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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的股東們還把總部遷到了上海，當時的經濟界有一個共識，即希望學習美國，將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南北分立，以免互擾。上海的12個銀行家還發起組建了上海銀行公會，這些銀行家大多出生於19世紀80年代，此時年齡不到40歲，而且全數受過現代金融教育，多數畢業於歐美或日本的名校。在他們的斡旋下，各地公會聯合組成了全國銀行總會，它成為一個可以與北京中央政府公開博弈、直接影響金融政策的銀行家集團。有一例可見他們的獨立性和影響力：1920年秋，中央政府決定發行政府債券，上海銀行公會以舊債券清償不力為理由，拒絕認購所有債券。中央政府只好派代表與銀行家們談判，最後同意建立統一的國債基金會，將關稅餘額作為償債基金，再由英國人掌控的海關總稅務司作為第三方進行管理。中央權威一地雞毛，可見一斑。
除了金融業，企業家集團還控制了重要的生產資料市場。
當時中國的工業經濟中，紡織業和麵粉業為最大產業。1910年之後的十年間，日本商人一度控制了這兩大產業的現貨和期貨交易市場，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榮宗敬等人相繼組建了由中國商人參股的麵粉交易所和紗布交易所，所有會員齊聚一堂，宣誓與日商決裂，由此奪回了生產資料的價格控制權。1920年7月，虞洽卿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糧油等均可在此交易，是為中國第一家正規的證券物品交易市場。
在空前自由的市場環境中，湧現出一大批在當時全球商業界都堪稱一流的企業家，如棉紡和麵粉業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紡織業的張謇和穆藕初，航運業的盧作孚，銀行業的張公權和陳光甫，化工業的范旭東，火柴業的劉鴻生，水泥業的周學熙，百貨業的郭樂和馬應彪，出版業的張元濟，等等。
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實業投資熱，是中國的第二次工業化浪潮。與上一輪的洋務運動時期相比，它有明顯不同的特徵。洋務運動的主角是洋務派大臣以及附庸於他們的官商，其工業化的特點是對軍事工業的關注，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國營資本為主力，創辦大型企業為主軸，到後期則把重點放在鐵路、礦務和鋼鐵等資源性領域。洋務運動因而奠定了中國近代重工業的基礎。此次工業化則是一次民營資本集體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贏利為主要動力的新興企業家，他們投資的產業主要集中於民生領域，以提供消費類商品為主，面大量廣的中小企業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此期間，中國完成了輕工業和服務業的布局。這一特徵與1978年之後的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路徑驚人的類似。
中國民族經濟的基礎，就是在這一時期基本奠定的。從經濟增長率的數據上看，儘管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高速增長是一個不爭的共識，根據國內學者的計算，工業增長率在1912年到1920年間達到13.4%，1921年到1922年有一短暫蕭條，1923年到1926年為8.7%。151美國的經濟史學者托馬斯・羅斯基指出，1912年到1927年中國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在世界各國中處於領先地位。在近百年的現代經濟史上，這樣的高速增長期只出現了三次，其餘兩次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和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
地方自治的試驗
中央集權羸弱，意味著地方自治空間的加大。北洋政府時期出現了三種自治的試驗：
一是軍閥自治。如張作霖父子在東北、閻錫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廣西、陳炯明在廣東，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號稱“模範省”。其特點是：產業務求完備，自成一體;注重農業、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以鄰為壑，家國不分。這都是諸侯經濟的典型表現。如統治山西三十餘年的閻錫山曾創作《努力實現歌》：“無山不樹林，無田不水利，無村不工廠，無區不職校，無路不整修，無房不改造，無人不勞動，無人不入校，無人不愛人，無人不公道。”宛如桃花源或社會主義的理想圖卷。他在山西境內修鐵路，刻意不採用1.435米的標準軌道，而修1米窄軌，其意就是“閉門成市”。
二是商人自治。民國初年，各地的咨議局以及商人總會擁有財力和武裝力量，聲勢強大。1923年3月，漢口總商會向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發出了一份《保護商埠安全議案》，提出仿效中世紀歐洲的漢薩同盟，建立一個“真正的城市聯盟”。1924年，直系、皖系軍閥交戰，上海的行政體系全數癱瘓，時任總商會會長的虞洽卿發動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平定混亂局面，他大膽提出“廢使、撤兵、移廠”三項主張，要求建立上海非軍事區，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為淞滬商埠會辦，一時成為上海最高行政首腦。在以後的三年裡，總商會成了上海的實際管理機構。企業家階層的參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呼應，胡適、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所謂“好人”，就是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階層，“即以從事農工商業及勞動者執政，而除去現在貴族軍閥官僚政客等無職業者執政”。
三是建設模範城市或實驗公社。此舉以南通張謇為最傑出的實踐者，從1903年開始，張謇就致力於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業上。張謇在這裡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師範學校、話劇劇場和圖書館，南通成為當時全國最出名的新興城市之一，梁啓超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1922年，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置1000畝地，設想建造一個類似南通的實驗城。而榮家兄弟則嘗試著在無錫的工廠里搞一個“勞工自治區”。後世以他們為榜樣的，有重慶北碚的盧作孚和福建集美的陳嘉庚等。
從1894年張謇下海從商到1924年虞洽卿“會辦”上海，這30年是中國商人階層的光榮時期，他們逐漸控制了幾乎所有的重要產業，並在民間擁有強大且正面的影響力——1922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全國“最景仰之人物”，70歲的張謇得票數最高。兩千年以來，商人階層在國家事務中的重要性，此前從未達到過如此的高度，之後也望塵莫及。
然而，由軍閥、商人及自由知識分子共同參與的這些自治試驗，最終都被證明是無效的。其根本原因在於，它們因缺乏廣泛的民眾基礎和政治理論支持，而顯得幼稚和缺乏持續性。在一個現代國家，自治政府及議會制度的真正確立，需要自由或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那樣的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集團以公平協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亂遠未停止，暴力隨時可能打斷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爾把這一時期的失敗，稱為“一個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義的失敗”，她評論道：“資產階級的作為，通常顯得模稜兩可，缺乏條理和毫無效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它所處的政治地位的性質不那麼明確的緣故。”152
被歡呼回來的獨裁者
1926年9月，偏踞廣東十年之久的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的率領下宣誓北伐，竟在短短的一年內就占領上海、定都南京，繼而攻克北京，迫使東三省“易幟”，在形式上重新統一了中國。中華民國進入國民黨統治的時期。
除了金融業，企業家集團還控制了重要的生產資料市場。
當時中國的工業經濟中，紡織業和麵粉業為最大產業。1910年之後的十年間，日本商人一度控制了這兩大產業的現貨和期貨交易市場，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榮宗敬等人相繼組建了由中國商人參股的麵粉交易所和紗布交易所，所有會員齊聚一堂，宣誓與日商決裂，由此奪回了生產資料的價格控制權。1920年7月，虞洽卿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糧油等均可在此交易，是為中國第一家正規的證券物品交易市場。
在空前自由的市場環境中，湧現出一大批在當時全球商業界都堪稱一流的企業家，如棉紡和麵粉業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紡織業的張謇和穆藕初，航運業的盧作孚，銀行業的張公權和陳光甫，化工業的范旭東，火柴業的劉鴻生，水泥業的周學熙，百貨業的郭樂和馬應彪，出版業的張元濟，等等。
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實業投資熱，是中國的第二次工業化浪潮。與上一輪的洋務運動時期相比，它有明顯不同的特徵。洋務運動的主角是洋務派大臣以及附庸於他們的官商，其工業化的特點是對軍事工業的關注，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國營資本為主力，創辦大型企業為主軸，到後期則把重點放在鐵路、礦務和鋼鐵等資源性領域。洋務運動因而奠定了中國近代重工業的基礎。此次工業化則是一次民營資本集體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贏利為主要動力的新興企業家，他們投資的產業主要集中於民生領域，以提供消費類商品為主，面大量廣的中小企業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此期間，中國完成了輕工業和服務業的布局。這一特徵與1978年之後的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路徑驚人的類似。
中國民族經濟的基礎，就是在這一時期基本奠定的。從經濟增長率的數據上看，儘管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但是，高速增長是一個不爭的共識，根據國內學者的計算，工業增長率在1912年到1920年間達到13.4%，1921年到1922年有一短暫蕭條，1923年到1926年為8.7%。151美國的經濟史學者托馬斯・羅斯基指出，1912年到1927年中國的工業平均增長率高達15%，在世界各國中處於領先地位。在近百年的現代經濟史上，這樣的高速增長期只出現了三次，其餘兩次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和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
地方自治的試驗
中央集權羸弱，意味著地方自治空間的加大。北洋政府時期出現了三種自治的試驗：
一是軍閥自治。如張作霖父子在東北、閻錫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廣西、陳炯明在廣東，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號稱“模範省”。其特點是：產業務求完備，自成一體;注重農業、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以鄰為壑，家國不分。這都是諸侯經濟的典型表現。如統治山西三十餘年的閻錫山曾創作《努力實現歌》：“無山不樹林，無田不水利，無村不工廠，無區不職校，無路不整修，無房不改造，無人不勞動，無人不入校，無人不愛人，無人不公道。”宛如桃花源或社會主義的理想圖卷。他在山西境內修鐵路，刻意不採用1.435米的標準軌道，而修1米窄軌，其意就是“閉門成市”。
二是商人自治。民國初年，各地的咨議局以及商人總會擁有財力和武裝力量，聲勢強大。1923年3月，漢口總商會向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發出了一份《保護商埠安全議案》，提出仿效中世紀歐洲的漢薩同盟，建立一個“真正的城市聯盟”。1924年，直系、皖系軍閥交戰，上海的行政體系全數癱瘓，時任總商會會長的虞洽卿發動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平定混亂局面，他大膽提出“廢使、撤兵、移廠”三項主張，要求建立上海非軍事區，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為淞滬商埠會辦，一時成為上海最高行政首腦。在以後的三年裡，總商會成了上海的實際管理機構。企業家階層的參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呼應，胡適、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所謂“好人”，就是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階層，“即以從事農工商業及勞動者執政，而除去現在貴族軍閥官僚政客等無職業者執政”。
三是建設模範城市或實驗公社。此舉以南通張謇為最傑出的實踐者，從1903年開始，張謇就致力於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業上。張謇在這裡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師範學校、話劇劇場和圖書館，南通成為當時全國最出名的新興城市之一，梁啓超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1922年，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置1000畝地，設想建造一個類似南通的實驗城。而榮家兄弟則嘗試著在無錫的工廠里搞一個“勞工自治區”。後世以他們為榜樣的，有重慶北碚的盧作孚和福建集美的陳嘉庚等。
從1894年張謇下海從商到1924年虞洽卿“會辦”上海，這30年是中國商人階層的光榮時期，他們逐漸控制了幾乎所有的重要產業，並在民間擁有強大且正面的影響力——1922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全國“最景仰之人物”，70歲的張謇得票數最高。兩千年以來，商人階層在國家事務中的重要性，此前從未達到過如此的高度，之後也望塵莫及。
然而，由軍閥、商人及自由知識分子共同參與的這些自治試驗，最終都被證明是無效的。其根本原因在於，它們因缺乏廣泛的民眾基礎和政治理論支持，而顯得幼稚和缺乏持續性。在一個現代國家，自治政府及議會制度的真正確立，需要自由或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那樣的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集團以公平協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亂遠未停止，暴力隨時可能打斷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爾把這一時期的失敗，稱為“一個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義的失敗”，她評論道：“資產階級的作為，通常顯得模稜兩可，缺乏條理和毫無效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它所處的政治地位的性質不那麼明確的緣故。”152
被歡呼回來的獨裁者
1926年9月，偏踞廣東十年之久的國民黨軍隊在蔣介石的率領下宣誓北伐，竟在短短的一年內就占領上海、定都南京，繼而攻克北京，迫使東三省“易幟”，在形式上重新統一了中國。中華民國進入國民黨統治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