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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條出路可見，工商業利潤基本上沒有向產業資本轉化，不存在積累放大的社會機制，而是進入了消費市場、土地和高利貸領域，其影響當然是負面的。若我們放眼於整部經濟史，甚至可以看到，中晚唐民間資本的這五條出路幾乎是高壓下的民間資本的共同出路。因此，若在某一時期，出現奢侈品消費劇增、文物價格上漲以及土地房產購買熱潮，並不代表經濟的復甦，而更可能是資本從實業溢出的惡兆。
第六講 王安石變法：最後的整體配套改革
在經濟史，乃至整部國史上，王安石變法都是一個轉折點，在變法之前是一個中國，變法以後是另外一個中國。這場變法持續到第57年，北宋就滅亡了。變法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國家，是一個開放的國家，是一個敢於攻擊別人的國家。變法以後的中國，就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國家，一個更願意閉關鎖國的國家，甚至國民性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需將這場變法與宋政權的很多制度聯繫起來思考。這個朝代有300年長，比之前的唐以及之後的明清都要久。但是在史界，對它的評價十分兩極化，有的人認為這個朝代是最沒有用的朝代，打仗從來打不過人家，天天偏安在那裡苟安殘喘，在制度建設上面也沒什麼成就。錢穆說：“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里，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102不過也有人從另外的角度給予評價，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103就是兩千多年的中華文化，宋代是為巔峰時期。王國維的說法也跟他差不多。104
李約瑟總結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以外，其他三項都蒂熟於宋。宋代的工商業非常發達，經濟和企業制度方面的創新也很多，中國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現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職業經理人出現在宋代，最早的期貨貿易出現在宋代，紙幣的發行也出現在宋代。宋代的鋼鐵產量相當於600年後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鋼鐵產量。宋真宗時期，中國人口第一次超過了一個億，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內需為主的統一市場。
“杯酒釋兵權”的政策利弊
宋政權能長過唐，綿延三百年，與治國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關，其中值得一說的是“杯酒釋兵權”。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決了世族門閥問題，卻留下軍閥割據的隱患，宋太祖趙匡胤將這個難題從制度上刨除了。
趙匡胤的辦法就是收繳軍權，他借著一場酒席把兵權統統收繳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鎮”改為中央養兵。在中央與地方的集權—分權制度安排上，這是一個極大的創新。
歷代政權一直在探索權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縣制度解決了人事權，中國就此告別了分封制，進入了一個中央集權時代。但是從秦漢、魏晉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據勢力對中央的威脅從來沒有消失過，唐朝最嚴重的是“安史之亂”，此亂之後，中央就一直對割據無能為力。唐亡以後是五代十國，五十多年裡冒出來十多個國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趙匡胤終於用“杯酒釋兵權”的辦法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此後，地方藩鎮從此再沒有力量挑戰中央。有宋一代三百年，沒有發生過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兩百多年也沒有發生過，清朝只在康熙年間有過吳三桂事件，但其發生不是出於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說，從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後，將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時間，中國再也沒有發生地方挑戰中央的事件。所以，四大制度的第一個制度從此被定型，這在政治上徹底保證了中央集權的穩定性。1860年之後，藩鎮勢力再起，則與鎮壓太平天國有關，八旗、綠營等中央軍乏力，湘軍、淮軍等地方武裝迅速壯大，並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錢，中央的麻煩就又來了。
然而，兵權收上來之後，旁生出另外一個大問題，那就是中央從此要養兵。宋朝養兵140萬，是歷代養兵最多的(清朝養了80萬兵，其中八旗20萬，綠營60萬)。這140萬兵，有80萬禁軍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附近，《水滸傳》里有一個“豹子頭”林沖，他上梁山前是“八十萬禁軍教頭”，這80萬是個實數，不是虛數。在北方邊境有60萬廂軍。這140萬個精壯漢子，加上馬匹糧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財政給吃了個大半。所以，朱熹就說：“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105即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軍費開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國，軍費支出不堪重負一直是治國者最頭痛的事情，是為“兵政之患”。在當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嚴重了，可是公務員卻越來越多，於是就有了“吏政之患”，這些都是大一統制度與生俱來的遺傳病。
寬鬆與禁榷並舉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政治制度安排，宋政權在經濟制度上出現了戲劇化的兩面性。
一方面，趙宋一朝對民間非常寬鬆，趙匡胤甚至是一個寬鬆到了沒有原則的人。唐朝不允許在縣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從政策上取消了這一限制，日後中國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後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稅金很低，而且稅種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門，都貼有一張榜單，告訴百姓政府收什麼稅，稅率是多少。宋代的大理學家程伊川曾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亂”，也就是一百多年裡沒有發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聖百年”，開國之後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四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一百多年裡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採取懷柔政策。這五件事情或有誇張的地方，但離事實不遠，特別是第一條和第四條最為難得，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有宋一代能夠長達三百年，跟它的溫和執政大有干係，對內平和，對外也平和。
但同時，宋代的國有專營制度比漢代和唐代更為嚴酷，它專營的領域更廣，懲罰的制度更嚴格。從現有資料看，宋代國有專營的種類之多，範圍之廣，資本金額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幾乎全在國有專營之列，包括茶、鹽、酒、醋、礬以及外貿所得的香藥、象牙，等等。這些商品都有三個鮮明的共同特點——資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政府對違法進入禁榷領域的民間資本採取了十分殘酷的政策。趙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減稅輕賦，同時則發布法令，商人私自販運礬超過一兩、私自銷售礬超過三斤者，處死;煮鹼達到三斤者，處死;私自釀造酒麴達15斤者，處死;販運私酒運進城達三斗者，處死;私自販鹽十斤者，處死。對於茶稅，則規定每一貫錢都要上繳給中央——“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
在控制了關鍵性產業之後，政府允許民間經營的商品包括針線、服裝、肉食、兒童玩具等，這些商品也有三個鮮明的共同特點——經營分散、不易管制、利潤微薄。也就是說，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在產業上形成“楚河漢界”的景象，國有企業集團聚集在少數上游產業，並逐漸形成了寡頭壟斷的地位，其數量在逐漸減少，但是贏利能力則迅猛增加。這種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並作為一個傳統，頑強地衍續到了今天。
第六講 王安石變法：最後的整體配套改革
在經濟史，乃至整部國史上，王安石變法都是一個轉折點，在變法之前是一個中國，變法以後是另外一個中國。這場變法持續到第57年，北宋就滅亡了。變法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國家，是一個開放的國家，是一個敢於攻擊別人的國家。變法以後的中國，就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國家，一個更願意閉關鎖國的國家，甚至國民性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需將這場變法與宋政權的很多制度聯繫起來思考。這個朝代有300年長，比之前的唐以及之後的明清都要久。但是在史界，對它的評價十分兩極化，有的人認為這個朝代是最沒有用的朝代，打仗從來打不過人家，天天偏安在那裡苟安殘喘，在制度建設上面也沒什麼成就。錢穆說：“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里，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102不過也有人從另外的角度給予評價，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103就是兩千多年的中華文化，宋代是為巔峰時期。王國維的說法也跟他差不多。104
李約瑟總結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以外，其他三項都蒂熟於宋。宋代的工商業非常發達，經濟和企業制度方面的創新也很多，中國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出現在宋代，最早的一批職業經理人出現在宋代，最早的期貨貿易出現在宋代，紙幣的發行也出現在宋代。宋代的鋼鐵產量相當於600年後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鋼鐵產量。宋真宗時期，中國人口第一次超過了一個億，成了全球最大的、以內需為主的統一市場。
“杯酒釋兵權”的政策利弊
宋政權能長過唐，綿延三百年，與治國者的很多治理思想有關，其中值得一說的是“杯酒釋兵權”。以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解決了世族門閥問題，卻留下軍閥割據的隱患，宋太祖趙匡胤將這個難題從制度上刨除了。
趙匡胤的辦法就是收繳軍權，他借著一場酒席把兵權統統收繳到了中央，由“兵在藩鎮”改為中央養兵。在中央與地方的集權—分權制度安排上，這是一個極大的創新。
歷代政權一直在探索權力分配的方式，商鞅的郡縣制度解決了人事權，中國就此告別了分封制，進入了一個中央集權時代。但是從秦漢、魏晉南北朝到唐，地方割據勢力對中央的威脅從來沒有消失過，唐朝最嚴重的是“安史之亂”，此亂之後，中央就一直對割據無能為力。唐亡以後是五代十國，五十多年裡冒出來十多個國家，群雄逐鹿，天下愁苦。到960年，趙匡胤終於用“杯酒釋兵權”的辦法解決了這個大難題。
此後，地方藩鎮從此再沒有力量挑戰中央。有宋一代三百年，沒有發生過一起地方政府造反的事件，明朝兩百多年也沒有發生過，清朝只在康熙年間有過吳三桂事件，但其發生不是出於制度性的原因。也就是說，從960年一直到1860年前後，將近有整整九百年的時間，中國再也沒有發生地方挑戰中央的事件。所以，四大制度的第一個制度從此被定型，這在政治上徹底保證了中央集權的穩定性。1860年之後，藩鎮勢力再起，則與鎮壓太平天國有關，八旗、綠營等中央軍乏力，湘軍、淮軍等地方武裝迅速壯大，並有了厘金制度，地方有兵有錢，中央的麻煩就又來了。
然而，兵權收上來之後，旁生出另外一個大問題，那就是中央從此要養兵。宋朝養兵140萬，是歷代養兵最多的(清朝養了80萬兵，其中八旗20萬，綠營60萬)。這140萬兵，有80萬禁軍布防在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附近，《水滸傳》里有一個“豹子頭”林沖，他上梁山前是“八十萬禁軍教頭”，這80萬是個實數，不是虛數。在北方邊境有60萬廂軍。這140萬個精壯漢子，加上馬匹糧草，基本上就把中央財政給吃了個大半。所以，朱熹就說：“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105即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了軍費開支上。
自宋至明清乃至民國，軍費支出不堪重負一直是治國者最頭痛的事情，是為“兵政之患”。在當代，“兵政之患”似乎不太嚴重了，可是公務員卻越來越多，於是就有了“吏政之患”，這些都是大一統制度與生俱來的遺傳病。
寬鬆與禁榷並舉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政治制度安排，宋政權在經濟制度上出現了戲劇化的兩面性。
一方面，趙宋一朝對民間非常寬鬆，趙匡胤甚至是一個寬鬆到了沒有原則的人。唐朝不允許在縣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從政策上取消了這一限制，日後中國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後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稅金很低，而且稅種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門，都貼有一張榜單，告訴百姓政府收什麼稅，稅率是多少。宋代的大理學家程伊川曾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亂”，也就是一百多年裡沒有發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聖百年”，開國之後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四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一百多年裡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採取懷柔政策。這五件事情或有誇張的地方，但離事實不遠，特別是第一條和第四條最為難得，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有宋一代能夠長達三百年，跟它的溫和執政大有干係，對內平和，對外也平和。
但同時，宋代的國有專營制度比漢代和唐代更為嚴酷，它專營的領域更廣，懲罰的制度更嚴格。從現有資料看，宋代國有專營的種類之多，範圍之廣，資本金額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幾乎全在國有專營之列，包括茶、鹽、酒、醋、礬以及外貿所得的香藥、象牙，等等。這些商品都有三個鮮明的共同特點——資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政府對違法進入禁榷領域的民間資本採取了十分殘酷的政策。趙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減稅輕賦，同時則發布法令，商人私自販運礬超過一兩、私自銷售礬超過三斤者，處死;煮鹼達到三斤者，處死;私自釀造酒麴達15斤者，處死;販運私酒運進城達三斗者，處死;私自販鹽十斤者，處死。對於茶稅，則規定每一貫錢都要上繳給中央——“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
在控制了關鍵性產業之後，政府允許民間經營的商品包括針線、服裝、肉食、兒童玩具等，這些商品也有三個鮮明的共同特點——經營分散、不易管制、利潤微薄。也就是說，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在產業上形成“楚河漢界”的景象，國有企業集團聚集在少數上游產業，並逐漸形成了寡頭壟斷的地位，其數量在逐漸減少，但是贏利能力則迅猛增加。這種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並作為一個傳統，頑強地衍續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