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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企業全數布局於“吃穿用”等民生產業，這也是以重工業投資為特徵的國營經濟的軟肋。農民們的技術幾乎都是“偷”來的，很多國營工廠里的技術人員白天在工廠里喝茶看報，到了周末，便卷著圖紙跑出城到鄉鎮企業里兼職，他們被戲稱為“星期天工程師”。國營工廠里的設備和原材料被倒賣到農村，甚至連品牌也被以很低的價格租售給鄉鎮企業。176
農民們生產出來的食品、服裝以及自行車等，無法進入陳雲等人構築的國營流通體系。一年一度的廣州商品交易會是全國最重要的商品交易大會，很多民營企業家日後回憶道：“我們沒有進場的資格，就用三種辦法，一是賄賂門衛混進去，二是從下水管道爬進去，三是在會場外擺攤自建一個非法會場。”第三種辦法催生出了所謂的專業市場，即農民在一些偏遠的農村或城鄉結合地帶自建各種專業性的交易場所，比如紐扣市場、編織袋市場、食品市場等。在浙江省，此類專業市場一度多達3000多處，平均每個縣就有30個，它們大多沒有經過政府的審批，經常遭到驅逐和沒收。在這些專業市場的周邊，因交易活躍而又哺育出相關的專業工廠，形成了“雙輪驅動”的產業格局和“一地一品”的塊狀經濟模式。177
隨著生產和貿易規模的擴大，鄉鎮企業主對金融的需求開始產生。根據當時的金融政策，所有銀行均不得向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1984年9月，在一家國營醫院當收發室工人的方培林在浙江省蒼南縣錢庫鎮辦起了新中國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方興錢莊”。然而，這家錢莊只開了一天就被當地的農業銀行上門查封，從此民間金融只好被迫轉入地下，並滋生出一個非常龐大、鼴鼠式的地下金融市場。國有銀行對民間企業的歧視性政策持續數十年之久，2010年11月，渣打銀行發布的《中國新商幫中小企業融資生態調研白皮書》中指出，有超過四成的民營企業從未得到過銀行貸款，而八成貸款期限集中於一年之內，幾乎所有中小企業被迫“短貸長投”和依靠地下融資客。
在粗放經營、缺乏法律保護的環境中，民間經濟仍然令人吃驚地發展起來。到1986年年底，鄉鎮企業的總數已經發展到1515萬家，勞動力近8000萬，實現工業總產值3300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出現了“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中國農民在城市之外新建了一個粗放草莽卻肌體強悍的工業化體系。1987年6月，鄧小平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這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許多同志也沒有預料到，是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效果。”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權與非均衡戰略
鄧小平的這一段話在日後被反覆引用，不少觀察家據此推導出了一個結論：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是一場政府放任自流、無為而治的民間經濟運動。甚至有很多人認為，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無所作為，它所推動的改革都以失敗告終。這在我看來，又是不盡準確的。真實的情況是，國民經濟的恢復是“中央充分放權、地方大膽主導，民間積極參與”的過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扮演了促進者和主導者的角色。
就中央政府而言，其策略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放權讓利;二是非均衡發展;三是“一手軟，一手硬”。
放權讓利的對象是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其目標則是刺激經濟要素的復甦和減少中央財政支出。
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陷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基於這一共識，次年，國務院宣布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其中包括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到1984年，又把在農村行之有效的承包制引入企業改革中，政府對國營企業的撥款改為貸款，進而改為股份。
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放權開始於1981年的財政包幹制度，國務院宣布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的財政包幹體制，除了京津滬三大直轄市之外，其餘省份均進行形式各異的財政包幹，這一制度被形象地稱為“分灶吃飯”，也就是“統收統支”的一口大灶已經養不活那麼多的兒子了，於是各自分開吃小灶，溫飽苦樂，自求多福。1987年前後，國務院相繼提出了“企業承包”、“部門承包”、“財政大包幹”、“外貿大包幹”、“信貸切塊包幹”，時稱“五大包幹”。
如果說，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權力下放，既為中央財政卸了包袱，又為經濟的復甦提供了可能性，起到了一石二鳥的效應，那麼，非均衡的發展戰略則是一次主動的政策安排，也是本輪改革中最有創見性的一著。計劃經濟的中國如同一潭淤泥沉積的死水，恐怕連上帝也無力將之激盪攪活，因此只能從最薄弱的角落入手，用力地把水攪渾，然後呼風喚雨，弄皺一池春水。早期看，這是權宜之計，長期而言卻徹底地改變了全國的宏觀經濟格局。
早在1979年春，在歐美資本引進不力的情況下，國務院批覆了招商局董事長袁庚的一項請求，在國境之南、與自由華人資本聚集地——香港最近的寶安縣劃出方圓2.14平方公里，設立蛇口工業區，“既能利用國內的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178這個工業區，既沒有被納入國家計劃，也沒有財政撥款，袁庚以土地為資源，批租給香港商人，並以稅收減免為優惠，吸引工廠入駐，此舉取得奇效。到1980年7月，中央批准開設深圳、珠海、汕頭為經濟特區(後來又增加了廈門，是為“四大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179隨後在1984年，進而開放14個沿海城市，加快引進外資的步伐。
特區的開設及沿海城市的開放，被統稱為“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工業經濟基本布局於東北和華北一線，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三線戰略則著力於中西部，東南沿海一向被視為“台海戰爭的前沿”，尤其是廣東、福建和浙江三省，甚少有重大項目的投資，“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徹底打破了原有的投資格局，外資及民間資本在這些國有資本薄弱的地帶如野草般生長，構成中國經濟的新一極。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非均衡成為一種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區、開發區模式是資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東南優先”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次非均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財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給予外資以土地徵用和稅收上的“超國民待遇”是企業經營上的非均衡，企業試點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價格雙軌制則是對國營企業實施價格保護的非均衡。厲以寧曾經指出，計劃經濟存在重大的“均衡性缺陷”，因此，對舊體制的突破本質上是一次打破均衡的混亂過程。180
農民們生產出來的食品、服裝以及自行車等，無法進入陳雲等人構築的國營流通體系。一年一度的廣州商品交易會是全國最重要的商品交易大會，很多民營企業家日後回憶道：“我們沒有進場的資格，就用三種辦法，一是賄賂門衛混進去，二是從下水管道爬進去，三是在會場外擺攤自建一個非法會場。”第三種辦法催生出了所謂的專業市場，即農民在一些偏遠的農村或城鄉結合地帶自建各種專業性的交易場所，比如紐扣市場、編織袋市場、食品市場等。在浙江省，此類專業市場一度多達3000多處，平均每個縣就有30個，它們大多沒有經過政府的審批，經常遭到驅逐和沒收。在這些專業市場的周邊，因交易活躍而又哺育出相關的專業工廠，形成了“雙輪驅動”的產業格局和“一地一品”的塊狀經濟模式。177
隨著生產和貿易規模的擴大，鄉鎮企業主對金融的需求開始產生。根據當時的金融政策，所有銀行均不得向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1984年9月，在一家國營醫院當收發室工人的方培林在浙江省蒼南縣錢庫鎮辦起了新中國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方興錢莊”。然而，這家錢莊只開了一天就被當地的農業銀行上門查封，從此民間金融只好被迫轉入地下，並滋生出一個非常龐大、鼴鼠式的地下金融市場。國有銀行對民間企業的歧視性政策持續數十年之久，2010年11月，渣打銀行發布的《中國新商幫中小企業融資生態調研白皮書》中指出，有超過四成的民營企業從未得到過銀行貸款，而八成貸款期限集中於一年之內，幾乎所有中小企業被迫“短貸長投”和依靠地下融資客。
在粗放經營、缺乏法律保護的環境中，民間經濟仍然令人吃驚地發展起來。到1986年年底，鄉鎮企業的總數已經發展到1515萬家，勞動力近8000萬，實現工業總產值3300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出現了“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中國農民在城市之外新建了一個粗放草莽卻肌體強悍的工業化體系。1987年6月，鄧小平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時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這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許多同志也沒有預料到，是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效果。”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權與非均衡戰略
鄧小平的這一段話在日後被反覆引用，不少觀察家據此推導出了一個結論：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是一場政府放任自流、無為而治的民間經濟運動。甚至有很多人認為，政府在經濟增長中無所作為，它所推動的改革都以失敗告終。這在我看來，又是不盡準確的。真實的情況是，國民經濟的恢復是“中央充分放權、地方大膽主導，民間積極參與”的過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扮演了促進者和主導者的角色。
就中央政府而言，其策略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放權讓利;二是非均衡發展;三是“一手軟，一手硬”。
放權讓利的對象是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其目標則是刺激經濟要素的復甦和減少中央財政支出。
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陷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基於這一共識，次年，國務院宣布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其中包括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到1984年，又把在農村行之有效的承包制引入企業改革中，政府對國營企業的撥款改為貸款，進而改為股份。
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放權開始於1981年的財政包幹制度，國務院宣布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的財政包幹體制，除了京津滬三大直轄市之外，其餘省份均進行形式各異的財政包幹，這一制度被形象地稱為“分灶吃飯”，也就是“統收統支”的一口大灶已經養不活那麼多的兒子了，於是各自分開吃小灶，溫飽苦樂，自求多福。1987年前後，國務院相繼提出了“企業承包”、“部門承包”、“財政大包幹”、“外貿大包幹”、“信貸切塊包幹”，時稱“五大包幹”。
如果說，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權力下放，既為中央財政卸了包袱，又為經濟的復甦提供了可能性，起到了一石二鳥的效應，那麼，非均衡的發展戰略則是一次主動的政策安排，也是本輪改革中最有創見性的一著。計劃經濟的中國如同一潭淤泥沉積的死水，恐怕連上帝也無力將之激盪攪活，因此只能從最薄弱的角落入手，用力地把水攪渾，然後呼風喚雨，弄皺一池春水。早期看，這是權宜之計，長期而言卻徹底地改變了全國的宏觀經濟格局。
早在1979年春，在歐美資本引進不力的情況下，國務院批覆了招商局董事長袁庚的一項請求，在國境之南、與自由華人資本聚集地——香港最近的寶安縣劃出方圓2.14平方公里，設立蛇口工業區，“既能利用國內的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178這個工業區，既沒有被納入國家計劃，也沒有財政撥款，袁庚以土地為資源，批租給香港商人，並以稅收減免為優惠，吸引工廠入駐，此舉取得奇效。到1980年7月，中央批准開設深圳、珠海、汕頭為經濟特區(後來又增加了廈門，是為“四大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179隨後在1984年，進而開放14個沿海城市，加快引進外資的步伐。
特區的開設及沿海城市的開放，被統稱為“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工業經濟基本布局於東北和華北一線，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三線戰略則著力於中西部，東南沿海一向被視為“台海戰爭的前沿”，尤其是廣東、福建和浙江三省，甚少有重大項目的投資，“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徹底打破了原有的投資格局，外資及民間資本在這些國有資本薄弱的地帶如野草般生長，構成中國經濟的新一極。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非均衡成為一種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區、開發區模式是資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東南優先”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次非均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財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給予外資以土地徵用和稅收上的“超國民待遇”是企業經營上的非均衡，企業試點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價格雙軌制則是對國營企業實施價格保護的非均衡。厲以寧曾經指出，計劃經濟存在重大的“均衡性缺陷”，因此，對舊體制的突破本質上是一次打破均衡的混亂過程。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