68萬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48.4%，加上1.8萬億元的土地相關稅收收入(其中一小部分與中央分享)，地方政府對土地形成嚴重的依賴。地價高漲不止，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的一個頑症。
全國審批建築用地走勢圖(圖片來源：民生證券研究院)
其二，房地產替代製造業成為新的高贏利產業。到2001年，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前100位的富豪中，有六成來自地產業，其後十餘年這一比例從未下降過，這當然讓從事製造業的企業家們非常沮喪。在美國歷史上，儘管也有地產暴漲的時期，但在名列全美前100位的富豪中，地產商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5%。
其三，隨著中心城市房價的持續上漲及貨幣的大規模增發，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購買房產，視之為財富增值及抵抗通貨膨脹的避險性投資，在後來的十餘年內，房價水漲船高，成為民間財富配置的“變壓器”。農民、城市低收入階層以及剛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在這輪財富暴漲期中幾無所得，尤其是80後、90後一代，不得不將未來的20年乃至30年生命“透支”於一套房子。
上述演變呈現出非常清晰的軌跡，構築出21世紀中國的基本面貌，直至今日，所有的經濟特徵仍未跳出朱鎔基當年布下的“變革之局”。在這一過程中，四大利益集團的格局也赫然變形。1994年之後的重新集權是一整套精心設計的關於國家能力建設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獲得了經濟的主導權，並通過靈活的貨幣、信貸和產業政策，將之牢牢握於手中。
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戰略忽然終止。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及韓國很多奉行混業經營模式的大財團相繼陷入困境，特別是曾排名世界500強第28位的韓國大宇集團的破產，給中國經濟界以極大的刺激。此後，“抓大”戰略悄然轉軌，國有資本開始逐漸從紡織、家電、食品等競爭性領域中退出，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謂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的地位，這些領域中的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在當年，這一策略被稱為“國退民進”，此所謂“退”，並非指國有經濟退出產業領域，而是退縮到產業的上游地帶，以形成寡頭或多寡頭經營的優勢。
“國退民進”運動從1997年開始試驗，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著20年來以機制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的悄然終結，中國企業的所有制格局為之一改。2002年，一份《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4年裡，有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而來，在這些企業中，以東部地區的所占的比重最大，為45.6%，也就是說，將近一半左右的東部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
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是，作為國有企業改革最重大的戰略調整，“國退民進”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這是這次改革最奇異的地方，各地依照“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出現了數十種產權量化出讓的手法。國有企業經營者與地方政府、銀行上下其手，據國有資產為己有，而數以千萬計的產業工人則以“工齡買斷”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齡折算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離開工作崗位。
有一個細節應該被記錄下來：當時官方的統計顯示，全國下崗工人的總量約為1500萬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會炸彈”。在1998年前後，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帳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建議，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以補償這些下崗工人為改革所付出的代價。2000年年初，國家體改辦擬訂了相關計劃，最終卻遭到國務院的否決，其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晚年吳敬璉在評論這一往事時，用了八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產權清晰化運動中的經營層暴富以及上千萬產業工人的被拋棄，再次展現出中國經濟變革的殘酷一面：非均衡的發展造成非均衡的財富分配，在經濟復甦和物質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基層農民及產業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價。
“大國崛起”與朱氏邏輯
朱鎔基在1994年和1998年的兩次精彩表現，讓他成為20世紀末最後幾年裡全球最引人矚目的政治家和經濟治理大師。在之後的2001年，他又通過艱難的談判，率領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他的治理下，中國創造了連續12年沒有爆發通貨膨脹、年均GDP增長率高達9%的經濟奇蹟，CPI(消費物價指數)長期低於3%(1998年到2001年，CPI分別為-0.6%、-1.3%、0.8%和0.7%)。這段時期堪稱當代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黃金時期”，也是自19世紀70年代洋務運動之後，國民財富積聚最多的“大國崛起”年代，在此期間，中國的經濟總量相繼超過了法國、英國和德國，躍居世界第三。
中國經濟在產業結構、國有經濟贏利模式、製造業格局、地方財政收入模式以及國民財富分配等方面，均發生了戲劇性的重大轉變。
首先是產業結構從輕型化向重型化的戰略性轉型。
隨著公路交通投資以及房地產市場的升溫，中國從此進入城市化建設的新時期，各種原材料及能源因緊缺而價格一路飛漲，特別是水泥、鋼鐵的價格到了“一月三價”的地步，進而刺激了對上游產業的大規模投資。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增長96%。與鋼鐵行業類似的是，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
與能源產業投資熱的迅猛升溫幾乎同時展開的是，國有企業集團正策略性地向產業上游領域“退縮”，它們因此成為了此輪投資浪潮的最大獲益者。到2003年前後，國有經濟的面貌已煥然一新。朱鎔基離任前的最後一項重要布局是設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將壟斷能力最強、資產規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國有企業定義為“中央企業”，其資產總額7.13萬億元，所有者權益2.59萬億元，基本聚集於石油、鋼鐵、金融、通信等傳統壟斷性產業，這些“中央隊”成為國有經濟的“基本盤”。
在產業的中下游，由民營企業集團控制的服裝、食品及機械、電子製造產業則成了外貿政策放鬆的獲益者，廣東、浙江以及江蘇等省的中小企業紛紛轉戰國際市場，製造能力得到了極大的釋放，“Made in China”對全球的製造業格局產生了深遠的、不可逆轉的影響。
房地產市場的“鬆綁”則帶來三個重大效應。
其一，在分稅制改革中喪失稅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讓土地為主要增收手段，以“城市經營”為名，大肆炒作地價。2005年，全國地方財政收入1.44萬億元，而同年，作為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高達5500億元，約為1/3，到2012年，土地出讓金收入已達到2.68萬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48.4%，加上1.8萬億元的土地相關稅收收入(其中一小部分與中央分享)，地方政府對土地形成嚴重的依賴。地價高漲不止，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的一個頑症。
全國審批建築用地走勢圖(圖片來源：民生證券研究院)
其二，房地產替代製造業成為新的高贏利產業。到2001年，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前100位的富豪中，有六成來自地產業，其後十餘年這一比例從未下降過，這當然讓從事製造業的企業家們非常沮喪。在美國歷史上，儘管也有地產暴漲的時期，但在名列全美前100位的富豪中，地產商的比例從來沒有超過5%。
其三，隨著中心城市房價的持續上漲及貨幣的大規模增發，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購買房產，視之為財富增值及抵抗通貨膨脹的避險性投資，在後來的十餘年內，房價水漲船高，成為民間財富配置的“變壓器”。農民、城市低收入階層以及剛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在這輪財富暴漲期中幾無所得，尤其是80後、90後一代，不得不將未來的20年乃至30年生命“透支”於一套房子。
上述演變呈現出非常清晰的軌跡，構築出21世紀中國的基本面貌，直至今日，所有的經濟特徵仍未跳出朱鎔基當年布下的“變革之局”。在這一過程中，四大利益集團的格局也赫然變形。1994年之後的重新集權是一整套精心設計的關於國家能力建設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獲得了經濟的主導權，並通過靈活的貨幣、信貸和產業政策，將之牢牢握於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