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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軍事冒險的成功，在政治上，實得益於人民對大一統的渴望。在經濟上，則是自由商人階層在工商衝突中的誤判以及對暴力政治的妥協。
在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並不存在工人階層，隨著近現代工業的成長，勞工人數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國產業工人約60多萬，到1924年前後人數已經超過500萬。誠如馬克思所控訴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跟所有進入工業社會早期的國家一樣，中國工人的生存現狀是悲慘的，因此，反抗性的罷工事件屢見不鮮，可查的數據顯示，從1914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全國工人罷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
然而，工人階層從來沒有被看成是一股完整而獨立的力量。只有極少數人意識到了它的重要性，而這些人大多讀過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並信服他們所提出的階級鬥爭理論。真正把工人當成一股獨立力量來倚重的正是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1921年8月，就在建黨一個月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就迅速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1922年5月，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173人，代表110多個工會、34萬有組織的工人。1925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獨立的工人階級出現了，而共產黨則成了他們的領導者和利益代言人。
面對工人階級的崛起，商人集團表現得無所適從，雙方矛盾很快以血腥的方式呈現。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發“五卅慘案”，共產黨人領導的總工會與虞洽卿領導的總商會成為尖銳對立的兩大陣營，前者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取締租界等激進目標為號召，鼓動風潮，站在道義的高地之上，後者則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縮小事態，平息風波”，被基層民眾視為“走狗”和“商賊”。在意識形態的強烈引導下，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國市民社會內部出現了分裂，商人階層與勞工階層突然形成了對立的局面。
放眼世界工人運動史，任何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在轉型期都出現過勞資對立的激烈景象，馬克思認為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並因此預言資本主義即將滅亡。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引下，20世紀出現了洶湧壯觀的社會主義運動，構成了這一世紀最重要的“人類遺產”。如今看來，馬克思的這一預言並沒有自我實現，絕大多數國家通過獨立工會制度、社會福利制度以及議會制度等制度建設，解決了這一社會問題。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中國的商人階層沒有足夠的智慧與耐心，他們選擇了與暴力政治結盟的解決方式。
1927年春天，以虞洽卿為首的上海總商會與新的軍事強人蔣介石達成政治合約：商人向蔣提供足夠的資金，後者則以武力鎮壓“暴亂”的工人組織和共產黨組織。3月26日，蔣介石軍隊進入上海，4月12日就發生了武力鎮壓上海總工會的“四・一二”事件，逾5000人被槍殺或失蹤，這是自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來，60多年中最大規模的政治屠殺。從此，共產黨的主要活動向農村轉移，由“工人黨”逐漸演變為極具中國特色的“農民黨”。
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自晚清以來，從洋務派、維新派到立憲派和自由主義學者，幾乎整整兩代人試圖以漸進變革的方式把中國帶入富強的軌道，甚至到北洋軍閥執政時期，儘管賄選、武力傾軋醜聞不斷，但始終沒有越出議會制度的體系底線。但是，這一原則在1927年的春夏之交，被中國最優秀的商人精英所拋棄。白吉爾評論道：“這些人是資產階級中最擁護民族主義，也最現代化和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僅是對無產階級的背叛，同時也是對其自身的背叛，由於他們放棄了一切政治權利，便很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打擊，而這種權力又正是由其幫助才得以恢復的。”153
國民黨的經濟主張
與北洋政府相比，國民黨政府最大的區別是有主義、有信仰，對國家治理有系統性的思考和道統上的自信。就經濟主張而言，國民黨從誕生之日起便是國家主義的信奉者，發展國營經濟，節制民間資本，乃其一貫的基本經濟主張。在經濟增長模式上，國民政府推行的是堅定的、優先發展國營企業的戰略。
國民黨政府的計劃經濟思想來源於“國父”孫中山。他歷來主張大力發展國營經濟，使國家資本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在《孫中山全集》中處處可見類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將一切大公司組織歸諸通國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達國家實業是也”、“中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就是外國的社會主義”。
孫中山的經濟理論中，最顯眼的是主張土地國有化和實行土地單一稅。1902年《民報》宣布革命的六大主義中，第三條就是土地國有，孫中山還將之與“井田制”聯繫論述，“中國自三代以來，已有井田之義，我國革命之後成立民主政府，當可借鏡古義而實行土地國有”。到1912年，孫中山仍然秉持此論，他說：“余乃極端之社會黨，甚欲採擇顯理佐治氏154之主張施行於中國，中國無資本界、勞動界之爭，又無托拉斯之遺毒。國家無資財，國家所有之資財，乃百姓之資財。民國政府擬將國內所有鐵路、航業、運河及其他重要事業，一律改為國有。”155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對外宣示經濟主權，對內強調中央政府的干預職能，表現出一個集權型政權的基本特徵。
1928年7月，美國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同意中國關稅自立。隨後英、法、日等國相繼宣布承認中國的海關自主權。1931年，國民政府廢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這兩大舉措，為建立一個統一的國民經濟體系創造了至關重要的條件。
在宏觀經濟政策上，蔣介石主張“中國經濟建設之政策，應為計劃經濟”。在政府發布的《訓政時期施政宣言》中，就明確寫道：“若夫產業之有獨占性質，而為國家之基本工業，則不得委諸個人，而當由國家經營之。此類事業，乃政府今後努力建設之主要目標，並將確定步驟，以求實行。以國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須首謀開發社會經濟所賴以為發動之基本工業。”那麼，所謂的“基本工業”又包括哪些產業領域?在與《訓政時期施政宣言》配套的《建設大綱草案》中有詳盡的列舉：“凡關係全國之交通事業，如鐵路、國道、電報、電話、無線電等;有獨占性質之公用事業，如水力電、商港、市街、市公用事業;關係國家前途之基本工業及礦業，如鋼鐵業、基本化學工業、大煤礦、鐵礦、煤油礦、銅礦等，悉由國家建設經營之。”所列領域，均為能源、資源型的上游產業，很顯然，這種思路與晚清李鴻章、盛宣懷的國營理念，乃至以後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皆有相似之處。
在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並不存在工人階層，隨著近現代工業的成長，勞工人數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國產業工人約60多萬，到1924年前後人數已經超過500萬。誠如馬克思所控訴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跟所有進入工業社會早期的國家一樣，中國工人的生存現狀是悲慘的，因此，反抗性的罷工事件屢見不鮮，可查的數據顯示，從1914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全國工人罷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
然而，工人階層從來沒有被看成是一股完整而獨立的力量。只有極少數人意識到了它的重要性，而這些人大多讀過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並信服他們所提出的階級鬥爭理論。真正把工人當成一股獨立力量來倚重的正是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1921年8月，就在建黨一個月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就迅速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1922年5月，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173人，代表110多個工會、34萬有組織的工人。1925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獨立的工人階級出現了，而共產黨則成了他們的領導者和利益代言人。
面對工人階級的崛起，商人集團表現得無所適從，雙方矛盾很快以血腥的方式呈現。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發“五卅慘案”，共產黨人領導的總工會與虞洽卿領導的總商會成為尖銳對立的兩大陣營，前者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取締租界等激進目標為號召，鼓動風潮，站在道義的高地之上，後者則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縮小事態，平息風波”，被基層民眾視為“走狗”和“商賊”。在意識形態的強烈引導下，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國市民社會內部出現了分裂，商人階層與勞工階層突然形成了對立的局面。
放眼世界工人運動史，任何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在轉型期都出現過勞資對立的激烈景象，馬克思認為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並因此預言資本主義即將滅亡。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引下，20世紀出現了洶湧壯觀的社會主義運動，構成了這一世紀最重要的“人類遺產”。如今看來，馬克思的這一預言並沒有自我實現，絕大多數國家通過獨立工會制度、社會福利制度以及議會制度等制度建設，解決了這一社會問題。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中國的商人階層沒有足夠的智慧與耐心，他們選擇了與暴力政治結盟的解決方式。
1927年春天，以虞洽卿為首的上海總商會與新的軍事強人蔣介石達成政治合約：商人向蔣提供足夠的資金，後者則以武力鎮壓“暴亂”的工人組織和共產黨組織。3月26日，蔣介石軍隊進入上海，4月12日就發生了武力鎮壓上海總工會的“四・一二”事件，逾5000人被槍殺或失蹤，這是自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來，60多年中最大規模的政治屠殺。從此，共產黨的主要活動向農村轉移，由“工人黨”逐漸演變為極具中國特色的“農民黨”。
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自晚清以來，從洋務派、維新派到立憲派和自由主義學者，幾乎整整兩代人試圖以漸進變革的方式把中國帶入富強的軌道，甚至到北洋軍閥執政時期，儘管賄選、武力傾軋醜聞不斷，但始終沒有越出議會制度的體系底線。但是，這一原則在1927年的春夏之交，被中國最優秀的商人精英所拋棄。白吉爾評論道：“這些人是資產階級中最擁護民族主義，也最現代化和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僅是對無產階級的背叛，同時也是對其自身的背叛，由於他們放棄了一切政治權利，便很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打擊，而這種權力又正是由其幫助才得以恢復的。”153
國民黨的經濟主張
與北洋政府相比，國民黨政府最大的區別是有主義、有信仰，對國家治理有系統性的思考和道統上的自信。就經濟主張而言，國民黨從誕生之日起便是國家主義的信奉者，發展國營經濟，節制民間資本，乃其一貫的基本經濟主張。在經濟增長模式上，國民政府推行的是堅定的、優先發展國營企業的戰略。
國民黨政府的計劃經濟思想來源於“國父”孫中山。他歷來主張大力發展國營經濟，使國家資本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在《孫中山全集》中處處可見類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將一切大公司組織歸諸通國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達國家實業是也”、“中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就是外國的社會主義”。
孫中山的經濟理論中，最顯眼的是主張土地國有化和實行土地單一稅。1902年《民報》宣布革命的六大主義中，第三條就是土地國有，孫中山還將之與“井田制”聯繫論述，“中國自三代以來，已有井田之義，我國革命之後成立民主政府，當可借鏡古義而實行土地國有”。到1912年，孫中山仍然秉持此論，他說：“余乃極端之社會黨，甚欲採擇顯理佐治氏154之主張施行於中國，中國無資本界、勞動界之爭，又無托拉斯之遺毒。國家無資財，國家所有之資財，乃百姓之資財。民國政府擬將國內所有鐵路、航業、運河及其他重要事業，一律改為國有。”155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對外宣示經濟主權，對內強調中央政府的干預職能，表現出一個集權型政權的基本特徵。
1928年7月，美國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同意中國關稅自立。隨後英、法、日等國相繼宣布承認中國的海關自主權。1931年，國民政府廢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這兩大舉措，為建立一個統一的國民經濟體系創造了至關重要的條件。
在宏觀經濟政策上，蔣介石主張“中國經濟建設之政策，應為計劃經濟”。在政府發布的《訓政時期施政宣言》中，就明確寫道：“若夫產業之有獨占性質，而為國家之基本工業，則不得委諸個人，而當由國家經營之。此類事業，乃政府今後努力建設之主要目標，並將確定步驟，以求實行。以國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須首謀開發社會經濟所賴以為發動之基本工業。”那麼，所謂的“基本工業”又包括哪些產業領域?在與《訓政時期施政宣言》配套的《建設大綱草案》中有詳盡的列舉：“凡關係全國之交通事業，如鐵路、國道、電報、電話、無線電等;有獨占性質之公用事業，如水力電、商港、市街、市公用事業;關係國家前途之基本工業及礦業，如鋼鐵業、基本化學工業、大煤礦、鐵礦、煤油礦、銅礦等，悉由國家建設經營之。”所列領域，均為能源、資源型的上游產業，很顯然，這種思路與晚清李鴻章、盛宣懷的國營理念，乃至以後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皆有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