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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開放通商，推行的“行商制度”則是特許制在外貿領域的延伸。當外商被嚴格管制並“圈養”起來之後，政府便以發放牌照的方式，允許獲得資質的中國商人與之進行交易，史稱“十三行商人”。根據當時的保商制度，外船入境後必須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予以擔保，凡入口稅均須經行商之手，行商承擔的責任還包括：商品價格的制定、為外商代繳關稅、負責管束外商行為等。如果外商在華期間有任何違法行為，海關將對行商實施追究。這種獨特的保商制度讓十三行商人成為政府與外國商人之間的一個媒介，其職責加大，與政府和外商的關係進一步緊密，而權力和獲利能力也隨之迅速膨脹。
晉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許授權而獲得壟斷性利潤。明人認為徽商最富，晉商和陝商次之——“以新安最，關西、山右次之”。清人章嗣衡、徐珂曾統計，晉商的資產總數約在5000萬～6000萬兩白銀之間，接近於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之和。136當代山西籍學者梁小民則認為，晉商的資產總量應在1億兩白銀左右。137清末，十三行商人獨享外貿之利，財富暴漲號稱“天子南庫”，大有超越晉商、徽商之勢。道光年間的伍秉鑒擁有資產約2600萬銀元，在西方人的眼中，就是當時世界上的首富，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華爾街日報》曾評選出1000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伍秉鑒是6個入選的中國人里唯一的商人。
三大商幫儘管都富可敵國，可都是被豢養大的寄生蟲，他們的財富增加與市場的充分競爭無關，與產業開拓無關，與技術革新無關，因而與進步無關。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他得出的研究結論是：“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138明清商人便生動地詮釋了這一論斷。一個國家的資產階層是否獨立且重要，並不取決於其財富的多少，而取決於其獲得財富的方式。
明清商人的錢賺得越來越多，可是他們的安全感卻越來越少，他們始終沒有培育出一種“商人精神”，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最根本原因是，從知識精英到他們自己，都不認同商人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從來沒有形成自己的階層意識，這是最具悲劇性的一點，如費正清所言，“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們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商人發達之後，便將主要精力傾注於幾件大事：一是構築錯綜複雜的官商網絡，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舉，三是重建宗族世家，所謂“以商致富，以宦貴之”。明代學者王士性總結道：“縉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於長守。”也就是說，當一個商人完成財富的原始積累之後，或投靠結交權貴，或投資於本族子弟，促使他們通過科舉考試，成為體制內的權勢者，唯有如此才能“保衛”既得的榮華富貴。
被槍炮打破的“超穩定結構”
自明入清，治國者由滿替漢，老百姓留起了辮子，可是治理邏輯則一以貫之，政治上愈來愈趨專制保守，經濟上愈來愈趨官商專營，對外“鐵桶陣”，對內散沙化，社會進步全然喪失動力。金觀濤和劉青峰發明了兩個詞彙形容這一時期的中國——“超穩定結構”與“高水平停滯”，他們分別繪製了中國與西方的“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從這兩張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世紀之後，中國的增長曲線呈現長波段的水平停滯狀態，而西方則進入爆發性增長階段。他們因此得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無論對於中國還是西方來說，科學技術結構和社會結構之間都存在著適應性。也就是說，制度大於技術，中國的經濟和科技落後首先體現在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不思進取。139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
西方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
大清帝國前後延續了268年，其中，從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被稱為“康乾盛世”。盛世的標誌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長，由建國時約1億增長到3億;二是中央財政日漸豐腴，康熙去世時，國庫盈餘有800萬兩白銀，雍正留下了2400萬兩，乾隆留下了7000萬兩;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間生活安逸，商人階層由儉入奢，工商繁榮。在國史上，若以時間計算，“康乾盛世”僅次於“貞觀—開元盛世”。
然而在社會進步的意義上，“康乾盛世”其實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周期性復甦，中國社會仍然在超穩定的狀態下平鋪式地演進，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上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突破。如果站在人類發展史的角度上，我們更會發現，這所謂的“盛世”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在西方史上，17世紀是一個智力大爆發的時代，歐洲的思想家們在天文學、物理學、數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個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並集體奠定了現代科學殿堂的基石。有人統計了全球最重要的369個科技成就，竟然有38%出現在歐洲宗教革命之初(1553年)到法國大革命初期(1789年)這段時間，比重之大，令人吃驚。正是在科技力的驅動下，歐美列國相繼實現了對中國的超越，從1700年到1820年，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72%，歐洲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長率為6%，而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直是零增長。到19世紀30年代前後，中國的經濟總量仍然為全球第一，可是經濟總量的增加全部來自於人口倍增的效應。140
觀察這一時期的中西歷史，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論：
其一，在工業革命中，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和財富總量，與其工業化的時機、速度以及成功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既有的經濟總量絕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與之相比，技術革新構成了工業化進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時期的中國，總體上缺少推動生產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激勵機制。
其二，工業革命和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是以一種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東亞地區的，它在社會和經濟制度上都與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為被接受方，中國乃至東亞各國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擊都是巨大而慘烈的，甚至是毀滅性的。
這一超穩定狀態在19世紀初被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內憂。
先是因鴉片的非法輸入，帝國在1826年第一次出現了貿易逆差——這一事實可以被看成中國經濟被西方超越的標誌性事件，白銀大量外流，決策層試圖通過禁菸的方式遏制外貿和貨幣狀況的惡化，激烈、信息不對稱的貿易摩擦導致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關於這場戰爭，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斷，中國學者大多將這場戰爭看成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是導致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而西方學者則傾向於將戰爭看成是中國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正是這場戰爭讓中國“擺脫”了閉關鎖國的狀態。卡爾・馬克思在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一篇文章中便認為：“在英國的武力面前，清王朝的權威倒下，成為碎片;天朝永恆的迷信破碎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野蠻和密封被侵犯了，而開放則達成了。”進入當代之後，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國的學者，也從經濟史的角度提出了這場戰爭的“不可避免性”。141
晉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許授權而獲得壟斷性利潤。明人認為徽商最富，晉商和陝商次之——“以新安最，關西、山右次之”。清人章嗣衡、徐珂曾統計，晉商的資產總數約在5000萬～6000萬兩白銀之間，接近於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之和。136當代山西籍學者梁小民則認為，晉商的資產總量應在1億兩白銀左右。137清末，十三行商人獨享外貿之利，財富暴漲號稱“天子南庫”，大有超越晉商、徽商之勢。道光年間的伍秉鑒擁有資產約2600萬銀元，在西方人的眼中，就是當時世界上的首富，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華爾街日報》曾評選出1000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伍秉鑒是6個入選的中國人里唯一的商人。
三大商幫儘管都富可敵國，可都是被豢養大的寄生蟲，他們的財富增加與市場的充分競爭無關，與產業開拓無關，與技術革新無關，因而與進步無關。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充滿困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歷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他得出的研究結論是：“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138明清商人便生動地詮釋了這一論斷。一個國家的資產階層是否獨立且重要，並不取決於其財富的多少，而取決於其獲得財富的方式。
明清商人的錢賺得越來越多，可是他們的安全感卻越來越少，他們始終沒有培育出一種“商人精神”，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最根本原因是，從知識精英到他們自己，都不認同商人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從來沒有形成自己的階層意識，這是最具悲劇性的一點，如費正清所言，“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們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商人發達之後，便將主要精力傾注於幾件大事：一是構築錯綜複雜的官商網絡，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舉，三是重建宗族世家，所謂“以商致富，以宦貴之”。明代學者王士性總結道：“縉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於長守。”也就是說，當一個商人完成財富的原始積累之後，或投靠結交權貴，或投資於本族子弟，促使他們通過科舉考試，成為體制內的權勢者，唯有如此才能“保衛”既得的榮華富貴。
被槍炮打破的“超穩定結構”
自明入清，治國者由滿替漢，老百姓留起了辮子，可是治理邏輯則一以貫之，政治上愈來愈趨專制保守，經濟上愈來愈趨官商專營，對外“鐵桶陣”，對內散沙化，社會進步全然喪失動力。金觀濤和劉青峰發明了兩個詞彙形容這一時期的中國——“超穩定結構”與“高水平停滯”，他們分別繪製了中國與西方的“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從這兩張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世紀之後，中國的增長曲線呈現長波段的水平停滯狀態，而西方則進入爆發性增長階段。他們因此得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無論對於中國還是西方來說，科學技術結構和社會結構之間都存在著適應性。也就是說，制度大於技術，中國的經濟和科技落後首先體現在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不思進取。139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
西方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
大清帝國前後延續了268年，其中，從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被稱為“康乾盛世”。盛世的標誌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長，由建國時約1億增長到3億;二是中央財政日漸豐腴，康熙去世時，國庫盈餘有800萬兩白銀，雍正留下了2400萬兩，乾隆留下了7000萬兩;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間生活安逸，商人階層由儉入奢，工商繁榮。在國史上，若以時間計算，“康乾盛世”僅次於“貞觀—開元盛世”。
然而在社會進步的意義上，“康乾盛世”其實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周期性復甦，中國社會仍然在超穩定的狀態下平鋪式地演進，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上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突破。如果站在人類發展史的角度上，我們更會發現，這所謂的“盛世”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在西方史上，17世紀是一個智力大爆發的時代，歐洲的思想家們在天文學、物理學、數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個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並集體奠定了現代科學殿堂的基石。有人統計了全球最重要的369個科技成就，竟然有38%出現在歐洲宗教革命之初(1553年)到法國大革命初期(1789年)這段時間，比重之大，令人吃驚。正是在科技力的驅動下，歐美列國相繼實現了對中國的超越，從1700年到1820年，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72%，歐洲為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長率為6%，而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直是零增長。到19世紀30年代前後，中國的經濟總量仍然為全球第一，可是經濟總量的增加全部來自於人口倍增的效應。140
觀察這一時期的中西歷史，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論：
其一，在工業革命中，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和財富總量，與其工業化的時機、速度以及成功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說，既有的經濟總量絕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與之相比，技術革新構成了工業化進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時期的中國，總體上缺少推動生產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激勵機制。
其二，工業革命和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是以一種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東亞地區的，它在社會和經濟制度上都與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為被接受方，中國乃至東亞各國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擊都是巨大而慘烈的，甚至是毀滅性的。
這一超穩定狀態在19世紀初被打破，其原因仍然是外患和內憂。
先是因鴉片的非法輸入，帝國在1826年第一次出現了貿易逆差——這一事實可以被看成中國經濟被西方超越的標誌性事件，白銀大量外流，決策層試圖通過禁菸的方式遏制外貿和貨幣狀況的惡化，激烈、信息不對稱的貿易摩擦導致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關於這場戰爭，中西史界有不同的判斷，中國學者大多將這場戰爭看成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是導致中國衰落的罪魁禍首。而西方學者則傾向於將戰爭看成是中國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正是這場戰爭讓中國“擺脫”了閉關鎖國的狀態。卡爾・馬克思在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一篇文章中便認為：“在英國的武力面前，清王朝的權威倒下，成為碎片;天朝永恆的迷信破碎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野蠻和密封被侵犯了，而開放則達成了。”進入當代之後，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國的學者，也從經濟史的角度提出了這場戰爭的“不可避免性”。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