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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權回收令”頒布後，各省商民群起反抗，其中以湖南和四川最為激烈，長沙群眾舉行萬人集會，並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以示抗議。四川組織保路同志會，宣誓“拼死破約保路”。四川總督槍殺數百請願群眾，民變驟生。清朝廷緊急抽調湖北新軍馳援四川，導致武漢空虛，10月10日，在同盟會的策動下，數百新軍發動起義，星火頓時燎原。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統治的辛亥革命。
洋務運動的制度性遺產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嘗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150洋務運動在實務層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全面重構了中國的產業格局，打下了一個基本完備的工業化基礎，洋務派修建了鐵路，架設了全國性的電報網絡，建成了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體和船舶製造工廠，創辦了銀行和保險公司，勘探及開發全國礦產，擬定了第一份股份制公司章程，催生了第一部《公司律》。但是，洋務運動的先天性缺陷使它無法讓中國真正地告別過去，我試從制度建設的角度提出它的四條缺陷。
其一，缺乏制度上的頂層設計。
與之前乃至以後的經濟大變革相比，洋務運動最特別之處是，它並非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發動，而是由一些在地方任職的漢族官員自發地、缺乏組織性地各自展開，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袁世凱、盛宣懷等洋務派官員從來沒有真正執掌過朝政，而慈禧及滿族大臣則首鼠兩端，一味以“維穩”為第一要義。因此，洋務派無法從體制設計的高度來完成制度性的頂層設計，變革的隨機性很強，常常因人而異，非常容易變型或被打斷。
其二，從未涉及財政、貨幣和土地政策。
這三大元素是歷代經濟變革的核心命題，成敗得失俱因之於此。可惜的是，整個洋務運動時期，財政狀況持續惡化，白銀體系風雨飄搖，土地改革無從談起，所有的變革只密集地發生在工業經濟的領域裡，我們可以視之為“增量改革”，而增量對存量沒有形成根本性的替代效應，因此，變革雖然轟轟烈烈，卻無法造成社會機制的轉變，李鴻章晚年自嘲為風雨飄搖中的“裱糊匠”，確是實情。
其三，洋務運動不是一個普惠性的經濟振興運動。
從四大利益集團的獲益分配來看，洋務運動本質上是一次有利於地方和工商階層的分權式改革。對於億萬基層民眾來說，經濟改革如久旱聞雷聲，雷聲頗隆，卻滴雨未落，因此缺乏對改革的支持熱情。尤為關鍵的是，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在改革中得到經濟利益，在整個工業化過程中，朝廷的收入仍然依賴於農業稅、鹽稅和關稅，在最高執政集團看來，他們既要承擔改革的成本風險、制度風險，又要承擔道德風險，卻看不到政權因此鞏固的跡象，甚至到後期，改革訴求已儼然危及政權本身。所以自始至終，朝廷一直對改革抱持敵意和戒心，成為最被動的一個集團。相對的，那些啟動或參與改革的人倒成了最大的獲利階層，盛宣懷、李鴻章家族都因此富甲一時，成了權貴貪腐的典型。
其四，現代化有餘，現代性不足。
任何經濟變革都是政治理念在經濟領域的投射性體現，經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無法背叛本體。早在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就認定“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到1894年，張之洞仍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二十餘年思想幾無進步。因而，政治體制的改革嚴重滯後。等到民間喧囂於立憲之際，政府卻沒有任何的預備，一味拖延彈壓，導致溫和改革的“時間窗口”猛然關閉。
第九講 兩個民國：從極度自由到“統制經濟”
民國時期長38年，只比隋朝多了一年。這38年中，其實有兩個民國：1911年到1927年的北洋民國，1927年到1949年的國民黨民國。這兩個民國在經濟上進行了兩次截然不同的試驗：第一次是大自由、大混亂的試驗，第二次是重歸中央集權的試驗。國民黨把它的宏觀經濟治理模式稱為“統制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者說是國家資本主義。
民國初建的時候，無論是政治制度、國民思想還是經濟制度，一切堅硬壁壘都煙消雲散了，那是中國知識精英階層思想最混亂和最活躍的時期，他們不相信兩千多年來所形成的文明體制能夠繼續帶領我們往前走，所以要切斷身上的尾巴，反對一切傳統，與祖宗告別，要“打倒孔家店”，甚至有人提出要廢除漢字，從此不讀中國書。如此激烈的文化姿態是春秋時期以來前所未見的。
四個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壞
民國時期，維持大一統的四個基本制度出現了全面的崩壞。從孫中山和袁世凱起，中央就對地方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力。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地方軍閥更是脫離了北京的領導，擁兵自重，以鄰為壑，倡導“聯省自治”。對全民思想的控制也鬆動了，年輕人懷疑和摒棄一切傳統，“四書五經”皆成腐朽之物，連孔夫子都被打倒在地了，除了宗族意識之外的民間知識及信仰體系日漸疏鬆。社會精英則全部流散到了體制之外，自科舉被廢除後，再沒有行之有效的官員選拔和推舉制度，人才在民間大流動，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在春秋之後再一次集體出現，成為統治系統外的活躍力量。在宏觀經濟治理方面，由於產業資源被民間掌握，政府對關鍵性行業的控制力降到了最低，出現了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
基本制度的全部瓦解，意味著中央集權已沒有任何著力點。這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權力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在思想史上，這是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之後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間湧現出的傑出人才燦若星河，許多影響深遠的思想家、藝術家、軍事家都出現於這一階段，重要的五四運動爆發於此際，中國共產黨亦誕生於此際。
延續了兩千年的舊的治理模式不復存在，然而，在大動盪的同時，建設性的理論和模式卻沒有出現，共和政體在中國的誕生，很像一個匆忙製造的“仿製品”。
空前強大的民營經濟
在北洋政府時期，民間企業家空前活躍並控制了重要的產業領域，國史之上，與之堪對應的，僅有漢初的“文景之治”。在產業上，出現了一些重大的變化。
最重要的事件是金融業的民營化。
一個國家是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金融業的自由化程度是關鍵性指標。1915年，袁世凱稱帝，蔡鍔在南方起義，北洋政府為擴大軍備，大肆印發巨額鈔票，導致紙幣貶值，財政部為應付危機，宣布將兩大發幣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合併，期間兩行停止兌付。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公開違抗停兌令，這就是經濟史上非常著名的“中行事件”。袁世凱稱帝未遂身死，與副總統馮國璋關係密切的梁啓超被任命為財政總長，在他的全力支持下，中國銀行成立股東會和董事會，總裁、副總裁從選舉產生的董事中選拔，同時擴大招募商股，經過三次擴募，到1922年，民營資本已占股本總額的99.75%，昔日的中央銀行竟然就此實現了完全的民營化。受中行模式影響，交通銀行也由官辦變民營。
洋務運動的制度性遺產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嘗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150洋務運動在實務層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它全面重構了中國的產業格局，打下了一個基本完備的工業化基礎，洋務派修建了鐵路，架設了全國性的電報網絡，建成了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體和船舶製造工廠，創辦了銀行和保險公司，勘探及開發全國礦產，擬定了第一份股份制公司章程，催生了第一部《公司律》。但是，洋務運動的先天性缺陷使它無法讓中國真正地告別過去，我試從制度建設的角度提出它的四條缺陷。
其一，缺乏制度上的頂層設計。
與之前乃至以後的經濟大變革相比，洋務運動最特別之處是，它並非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發動，而是由一些在地方任職的漢族官員自發地、缺乏組織性地各自展開，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袁世凱、盛宣懷等洋務派官員從來沒有真正執掌過朝政，而慈禧及滿族大臣則首鼠兩端，一味以“維穩”為第一要義。因此，洋務派無法從體制設計的高度來完成制度性的頂層設計，變革的隨機性很強，常常因人而異，非常容易變型或被打斷。
其二，從未涉及財政、貨幣和土地政策。
這三大元素是歷代經濟變革的核心命題，成敗得失俱因之於此。可惜的是，整個洋務運動時期，財政狀況持續惡化，白銀體系風雨飄搖，土地改革無從談起，所有的變革只密集地發生在工業經濟的領域裡，我們可以視之為“增量改革”，而增量對存量沒有形成根本性的替代效應，因此，變革雖然轟轟烈烈，卻無法造成社會機制的轉變，李鴻章晚年自嘲為風雨飄搖中的“裱糊匠”，確是實情。
其三，洋務運動不是一個普惠性的經濟振興運動。
從四大利益集團的獲益分配來看，洋務運動本質上是一次有利於地方和工商階層的分權式改革。對於億萬基層民眾來說，經濟改革如久旱聞雷聲，雷聲頗隆，卻滴雨未落，因此缺乏對改革的支持熱情。尤為關鍵的是，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在改革中得到經濟利益，在整個工業化過程中，朝廷的收入仍然依賴於農業稅、鹽稅和關稅，在最高執政集團看來，他們既要承擔改革的成本風險、制度風險，又要承擔道德風險，卻看不到政權因此鞏固的跡象，甚至到後期，改革訴求已儼然危及政權本身。所以自始至終，朝廷一直對改革抱持敵意和戒心，成為最被動的一個集團。相對的，那些啟動或參與改革的人倒成了最大的獲利階層，盛宣懷、李鴻章家族都因此富甲一時，成了權貴貪腐的典型。
其四，現代化有餘，現代性不足。
任何經濟變革都是政治理念在經濟領域的投射性體現，經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無法背叛本體。早在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就認定“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到1894年，張之洞仍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二十餘年思想幾無進步。因而，政治體制的改革嚴重滯後。等到民間喧囂於立憲之際，政府卻沒有任何的預備，一味拖延彈壓，導致溫和改革的“時間窗口”猛然關閉。
第九講 兩個民國：從極度自由到“統制經濟”
民國時期長38年，只比隋朝多了一年。這38年中，其實有兩個民國：1911年到1927年的北洋民國，1927年到1949年的國民黨民國。這兩個民國在經濟上進行了兩次截然不同的試驗：第一次是大自由、大混亂的試驗，第二次是重歸中央集權的試驗。國民黨把它的宏觀經濟治理模式稱為“統制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或者說是國家資本主義。
民國初建的時候，無論是政治制度、國民思想還是經濟制度，一切堅硬壁壘都煙消雲散了，那是中國知識精英階層思想最混亂和最活躍的時期，他們不相信兩千多年來所形成的文明體制能夠繼續帶領我們往前走，所以要切斷身上的尾巴，反對一切傳統，與祖宗告別，要“打倒孔家店”，甚至有人提出要廢除漢字，從此不讀中國書。如此激烈的文化姿態是春秋時期以來前所未見的。
四個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壞
民國時期，維持大一統的四個基本制度出現了全面的崩壞。從孫中山和袁世凱起，中央就對地方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力。1916年袁世凱去世後，地方軍閥更是脫離了北京的領導，擁兵自重，以鄰為壑，倡導“聯省自治”。對全民思想的控制也鬆動了，年輕人懷疑和摒棄一切傳統，“四書五經”皆成腐朽之物，連孔夫子都被打倒在地了，除了宗族意識之外的民間知識及信仰體系日漸疏鬆。社會精英則全部流散到了體制之外，自科舉被廢除後，再沒有行之有效的官員選拔和推舉制度，人才在民間大流動，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在春秋之後再一次集體出現，成為統治系統外的活躍力量。在宏觀經濟治理方面，由於產業資源被民間掌握，政府對關鍵性行業的控制力降到了最低，出現了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
基本制度的全部瓦解，意味著中央集權已沒有任何著力點。這是自“五胡亂華”的南北朝以來，1400年間第一次出現“中央權力真空”。於是，這段時間成了一個絕對自由，而自由又變得十分嚇人的時代。在思想史上，這是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之後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其間湧現出的傑出人才燦若星河，許多影響深遠的思想家、藝術家、軍事家都出現於這一階段，重要的五四運動爆發於此際，中國共產黨亦誕生於此際。
延續了兩千年的舊的治理模式不復存在，然而，在大動盪的同時，建設性的理論和模式卻沒有出現，共和政體在中國的誕生，很像一個匆忙製造的“仿製品”。
空前強大的民營經濟
在北洋政府時期，民間企業家空前活躍並控制了重要的產業領域，國史之上，與之堪對應的，僅有漢初的“文景之治”。在產業上，出現了一些重大的變化。
最重要的事件是金融業的民營化。
一個國家是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金融業的自由化程度是關鍵性指標。1915年，袁世凱稱帝，蔡鍔在南方起義，北洋政府為擴大軍備，大肆印發巨額鈔票，導致紙幣貶值，財政部為應付危機，宣布將兩大發幣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合併，期間兩行停止兌付。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公開違抗停兌令，這就是經濟史上非常著名的“中行事件”。袁世凱稱帝未遂身死，與副總統馮國璋關係密切的梁啓超被任命為財政總長，在他的全力支持下，中國銀行成立股東會和董事會，總裁、副總裁從選舉產生的董事中選拔，同時擴大招募商股，經過三次擴募，到1922年，民營資本已占股本總額的99.75%，昔日的中央銀行竟然就此實現了完全的民營化。受中行模式影響，交通銀行也由官辦變民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