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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主體改革派”的意見，吳敬璉認為，單搞企業改革，無論什麼方案，都是不足夠的，因為“如果企業不是在競爭性市場的約束下進行經營活動，沒有競爭壓力，無論建立怎樣的產權制度，企業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相反，厲以寧則對“整體協調改革派”表達了鮮明的反對立場。就在吳敬璉遞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後的1986年5月，他面對上千名聽眾和眾多媒體記者說：“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則必須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184
面對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改革意見，中央決策層表現得搖擺不定。185厲以寧被要求先在重慶、蘇南和上海進行股份制試點的實驗，而吳敬璉的方案在6月份的國務院會議上先被肯定，後遭擱置。兩大改革流派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這場論戰，在改革史上影響深遠。中國的經濟改革如同一盤不得悔棋的棋局，誰也無法回到過去再次復盤，甚至，在後來的時間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當年的思想，也因時空的斗轉、條件的變幻、民眾預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現實的意義。
他們的方案可能都是走得通的。如果按厲以寧的思路堅決地走下去，企業主體在產權意義上被徹底解放出來之後，自然會對政策環境產生巨大的變革衝擊，宏觀經濟的市場化任務很可能因此完成。而如果按吳敬璉的思路堅決地走下去，通過行政性集權的方式推進宏觀環境的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造，經濟改革的任務也很可能因此完成。
他們的方案也可能都是走不通的。因為，吳敬璉、厲以寧基本上都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範疇內思考出路，而波蘭人布魯斯早在1979年就告誡過中國的同行們：經濟體制改革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條件，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
物價闖關：轉折點上的“意外失利”
在1988年秋冬之際，中國的經濟改革遭遇一次意外的重大失利，它可以被看成是本輪經濟運動的一個分水嶺式的事件。
在經歷了十年的復甦性成長後，中國經濟出現了周期性的波動，隨著輕工產業的迅速發展，民間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更趨緊張，全國物價出現失控式的上漲。與此同時，價格雙軌制的弊端徹底暴露，非法倒賣物資的活動猖獗，國有企業的承包制改革始終未見大成效，虧損補貼和物價補貼相當於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企業經營困難，財政負擔加重。為了擺脫窘境，中央又被迫增發貨幣，從而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的勢頭。在險象環生之際，決策層接受吳敬璉等人“管住貨幣、放開物價”的意見，決意冒險“闖關”，讓物價迅速地進入市場調節的軌道之中。
“物價闖關”被認為是中國告別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關鍵性一役，若此戰成功，則意味著國家把定價權還給了市場，隨著價格管制的徹底解體，計劃經濟體制將無憑藉之地。從更廣泛的範疇來看，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在這時起步，1988年6月1日，國務院頒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宣布“實行村民自治，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的火苗在最基層的農村點燃，在很多人士的規劃中，若農村民主選舉初見成效，則可由下而上，更進一局。
放眼1988年的世界，我們還可以看到，經濟及政治上的“闖關”並不僅僅發生於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從這一年的春天開始，戈巴契夫在蘇聯展開了廣泛的政治和經濟變革，而在東歐地區則爆發了此起彼伏的自由化運動，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在海峽對岸的中國台灣地區，蔣經國於1986年年底宣布開放黨禁和報禁，國民黨即將告別獨裁年代。
在這樣的宏觀視野中，我們不難掂量出“物價闖關”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意義——儘管當時的決策者並未有如此縱深的意識。
闖關從6月份開始，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決定：“5年理順價格方案，前3年走大步，後2年微調，計劃5年內物價總計上升70%到90%，工資上升90%到100%。”
這一闖關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動全國。從當月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出乎決策層預料的是，“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全面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當時，全國居民的存款為3000億元(1992年為1萬億元，2008年為24萬億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造成全國性的擠兌和搶購風，這似乎應了凱恩斯的那句名言，“社會心理決定了人類的永久的經濟問題”。8月27日晚，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暫停物價改革方案。據《中國物價年鑑》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
1988年的物價闖關失敗，是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也是新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最讓人沮喪的事件之一。在技術層面上，此次失利與40年前的金圓券改革頗可前後參照，它們都因為對民眾的“非理性預期”估計不足，而導致政策上的“速敗”，並造成不可挽回的歷史性損失。它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現代化的路徑，使得很多在當時已經被提上日程表的改革命題拖延下來，有的甚至是無限期地拖延下來。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闖關”失利使得中國與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擦肩而過。
1988年之後，宏觀經濟陷入低迷，全國上下瀰漫著沉悶的緊張空氣。1989年春夏之際，社會矛盾空前激烈的中國發生了一場政治大動盪。一直到1992年前後，經濟才逐漸走出低谷，而之後的改革策略發生了重大轉變。
80年代：“一切改革都從違法開始”
儘管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以十分陰鬱的方式落幕，然而，中國經濟卻迅猛發展，是亞洲地區成長最快的國家。就全球產業經濟的衍變而言，中國的崛起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傳統製造業從美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移，這是20世紀的後50年裡，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運動。中國非常敏銳及“湊巧”地抓住了這一“時間窗口”，積極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利用勞動力、土地、稅收及環境成本的優勢完成了一次後發性的增長。與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相比，中國無疑是最早、最積極，也是最成功的得益者。
就歷代經濟變革而言，20世紀80年代堪與西漢“文景”、唐初貞觀以及民國初期相比，是國史上少數的民營經濟得到鼓勵發展之時期，到1990年前後，鄉鎮企業的總數超過1500萬家，工業總產值已占到全國總值的1/3，實現利潤265.3億元，超過了國有企業體系的246億元。隨著民間財富增加和有產者階層的再度歸來，中國似乎在一夜之間成為一個世俗社會，人們對物質的追求變得越來越熾烈，信奉“時間就是金錢”，金錢可以像時間一樣衡量一切價值。全社會的“官本位”意識淡化，民間流傳諺語“擺了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省長”，到1992年，全國至少有10萬名黨政幹部離職經商。在“均貧”格局被打破的同時，貧富差距開始拉大。
面對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改革意見，中央決策層表現得搖擺不定。185厲以寧被要求先在重慶、蘇南和上海進行股份制試點的實驗，而吳敬璉的方案在6月份的國務院會議上先被肯定，後遭擱置。兩大改革流派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這場論戰，在改革史上影響深遠。中國的經濟改革如同一盤不得悔棋的棋局，誰也無法回到過去再次復盤，甚至，在後來的時間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當年的思想，也因時空的斗轉、條件的變幻、民眾預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現實的意義。
他們的方案可能都是走得通的。如果按厲以寧的思路堅決地走下去，企業主體在產權意義上被徹底解放出來之後，自然會對政策環境產生巨大的變革衝擊，宏觀經濟的市場化任務很可能因此完成。而如果按吳敬璉的思路堅決地走下去，通過行政性集權的方式推進宏觀環境的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造，經濟改革的任務也很可能因此完成。
他們的方案也可能都是走不通的。因為，吳敬璉、厲以寧基本上都是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範疇內思考出路，而波蘭人布魯斯早在1979年就告誡過中國的同行們：經濟體制改革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條件，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
物價闖關：轉折點上的“意外失利”
在1988年秋冬之際，中國的經濟改革遭遇一次意外的重大失利，它可以被看成是本輪經濟運動的一個分水嶺式的事件。
在經歷了十年的復甦性成長後，中國經濟出現了周期性的波動，隨著輕工產業的迅速發展，民間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更趨緊張，全國物價出現失控式的上漲。與此同時，價格雙軌制的弊端徹底暴露，非法倒賣物資的活動猖獗，國有企業的承包制改革始終未見大成效，虧損補貼和物價補貼相當於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企業經營困難，財政負擔加重。為了擺脫窘境，中央又被迫增發貨幣，從而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的勢頭。在險象環生之際，決策層接受吳敬璉等人“管住貨幣、放開物價”的意見，決意冒險“闖關”，讓物價迅速地進入市場調節的軌道之中。
“物價闖關”被認為是中國告別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關鍵性一役，若此戰成功，則意味著國家把定價權還給了市場，隨著價格管制的徹底解體，計劃經濟體制將無憑藉之地。從更廣泛的範疇來看，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在這時起步，1988年6月1日，國務院頒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宣布“實行村民自治，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的火苗在最基層的農村點燃，在很多人士的規劃中，若農村民主選舉初見成效，則可由下而上，更進一局。
放眼1988年的世界，我們還可以看到，經濟及政治上的“闖關”並不僅僅發生於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從這一年的春天開始，戈巴契夫在蘇聯展開了廣泛的政治和經濟變革，而在東歐地區則爆發了此起彼伏的自由化運動，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在海峽對岸的中國台灣地區，蔣經國於1986年年底宣布開放黨禁和報禁，國民黨即將告別獨裁年代。
在這樣的宏觀視野中，我們不難掂量出“物價闖關”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意義——儘管當時的決策者並未有如此縱深的意識。
闖關從6月份開始，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決定：“5年理順價格方案，前3年走大步，後2年微調，計劃5年內物價總計上升70%到90%，工資上升90%到100%。”
這一闖關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動全國。從當月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出乎決策層預料的是，“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全面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當時，全國居民的存款為3000億元(1992年為1萬億元，2008年為24萬億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造成全國性的擠兌和搶購風，這似乎應了凱恩斯的那句名言，“社會心理決定了人類的永久的經濟問題”。8月27日晚，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暫停物價改革方案。據《中國物價年鑑》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
1988年的物價闖關失敗，是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也是新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最讓人沮喪的事件之一。在技術層面上，此次失利與40年前的金圓券改革頗可前後參照，它們都因為對民眾的“非理性預期”估計不足，而導致政策上的“速敗”，並造成不可挽回的歷史性損失。它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現代化的路徑，使得很多在當時已經被提上日程表的改革命題拖延下來，有的甚至是無限期地拖延下來。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闖關”失利使得中國與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擦肩而過。
1988年之後，宏觀經濟陷入低迷，全國上下瀰漫著沉悶的緊張空氣。1989年春夏之際，社會矛盾空前激烈的中國發生了一場政治大動盪。一直到1992年前後，經濟才逐漸走出低谷，而之後的改革策略發生了重大轉變。
80年代：“一切改革都從違法開始”
儘管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以十分陰鬱的方式落幕，然而，中國經濟卻迅猛發展，是亞洲地區成長最快的國家。就全球產業經濟的衍變而言，中國的崛起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傳統製造業從美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向新興國家轉移，這是20世紀的後50年裡，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運動。中國非常敏銳及“湊巧”地抓住了這一“時間窗口”，積極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利用勞動力、土地、稅收及環境成本的優勢完成了一次後發性的增長。與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相比，中國無疑是最早、最積極，也是最成功的得益者。
就歷代經濟變革而言，20世紀80年代堪與西漢“文景”、唐初貞觀以及民國初期相比，是國史上少數的民營經濟得到鼓勵發展之時期，到1990年前後，鄉鎮企業的總數超過1500萬家，工業總產值已占到全國總值的1/3，實現利潤265.3億元，超過了國有企業體系的246億元。隨著民間財富增加和有產者階層的再度歸來，中國似乎在一夜之間成為一個世俗社會，人們對物質的追求變得越來越熾烈，信奉“時間就是金錢”，金錢可以像時間一樣衡量一切價值。全社會的“官本位”意識淡化，民間流傳諺語“擺了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省長”，到1992年，全國至少有10萬名黨政幹部離職經商。在“均貧”格局被打破的同時，貧富差距開始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