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頁
哲宗登基一年後，王安石就鬱鬱而終了，四個月後，司馬光隨他而去。反對變法的人拿不出治理經濟的任何方案，到了哲宗九年，朝廷重新啟用以蔡卞、蔡京為首的王黨。蔡卞正是王安石的女婿。
蔡京是國史上出了名的貪官和姦臣，他把王安石的國家主義推到了極致，並毫無懸念地轉型為權貴經濟。在這個世界上，人性的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礎的，好的制度會遏制人的惡，反之則會催化和放大之。在這個意義上，比人的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貪婪。大清官王安石創造了一個貪婪的集權制度，他的後繼者就會把這種貪婪和集權推向極致，並必然地產生異化，這是一條“慣性之路”。
蔡京就做了很多極端化的事，他將鹽、茶兩業完全地實施國家壟斷，不與民間分利，使之成為少數利益群體的獨享之物。江淮一帶是全國最主要的產茶區，蔡京將之全部變成官市，不許民間經營，有一年，他覺得現行的鹽鈔制度讓民間鹽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潤，於是就悍然下令，廢止現行的鹽鈔，那些手中握有舊鹽鈔的商人在一夜之間變成赤貧，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116
從王安石開始變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罷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極端的國有專營制度的實施前後長達57年，而這又正是北宋帝國由半衰走向滅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軍攻破汴梁，擄走宋徽宗、宋欽宗，北宋就這樣亡了。
“改革標本”王安石
回頭還來講王安石這個人。
這個人是中國經濟史、政治史上充滿了重大爭議的標杆性人物。我們常常說一個歷史人物不易評論，是因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這個人面目很清晰，還是不易評價。
在宋代，人們就不知道如何評價王安石。鄧廣銘在創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時便感慨道：“找不到一篇記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狀、墓誌和神道碑之類的文字，不但見不到全篇，連片段的甚至三言兩語的引證也看不到。”也就是說，宋人對這個改變了帝國以及所有人命運的大人物“視而不見”。
這個人才華橫溢，詩文獨步天下，是公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讀書很多，自詡讀遍天下所有的書。他辯才無礙，講起《周禮》，舉朝無人比他更爛熟於心。他把司馬光、蘇東坡等人整得很慘，可是沒有人敢說自己的才華比他高。
他還是個非常能幹的官員，很懂財經之道，當官不靠後台，科舉出身，從縣一級干起，當過知縣、通判，一直干到中央。他對所有的行政關節非常熟悉，誰都騙不了他。
他不修邊幅，不通人情。宋朝是士大夫之國，大家都穿得很體面，彬彬有禮，偏偏這個王安石不洗頭、不剃鬚，每天身上很臭地來上朝，還整天死著一張臉，同僚都叫他“拗相公”。他不拉幫結派，獨來獨往，跟任何人都沒關係。更要命的是，他不貪色、不愛財。中國傳統思想中，一個壞官必會犯這兩條，可是王安石一條都不沾。他節儉清廉，視富貴如浮雲，每次發官餉，總是拎了一袋子錢回家，數也不數就上繳給妻子。他還終生不納妾，在風流開放的宋代文人中絕無僅有。他當然不通敵、不賣國，是一個視國家利益為上的愛國主義者。
這樣一個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懇懇、日以繼夜地把國家搞亡掉了，你怎麼評價他?
所以說，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人，是一個特別需要警惕的人。
在中國歷史上，像他這樣的人雖然鳳毛麟角，卻也並非僅見。他們為官清正，工作操勞，辦事雷厲風行，行政效率極高，而且不將私利摻雜於國事。他們力主國家主義，不惜以犧牲民間工商自由為代價，換得中央集權制度的恢復與穩定。他們提出的行政口號往往是“均貧富”，可是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將民間的富人和窮人一起剝奪。從經濟史角度來觀察，這些“理財大師”往往是中國式的“治亂循環”的轉折點。
自宋之後，到明清兩代的數百年間，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蹤者”，大家頂多說說他的那些詩歌散文。一直到20世紀以後，他突然鹹魚大翻身，1908年，當世最著名的政論家梁啓超撰寫《王安石傳》，宣告“翻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復活”，自然與當時的國家境遇及世界環境有關。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淪為“東亞病夫”，為了尋求強國之道，推行國家集權主義便成為政界和知識界的主流意識，在當時，無論是保皇黨人還是革命黨人，都做如是想，錢穆說：“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117放眼世界，無論是1917年蘇聯的誕生，還是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日本帝國的崛起或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國家主義的勝利。從此以後，王安石成為了主流意識形態中無可爭議的大改革家，進入民國乃至1949年之後，王安石的聲望越來越高。郭沫若認為，秦漢之後第一個大政治家就屬王安石，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兩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對如此充滿爭議的人物和歷史事件，若我們將之放在中央集權制度的兩千年演進史中進行觀察，也許會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結論。
“王安石變法”，與之前的“管仲變法”、“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莽變法”乃至“劉晏變法”一脈相連，是歷代治國者在經濟集權政策上的一次大試驗。就如同桑弘羊欣賞商鞅，劉晏欣賞桑弘羊一樣，王安石對桑、劉兩人也十分推崇，他在與司馬光的論戰中認定，用國有專營政策來抑制兼併、均和貧富是古代賢君的治國之正道，後世只有桑、劉“粗合此意”。由此可見，歷代“變法”衍續的是同一邏輯。
王安石的激進程度與王莽頗為接近，他們前後相隔約千年，是兩次分別向兩極挑戰的變革運動，前者試圖回到“周禮”和“井田制”，後者則試圖用“計劃之手”把每個經濟元素都管理起來。他們同樣激烈且充滿理想主義的氣質，可是也同樣遭遇慘敗，並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一個帝國的滅亡。
從制度創新的層面來看，“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後一次建設性探險，是整體配套性體制改革的“終結之作”。
一個特別嚴重的後果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給後來的治國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一位如此才華卓著的財經大師，在工商經濟如此發達的宏觀環境中，進行一場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卻造成如此慘烈的失敗結局，這令所有的後來者對激進式變革望而卻步。它的失敗可以說是歷史性的，表明基於法家戰略和儒家倫理的治國手段在經濟改革領域已經無路可走，進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後，南宋、明、清歷代治國者基本放棄了體制內的制度創新，開始用更加嚴酷的管制方式來維持統治，其經濟策略越來越謹小慎微、趨向保守，最終走進了閉關鎖國的死胡同。
蔡京是國史上出了名的貪官和姦臣，他把王安石的國家主義推到了極致，並毫無懸念地轉型為權貴經濟。在這個世界上，人性的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礎的，好的制度會遏制人的惡，反之則會催化和放大之。在這個意義上，比人的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貪婪。大清官王安石創造了一個貪婪的集權制度，他的後繼者就會把這種貪婪和集權推向極致，並必然地產生異化，這是一條“慣性之路”。
蔡京就做了很多極端化的事，他將鹽、茶兩業完全地實施國家壟斷，不與民間分利，使之成為少數利益群體的獨享之物。江淮一帶是全國最主要的產茶區，蔡京將之全部變成官市，不許民間經營，有一年，他覺得現行的鹽鈔制度讓民間鹽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潤，於是就悍然下令，廢止現行的鹽鈔，那些手中握有舊鹽鈔的商人在一夜之間變成赤貧，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116
從王安石開始變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罷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極端的國有專營制度的實施前後長達57年，而這又正是北宋帝國由半衰走向滅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軍攻破汴梁，擄走宋徽宗、宋欽宗，北宋就這樣亡了。
“改革標本”王安石
回頭還來講王安石這個人。
這個人是中國經濟史、政治史上充滿了重大爭議的標杆性人物。我們常常說一個歷史人物不易評論，是因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這個人面目很清晰，還是不易評價。
在宋代，人們就不知道如何評價王安石。鄧廣銘在創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時便感慨道：“找不到一篇記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狀、墓誌和神道碑之類的文字，不但見不到全篇，連片段的甚至三言兩語的引證也看不到。”也就是說，宋人對這個改變了帝國以及所有人命運的大人物“視而不見”。
這個人才華橫溢，詩文獨步天下，是公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讀書很多，自詡讀遍天下所有的書。他辯才無礙，講起《周禮》，舉朝無人比他更爛熟於心。他把司馬光、蘇東坡等人整得很慘，可是沒有人敢說自己的才華比他高。
他還是個非常能幹的官員，很懂財經之道，當官不靠後台，科舉出身，從縣一級干起，當過知縣、通判，一直干到中央。他對所有的行政關節非常熟悉，誰都騙不了他。
他不修邊幅，不通人情。宋朝是士大夫之國，大家都穿得很體面，彬彬有禮，偏偏這個王安石不洗頭、不剃鬚，每天身上很臭地來上朝，還整天死著一張臉，同僚都叫他“拗相公”。他不拉幫結派，獨來獨往，跟任何人都沒關係。更要命的是，他不貪色、不愛財。中國傳統思想中，一個壞官必會犯這兩條，可是王安石一條都不沾。他節儉清廉，視富貴如浮雲，每次發官餉，總是拎了一袋子錢回家，數也不數就上繳給妻子。他還終生不納妾，在風流開放的宋代文人中絕無僅有。他當然不通敵、不賣國，是一個視國家利益為上的愛國主義者。
這樣一個道德高尚、百毒不侵的人，勤勤懇懇、日以繼夜地把國家搞亡掉了，你怎麼評價他?
所以說，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人，是一個特別需要警惕的人。
在中國歷史上，像他這樣的人雖然鳳毛麟角，卻也並非僅見。他們為官清正，工作操勞，辦事雷厲風行，行政效率極高，而且不將私利摻雜於國事。他們力主國家主義，不惜以犧牲民間工商自由為代價，換得中央集權制度的恢復與穩定。他們提出的行政口號往往是“均貧富”，可是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將民間的富人和窮人一起剝奪。從經濟史角度來觀察，這些“理財大師”往往是中國式的“治亂循環”的轉折點。
自宋之後，到明清兩代的數百年間，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蹤者”，大家頂多說說他的那些詩歌散文。一直到20世紀以後，他突然鹹魚大翻身，1908年，當世最著名的政論家梁啓超撰寫《王安石傳》，宣告“翻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復活”，自然與當時的國家境遇及世界環境有關。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淪為“東亞病夫”，為了尋求強國之道，推行國家集權主義便成為政界和知識界的主流意識，在當時，無論是保皇黨人還是革命黨人，都做如是想，錢穆說：“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117放眼世界，無論是1917年蘇聯的誕生，還是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日本帝國的崛起或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國家主義的勝利。從此以後，王安石成為了主流意識形態中無可爭議的大改革家，進入民國乃至1949年之後，王安石的聲望越來越高。郭沫若認為，秦漢之後第一個大政治家就屬王安石，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兩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對如此充滿爭議的人物和歷史事件，若我們將之放在中央集權制度的兩千年演進史中進行觀察，也許會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結論。
“王安石變法”，與之前的“管仲變法”、“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莽變法”乃至“劉晏變法”一脈相連，是歷代治國者在經濟集權政策上的一次大試驗。就如同桑弘羊欣賞商鞅，劉晏欣賞桑弘羊一樣，王安石對桑、劉兩人也十分推崇，他在與司馬光的論戰中認定，用國有專營政策來抑制兼併、均和貧富是古代賢君的治國之正道，後世只有桑、劉“粗合此意”。由此可見，歷代“變法”衍續的是同一邏輯。
王安石的激進程度與王莽頗為接近，他們前後相隔約千年，是兩次分別向兩極挑戰的變革運動，前者試圖回到“周禮”和“井田制”，後者則試圖用“計劃之手”把每個經濟元素都管理起來。他們同樣激烈且充滿理想主義的氣質，可是也同樣遭遇慘敗，並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一個帝國的滅亡。
從制度創新的層面來看，“王安石變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後一次建設性探險，是整體配套性體制改革的“終結之作”。
一個特別嚴重的後果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給後來的治國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一位如此才華卓著的財經大師，在工商經濟如此發達的宏觀環境中，進行一場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卻造成如此慘烈的失敗結局，這令所有的後來者對激進式變革望而卻步。它的失敗可以說是歷史性的，表明基於法家戰略和儒家倫理的治國手段在經濟改革領域已經無路可走，進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後，南宋、明、清歷代治國者基本放棄了體制內的制度創新，開始用更加嚴酷的管制方式來維持統治，其經濟策略越來越謹小慎微、趨向保守，最終走進了閉關鎖國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