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頁
正因如此，宋朝經濟就出現了很奇特的現象：民間生產和貿易空前發達，但自由商人都活躍在產業的中游和下游，且財富規模都不大。寫過《兩宋財政史》的汪聖鐸曾遍查史籍，想要找出幾位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可是一位也找不到，能找到的幾個人，要麼是貪官，要麼寥寥記錄，要麼有名無姓。
士紳經濟的定型
宋政權在經濟制度安排上，還有幾個與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開允許官員經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併，三是對壟斷資源進行授權經營。
在歷代開國皇帝中，唯一公開放縱乃至鼓勵官員經商的，是宋太祖趙匡胤。他最重要的謀臣、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宰相趙普，就靠經商大發其財，他在京師及主要城市廣設邸店，有人多次告他的御狀，趙匡胤總是一笑置之。106對於官員經商，趙匡胤放得最寬的竟然是帶軍的將領，史書上說，宋太祖拉攏和控制各路高級將領的辦法，就是讓他們靠經商來發財。107到南宋，那些帶兵的將帥打仗不行，其經商規模之大及生活之豪奢，卻超越前代。名將張俊私營海外貿易、開設酒肆及經營田地成一時巨富，每年收入的田租就達六十四萬斛。另外一位名將劉光世更善理財，曾經動用八千士兵從事自己的販運事業，還非常得意地自詡為“當代陶朱公”。
全漢升對宋代經濟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這篇論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證明，宋代官員利用國有專營制度，以公為名，行私之實，蔚然成風。他還總結出了官員經商的六個“特異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資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販運，利用公家的勞動力，借勢賤買貴賣或加以壟斷、逃稅。這六點當然是古往今來所有權貴經濟共同的“特異的地方”。108
據胡寄窗的考據，宋代是一個“不抑兼併”的王朝，對土地兼併採取了放縱的政策，因此，權貴家族——所謂“官品形勢之家”——占據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個郡縣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財富集中在少數官宦家族手中。109
如果說官員經商是一次體制內的權貴狂歡，那麼，政府對民間商人的“授權經營”則是官商經濟的另外一翼。
在國有專營體制方面，歷代進行了不同模式的試驗。管仲的專營方案是控制資源(鹽田和山林)，允許民眾生產，然後三七分利;桑弘羊則成立國營企業加以壟斷經營;劉晏的做法是國家控制資源，以定向授權的方式向民間開放。到了宋代，則在牌照制度上又有了創新，在當時有兩種模式，一曰“買撲”，一曰“鈔引”。
“買撲”類似後世的招標承包制，從字面上看，“買”即為買賣，“撲”即為競爭。政府拿出一塊資源，向民間公開招標，價高者得之。招標辦法有很多種，最普遍的是“實封投狀法”，也就是現在的暗標制。
“鈔引”類似於後世的特許經營制，主要出現在暴利性的鹽業，它是對劉晏鹽政的進一步完善，簡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繳納一定數量的錢物換取憑證——時稱“交引”、“鹽鈔”，拿憑證到指定機構支取食鹽，再到指定地點銷售。因為食鹽是農業社會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獲得經營權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筆財富，所以，“鹽鈔”成了一種硬通貨——以鹽為本位的“類貨幣”，在當時就出現了以買賣“鹽鈔”為主的各類交易市場——專業商鋪、交引鋪和買鈔場。後世把貨幣稱為“鈔票”，始自於此。
“買撲”和“鈔引”的誕生，是工商經濟發展的一個制度性進步，它使得政府在獲得壟斷性利潤的前提下，開放流通和開採領域，激活了市場的能量，宋代民間工商業的繁榮與此大有干係。
不過同時，它又是一種十分典型的官商經濟，處在被授權地位的民間商人集團徹底喪失了對重要產業的控制權，國有資本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中牢牢地掌握了資源權、定價權和分配權，姜錫東曾評價道：鈔引制度之下的鹽商很不自由，“宋朝官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和控制其批發、運輸、銷售諸環節”，從而使鹽商的贏利活動和贏利比率大受限制。110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定向授權的方式營造出了一個巨大的尋租空間，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夠獲得“買撲”和“鈔引”的商人大多與官府權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員的直系親眷或屬下，這就是所謂的權貴經濟模式。
由以上敘述，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重要的結論：其一，宋代的經濟制度創新是前朝所未見的，宏觀經濟、產業經濟乃至企業制度方面都出現了重大演進，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設，在宋代已經基本定型。其二，宋代的官商經濟模式已經實現了“標本化”，其後一千年，無非是這一“標本”的極端化和惡劣化。中國的經濟形態，由先秦到漢初是貴族經濟，演進到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成為了世族經濟，進入隋唐之後，日漸呈現出“士商合流”的趨勢，到宋代，終於定型為士紳經濟，歷一千年左右的演進，其後再無進步。這三種經濟形態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官商經濟。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辯”
講述至此，大家就知曉宋代的治理邏輯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亂，就需控制兵權，要控制兵權就要養兵，要養兵就要增加財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壯大國有專營事業，壯大了國有事業，民間經濟就勢必受到擠壓，同時造成權貴經濟的泛濫。在大一統的治理模式之下，這似乎是一個無法打開的閉環邏輯。
所以宋代開國一百年以後，毛病就出現了。第一個是貧富差距拉得很大，窮人很窮，富人很富;第二個是土地兼併，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數家族手上。而財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長，捉襟見肘，於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時20歲，很年輕。中國歷代搞激進式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輕人，比如秦孝公、漢武帝、唐德宗、宋神宗，還有之後的清光緒帝。年輕人血氣方剛，敢於大破大立。宋神宗找的操盤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當時並不是主流人物。中央有很多大儒，年高權重，暮氣沉沉，都是既得利益者，朝廷又“百年未嘗誅殺大臣”，故而驕縱得很。宋神宗要打破格局，就要找一個另類、有勇氣、願意擔當、敢於打破所有陋習的人，破壞所有的既得利益。王安石正是這樣的人選，他常年在地方工作，個性驕傲，膽子很大，他對宋神宗講過一句膽大包天的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與商鞅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頗可以前後呼應。
宋神宗登基是在1068年，第二年就開始變法了。當時，在中央政府內部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辯論，具體的地點就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中國是“國有企業的故鄉”，可是關於這一制度的利弊、國家到底應該在國民經濟中扮演什麼角色，這種制度性的思辨，在決策層面卻很少進行。之前，在公元前81年有過一場鹽鐵會議，桑弘羊與眾賢良臉紅耳赤地大辯論過一次，一千多年後，延和殿是第二次，再下一次辯論將發生在遙遠的1945年。也就是說，“千年辯一回”。
士紳經濟的定型
宋政權在經濟制度安排上，還有幾個與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開允許官員經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併，三是對壟斷資源進行授權經營。
在歷代開國皇帝中，唯一公開放縱乃至鼓勵官員經商的，是宋太祖趙匡胤。他最重要的謀臣、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宰相趙普，就靠經商大發其財，他在京師及主要城市廣設邸店，有人多次告他的御狀，趙匡胤總是一笑置之。106對於官員經商，趙匡胤放得最寬的竟然是帶軍的將領，史書上說，宋太祖拉攏和控制各路高級將領的辦法，就是讓他們靠經商來發財。107到南宋，那些帶兵的將帥打仗不行，其經商規模之大及生活之豪奢，卻超越前代。名將張俊私營海外貿易、開設酒肆及經營田地成一時巨富，每年收入的田租就達六十四萬斛。另外一位名將劉光世更善理財，曾經動用八千士兵從事自己的販運事業，還非常得意地自詡為“當代陶朱公”。
全漢升對宋代經濟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這篇論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證明，宋代官員利用國有專營制度，以公為名，行私之實，蔚然成風。他還總結出了官員經商的六個“特異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資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販運，利用公家的勞動力，借勢賤買貴賣或加以壟斷、逃稅。這六點當然是古往今來所有權貴經濟共同的“特異的地方”。108
據胡寄窗的考據，宋代是一個“不抑兼併”的王朝，對土地兼併採取了放縱的政策，因此，權貴家族——所謂“官品形勢之家”——占據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個郡縣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財富集中在少數官宦家族手中。109
如果說官員經商是一次體制內的權貴狂歡，那麼，政府對民間商人的“授權經營”則是官商經濟的另外一翼。
在國有專營體制方面，歷代進行了不同模式的試驗。管仲的專營方案是控制資源(鹽田和山林)，允許民眾生產，然後三七分利;桑弘羊則成立國營企業加以壟斷經營;劉晏的做法是國家控制資源，以定向授權的方式向民間開放。到了宋代，則在牌照制度上又有了創新，在當時有兩種模式，一曰“買撲”，一曰“鈔引”。
“買撲”類似後世的招標承包制，從字面上看，“買”即為買賣，“撲”即為競爭。政府拿出一塊資源，向民間公開招標，價高者得之。招標辦法有很多種，最普遍的是“實封投狀法”，也就是現在的暗標制。
“鈔引”類似於後世的特許經營制，主要出現在暴利性的鹽業，它是對劉晏鹽政的進一步完善，簡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繳納一定數量的錢物換取憑證——時稱“交引”、“鹽鈔”，拿憑證到指定機構支取食鹽，再到指定地點銷售。因為食鹽是農業社會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獲得經營權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筆財富，所以，“鹽鈔”成了一種硬通貨——以鹽為本位的“類貨幣”，在當時就出現了以買賣“鹽鈔”為主的各類交易市場——專業商鋪、交引鋪和買鈔場。後世把貨幣稱為“鈔票”，始自於此。
“買撲”和“鈔引”的誕生，是工商經濟發展的一個制度性進步，它使得政府在獲得壟斷性利潤的前提下，開放流通和開採領域，激活了市場的能量，宋代民間工商業的繁榮與此大有干係。
不過同時，它又是一種十分典型的官商經濟，處在被授權地位的民間商人集團徹底喪失了對重要產業的控制權，國有資本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中牢牢地掌握了資源權、定價權和分配權，姜錫東曾評價道：鈔引制度之下的鹽商很不自由，“宋朝官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和控制其批發、運輸、銷售諸環節”，從而使鹽商的贏利活動和贏利比率大受限制。110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定向授權的方式營造出了一個巨大的尋租空間，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夠獲得“買撲”和“鈔引”的商人大多與官府權貴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員的直系親眷或屬下，這就是所謂的權貴經濟模式。
由以上敘述，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重要的結論：其一，宋代的經濟制度創新是前朝所未見的，宏觀經濟、產業經濟乃至企業制度方面都出現了重大演進，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設，在宋代已經基本定型。其二，宋代的官商經濟模式已經實現了“標本化”，其後一千年，無非是這一“標本”的極端化和惡劣化。中國的經濟形態，由先秦到漢初是貴族經濟，演進到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成為了世族經濟，進入隋唐之後，日漸呈現出“士商合流”的趨勢，到宋代，終於定型為士紳經濟，歷一千年左右的演進，其後再無進步。這三種經濟形態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官商經濟。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辯”
講述至此，大家就知曉宋代的治理邏輯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亂，就需控制兵權，要控制兵權就要養兵，要養兵就要增加財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壯大國有專營事業，壯大了國有事業，民間經濟就勢必受到擠壓，同時造成權貴經濟的泛濫。在大一統的治理模式之下，這似乎是一個無法打開的閉環邏輯。
所以宋代開國一百年以後，毛病就出現了。第一個是貧富差距拉得很大，窮人很窮，富人很富;第二個是土地兼併，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數家族手上。而財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長，捉襟見肘，於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時20歲，很年輕。中國歷代搞激進式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輕人，比如秦孝公、漢武帝、唐德宗、宋神宗，還有之後的清光緒帝。年輕人血氣方剛，敢於大破大立。宋神宗找的操盤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當時並不是主流人物。中央有很多大儒，年高權重，暮氣沉沉，都是既得利益者，朝廷又“百年未嘗誅殺大臣”，故而驕縱得很。宋神宗要打破格局，就要找一個另類、有勇氣、願意擔當、敢於打破所有陋習的人，破壞所有的既得利益。王安石正是這樣的人選，他常年在地方工作，個性驕傲，膽子很大，他對宋神宗講過一句膽大包天的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與商鞅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頗可以前後呼應。
宋神宗登基是在1068年，第二年就開始變法了。當時，在中央政府內部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辯論，具體的地點就在首都汴梁的延和殿。中國是“國有企業的故鄉”，可是關於這一制度的利弊、國家到底應該在國民經濟中扮演什麼角色，這種制度性的思辨，在決策層面卻很少進行。之前，在公元前81年有過一場鹽鐵會議，桑弘羊與眾賢良臉紅耳赤地大辯論過一次，一千多年後，延和殿是第二次，再下一次辯論將發生在遙遠的1945年。也就是說，“千年辯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