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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把這次辯論稱為“延和殿廷辯”，爭論的雙方是王安石和司馬光——當時國內知名度最高的兩位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辯題是：工商經濟那麼發達，可是國家卻很弱，在朝廷，中央財政是“討飯財政”，在民間，貧富差距那麼大，土地兼併很嚴重，怎麼辦。
兩個人的辦法，簡而言之，一個是開源，一個是節流。
王安石認為，中央一定要把經濟權力收起來，學習商鞅，學習漢武帝，學習劉晏，進行高度集權的國家主義改革。司馬光認為，要治理國家其實很簡單，只要中央財政節儉一點，然後以農為本、藏富於民，天下就會太平，這是經典儒家的觀點。兩個人在延和殿吵得不可開交。王安石嘲笑司馬光等人不懂為國理財。司馬光說：“我不認為把天下的財富聚集到政府的口袋裡是件好事情，你的這種辦法是要禍害老百姓的。”王安石說：“不會啊，我這個辦法叫作‘民不益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聽到這裡當場就跟他翻臉，他說：“這話是桑弘羊講的，桑弘羊就拿了這句話去欺騙漢武帝，所以導致武帝晚期盜賊並起，被迫下《罪己詔》，國家差點滅亡。”111在司馬光看來，天下財富是有一個定量的，不在民間就在政府，兩者存在內在的爭利關係。他的這個觀察，在經濟思想史上很重要，其實到今天，還是有爭議的。在1068年，王安石與司馬光之辯止於此，沒有再深入下去，其實由此展開去，可以對中國的國有經濟制度和財政模式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辯論。
年輕的宋神宗夾在兩個大思想家之間搖擺不定，一會兒覺得王安石講得很在理，一會兒又認為司馬光是對的。不過，六個月後，他還是選擇了王安石，任命他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實施大變法。
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王安石搞的這場變法氣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機構、產業、財政、物價及流通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帝制時期的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他的第一項改革是對經濟權力的重組。在中央六部中，經濟權力集中於戶部，戶部有三司，戶部司管財政收入，度支司管行政支出，鹽鐵司管國有專營事業。王安石打破原有分工，把三司權力集中起來，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這相當於另立了一個小“國務院”，20世紀80年代搞改革開放，有過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沿用這一思路。
王安石頒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餘條，分別是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條。
均輸這兩個字來自於桑弘羊，就是國家成立物資部和物價委員會，管制重要生產資料的產銷。這個法令推行後，國家就全面壟斷了重要資源的生產和銷售，一改實行多年的“買撲”、“鈔引”等通商制度，朝廷專設發運使一職，財政撥劃專項採購周轉資金，統購統銷，國營專賣;市易法是對城市商品零售的國家壟斷，政府在各地設立市易司，由政府撥出本錢，負責平價購買“滯銷商品”，到市場缺貨時出售，商品價格由市易司劃定;青苗法則是農業領域的變革，在每年夏秋兩收前，農戶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每筆貸款的利息為20%，一年可貸兩次。這三大政策，前兩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復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獨創。112跟所有的計劃經濟大師一樣，“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其實就是兩個：第一，儘可能多地增加財政收入;第二，打擊富豪，縮小貧富差距。而其結果也是同樣的兩個：前者的目標在短期內會迅速地實現，長遠看卻註定失敗;後者的目標則從來不會實現。
具體來說，變法實施之後，國庫果然為之一飽，僅市易司獲得的收入就相當於全年夏秋兩稅總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驚人，因為征繳上來的錢糧綢帛實在太多了，以至於不得不新建52個大倉庫。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現出來。
均輸法讓發運使衙門成了一個權力空前膨脹的“政府型公司”，它到處與民爭利，官方的採購價格與市場波動背道而馳，要麼大大低於市場價格幾近搶劫，要麼大大高於市場價格收受回扣，發運使把大米運到一些缺糧地區，銷售價格比之前上漲一倍，正常的市場運行被完全地打亂了。宋朝官員本來就樂於經商，均輸法正好給了他們一個中飽私囊的好機會。
市易法“盡收天下之貨”，讓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銀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經營範圍越來越廣，連水果、芝麻都被壟斷了起來，城市商業秩序被徹底破壞。宋代學者鄭俠在《西塘集》中記載道，自從實行了市易法之後，商人們都不肯到汴梁來做生意，大家繞開都城而行，因為只要一進城門，貨物就可能被全數押送到市易司。後來，這些情況被反映到宋神宗那裡，連皇帝本人也覺得太過分了，有一次，他對王安石說：“市易司連水果都要壟斷起來銷售，實在太瑣碎了，能不能把這一條給罷廢了?”王安石說：“制定法律的關鍵是，是否有害於人民，不應該因為它的瑣碎就罷廢了。”113
對普通農戶來說，傷害最大的當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國家拿出一定的款項在地方上放債，以免窮人受富人高利貸的剝削。可是一到執行階段，就完全地變味了。各級官員把陳舊的霉糧放給農戶，收回的卻必須是新糧，放的時候斤兩不足，收的時候卻故意壓秤，一來一回，實際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貸還要高。中央為了把錢放出去，就下達貸款指標，地方官只好搞攤派，民間苦不堪言，如果發生水災旱災，地方政府為了收回本息，就到處抓人，農民只好賣地賣兒女。
種種新政的實施，讓寬鬆的經濟環境不復存在，自由工商業者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民國學者王孝通在《中國商業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變法之後，“商業早入於衰頹之境矣”。114
王安石還聽不得不同的意見，不過他比商鞅好一些，後者殺人殺得河流變色，王安石只是把反對變法的人全部趕出京城。司馬光就被趕到了洛陽，他在那裡住了十五年，寫了一本《資治通鑑》。當時輿論很開放，大臣都很放肆，司馬光寫書寫累了，就寫公開信《與王介甫書》罵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以後，馬上寫《答司馬諫議書》，如禮回送。當時朝中執政大臣有五位，大家把這五個人叫做“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的，其餘四個人都沒啥用。王安石還親自擬定科舉考題，把變法思想摻進去，最誇張的是，他還把自己的像搬進孔廟，給孔夫子做“陪祀”。
由此種種可見，王安石實在是一個非常強悍的集權主義者。變法搞了17年，到1085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皇太后和哲宗都很反感王安石，就盡廢新法，重新啟用司馬光。
司馬先生回來後幹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個叫李公擇的人當戶部尚書，李公擇是研究小學的，對財政知識一竅不通，這好比從北京大學考古系找了個教授來當財政部長，於是朝野譁然。司馬光解釋說：“我就是要用這樣的辦法來告訴大家，中央的政策變化了。”115由這個細節可以看出，儒家在經濟治理上是多麼無能，經典儒家從孔孟以來，在理財上一直找不到辦法，翻來覆去說的都是“以農為本、輕徭薄賦、仁義治國”。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權力，卻又提不出新穎的建設性方案，這就是中國歷代經濟治理的一個重大衝突點：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對中央集權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經濟思想體系上卻無法匹配。
兩個人的辦法，簡而言之，一個是開源，一個是節流。
王安石認為，中央一定要把經濟權力收起來，學習商鞅，學習漢武帝，學習劉晏，進行高度集權的國家主義改革。司馬光認為，要治理國家其實很簡單，只要中央財政節儉一點，然後以農為本、藏富於民，天下就會太平，這是經典儒家的觀點。兩個人在延和殿吵得不可開交。王安石嘲笑司馬光等人不懂為國理財。司馬光說：“我不認為把天下的財富聚集到政府的口袋裡是件好事情，你的這種辦法是要禍害老百姓的。”王安石說：“不會啊，我這個辦法叫作‘民不益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聽到這裡當場就跟他翻臉，他說：“這話是桑弘羊講的，桑弘羊就拿了這句話去欺騙漢武帝，所以導致武帝晚期盜賊並起，被迫下《罪己詔》，國家差點滅亡。”111在司馬光看來，天下財富是有一個定量的，不在民間就在政府，兩者存在內在的爭利關係。他的這個觀察，在經濟思想史上很重要，其實到今天，還是有爭議的。在1068年，王安石與司馬光之辯止於此，沒有再深入下去，其實由此展開去，可以對中國的國有經濟制度和財政模式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辯論。
年輕的宋神宗夾在兩個大思想家之間搖擺不定，一會兒覺得王安石講得很在理，一會兒又認為司馬光是對的。不過，六個月後，他還是選擇了王安石，任命他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實施大變法。
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王安石搞的這場變法氣魄很大，格局空前，是一次涉及政府機構、產業、財政、物價及流通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帝制時期的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他的第一項改革是對經濟權力的重組。在中央六部中，經濟權力集中於戶部，戶部有三司，戶部司管財政收入，度支司管行政支出，鹽鐵司管國有專營事業。王安石打破原有分工，把三司權力集中起來，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這相當於另立了一個小“國務院”，20世紀80年代搞改革開放，有過一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沿用這一思路。
王安石頒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餘條，分別是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條。
均輸這兩個字來自於桑弘羊，就是國家成立物資部和物價委員會，管制重要生產資料的產銷。這個法令推行後，國家就全面壟斷了重要資源的生產和銷售，一改實行多年的“買撲”、“鈔引”等通商制度，朝廷專設發運使一職，財政撥劃專項採購周轉資金，統購統銷，國營專賣;市易法是對城市商品零售的國家壟斷，政府在各地設立市易司，由政府撥出本錢，負責平價購買“滯銷商品”，到市場缺貨時出售，商品價格由市易司劃定;青苗法則是農業領域的變革，在每年夏秋兩收前，農戶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每筆貸款的利息為20%，一年可貸兩次。這三大政策，前兩者是“桑弘羊版本”的復活，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獨創。112跟所有的計劃經濟大師一樣，“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其實就是兩個：第一，儘可能多地增加財政收入;第二，打擊富豪，縮小貧富差距。而其結果也是同樣的兩個：前者的目標在短期內會迅速地實現，長遠看卻註定失敗;後者的目標則從來不會實現。
具體來說，變法實施之後，國庫果然為之一飽，僅市易司獲得的收入就相當於全年夏秋兩稅總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驚人，因為征繳上來的錢糧綢帛實在太多了，以至於不得不新建52個大倉庫。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現出來。
均輸法讓發運使衙門成了一個權力空前膨脹的“政府型公司”，它到處與民爭利，官方的採購價格與市場波動背道而馳，要麼大大低於市場價格幾近搶劫，要麼大大高於市場價格收受回扣，發運使把大米運到一些缺糧地區，銷售價格比之前上漲一倍，正常的市場運行被完全地打亂了。宋朝官員本來就樂於經商，均輸法正好給了他們一個中飽私囊的好機會。
市易法“盡收天下之貨”，讓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銀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經營範圍越來越廣，連水果、芝麻都被壟斷了起來，城市商業秩序被徹底破壞。宋代學者鄭俠在《西塘集》中記載道，自從實行了市易法之後，商人們都不肯到汴梁來做生意，大家繞開都城而行，因為只要一進城門，貨物就可能被全數押送到市易司。後來，這些情況被反映到宋神宗那裡，連皇帝本人也覺得太過分了，有一次，他對王安石說：“市易司連水果都要壟斷起來銷售，實在太瑣碎了，能不能把這一條給罷廢了?”王安石說：“制定法律的關鍵是，是否有害於人民，不應該因為它的瑣碎就罷廢了。”113
對普通農戶來說，傷害最大的當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國家拿出一定的款項在地方上放債，以免窮人受富人高利貸的剝削。可是一到執行階段，就完全地變味了。各級官員把陳舊的霉糧放給農戶，收回的卻必須是新糧，放的時候斤兩不足，收的時候卻故意壓秤，一來一回，實際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貸還要高。中央為了把錢放出去，就下達貸款指標，地方官只好搞攤派，民間苦不堪言，如果發生水災旱災，地方政府為了收回本息，就到處抓人，農民只好賣地賣兒女。
種種新政的實施，讓寬鬆的經濟環境不復存在，自由工商業者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民國學者王孝通在《中國商業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變法之後，“商業早入於衰頹之境矣”。114
王安石還聽不得不同的意見，不過他比商鞅好一些，後者殺人殺得河流變色，王安石只是把反對變法的人全部趕出京城。司馬光就被趕到了洛陽，他在那裡住了十五年，寫了一本《資治通鑑》。當時輿論很開放，大臣都很放肆，司馬光寫書寫累了，就寫公開信《與王介甫書》罵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以後，馬上寫《答司馬諫議書》，如禮回送。當時朝中執政大臣有五位，大家把這五個人叫做“生老病死苦”，除了王安石是“生”的，其餘四個人都沒啥用。王安石還親自擬定科舉考題，把變法思想摻進去，最誇張的是，他還把自己的像搬進孔廟，給孔夫子做“陪祀”。
由此種種可見，王安石實在是一個非常強悍的集權主義者。變法搞了17年，到1085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皇太后和哲宗都很反感王安石，就盡廢新法，重新啟用司馬光。
司馬先生回來後幹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任命了一個叫李公擇的人當戶部尚書，李公擇是研究小學的，對財政知識一竅不通，這好比從北京大學考古系找了個教授來當財政部長，於是朝野譁然。司馬光解釋說：“我就是要用這樣的辦法來告訴大家，中央的政策變化了。”115由這個細節可以看出，儒家在經濟治理上是多麼無能，經典儒家從孔孟以來，在理財上一直找不到辦法，翻來覆去說的都是“以農為本、輕徭薄賦、仁義治國”。儒家反法，反得很猛烈，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可是，一旦掌握了權力，卻又提不出新穎的建設性方案，這就是中國歷代經濟治理的一個重大衝突點：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政治上對中央集權制度形成了支柱性的作用，可是在經濟思想體系上卻無法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