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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唐之後，各項專營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亂”時期，朝廷急著用錢，想出來的第一個辦法就是仿效漢武帝的“算緡令”，向富商徵收財產稅。肅宗登基後，即派人到財富聚集的江淮、蜀漢地區向富商大族按資產徵稅，“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稅率，稱為“率貸”，各道節度使、觀察使也多向商人徵稅以充軍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處計錢收稅，從此“商旅無利，多失業矣”，盛唐以來“天下關隘無一徵稅”、“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復出現。
除了這種極端做法之外，恢復國有專營政策是另一個便捷的方式。公元758年(唐肅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設立了鹽鐵鑄錢使這一職務，對全國鹽業進行專營管制——“盡榷天下鹽”。
專營的制度發生過改變。初期，政策與漢武帝時期的辦法基本相同，政府在產鹽區設置鹽院，規定民間的產鹽戶(“亭戶”)所產食鹽一律賣予鹽院，否則以盜賣罪論。其令一出，鹽價頓時上漲十倍，鹽價騰漲又造成糧食價格上揚，民間出現民眾餓死的現象。94後來，主管全國財政的劉晏對其進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統購統銷政策改為“民產—官收—商銷”，這個辦法大大減少了鹽政機構的人員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國十三個重要產鹽區設立巡院，一方面打擊私鹽，另一方面則保護獲得政策牌照的鹽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鹽”制度，以保證非產鹽地區的鹽價和食鹽供應，防止投機商人囤鹽牟利。與之前的政策相比，劉晏的鹽法是一個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營模式。這些措施果然立竿見影，食鹽專賣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長了十五倍，以至於占到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95這也是財政史上，鹽稅占國庫收入最大比重的時期之一。
劉晏是一位桑弘羊式的理財大師，他前後主管天下財政長達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職時間最長的財政長官。除了官營鹽業，劉晏還對全國的重要商品產銷進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準、均輸制度重新搬了出來。他在各地建立常平倉，相當於倉儲和物流中心，設置了知院官，隨時了解各種商品的價格動向，然後“賤增貴賣”，以獲其利。據《舊唐書・劉晏傳》記載，“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銷動向，政府獲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場波動則得到了平抑，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術。”96中唐在“安史之亂”以後，沒有陷入更大的亂境，與劉晏以果斷的專營政策迅速改善了中央財政狀況有很大關係，因此，史家對劉晏授予了一個桑弘羊式的評價：“斂不及民而用度足。”97
在財政狀況稍有改善之後，中央政府試圖“削藩”。公元781年，年壯氣盛的德宗親自在長安設宴犒勞征討的兵馬，打響了武力削藩的戰役。各地節度使聯合犯上對抗朝廷，中央軍屢戰不勝，甚至在兩年後被攻破長安。德宗被迫出走，還下《罪己詔》，聲明“朕實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亂的藩鎮，承諾今後“一切待之如初”。從此，地方割據之勢再無改觀，中央對鹽、鐵、酒等資源的專營權被迫讓渡於地方，人財物三權盡失。據《新唐書・地理志》中的統計，中晚唐時期全國共分15道，計316州，唐皇室能夠實際控制的只有六分之一左右。
當政治集權喪失之後，中央財政就變成了“討飯財政”，最後淪落到靠賣官和地方諸侯賄賂才能維持的地步。《冊府元龜・將帥部・貪黷》記載，當時有個叫李泳的長安商人發財之後賄賂中央，竟然當上河陽節度使，成了一方諸侯——“賄賂交通，遂至方鎮”。《太平廣記・郭使君》也記載，一個目不識丁的富豪靠行賄當上了橫州刺史。98
所謂“向地方諸侯索賄”，就是“羨餘制度”。“羨餘”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後的財政剩餘”，其實就是在正常的財政上繳之外，節度使們對皇帝的特別進貢。《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各路節度使，或新列稅捐，或截取戶部錢財，把所得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三進獻給皇帝個人，美其名曰“羨餘”，其實就是公開行賄。宋代學者歐陽修對此評論說：“連天子都要干受賄的事情，那麼，老百姓就更加不堪了。”99
有唐一代，終於沒有能夠解決軍閥割據的問題。唐亡以後是五代十國，五十多年裡冒出來十多個國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出路
到了中唐之後，經濟治理重現了兩個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併不可遏制，成為貧富差距拉大的“變壓器”;第二是中央乃至地方財政對資源管制的依賴度越來越高，終而造成對民間資本的壓抑和剝奪，經濟活力漸趨衰竭。兩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饑荒洪澇，就會引發財政總破產前提下的社會大動盪。
相對於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強勢霸道，民間資本的流動也出現了日漸惡化的趨勢。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中具體陳述了中唐之後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出路：
其一，奢侈消費。揮霍於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許多富商大賈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奢靡無度，表現出窮奢極侈的突出特點。晚唐時期，許多商人“恣其乘騎，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聘以康莊”。
其二，交通權貴。以錢鋪路，鑽營為官。許多富商大賈“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幸卿”，積極謀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長詩《估客樂》中描述富商大賈們竭力經營官場：“經游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次第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客心本明黠，聞語心已驚。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歸來始安坐，富與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時，用錢買官已是司空見慣。
其三，購買土地。與漢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賈將大量資金用於購買土地，進行土地積聚，仍走著“以末匯財，用本守之”的傳統路子。代宗年間，大臣李翱在一道策問中說，在三十年裡，天下田畝被豪商兼併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土地兼併愈演愈烈，使得社會財富的分配極端不平衡。
其四，放高利貸。從唐太宗搞“公廨錢”之後，政府參與高利貸活動，私營高利貸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賈與貴族官僚紛紛以此謀求暴利，晚唐之後趨於劇烈。武宗在一則赦詔中指出，“如聞朝列衣冠，或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內富饒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債，損陷飢貧”。
其五，囤積錢幣。“安史之亂”後，富人的財富安全感越來越差，於是將大量錢幣財富貯藏起來，造成社會貨幣流通的嚴重不足，朝廷多次下達“禁蓄錢令”，卻成效不大。德宗時的陸贄就算過一筆帳：過去一匹絹，可以換銅錢3200文，而現在一匹只能換1600文，絹貶值了一倍，這不是因為稅賦增加了，而是因為銅錢被囤積了起來。100這種“錢重物輕”的現象，妨礙了商品經濟的順利發展。101
“安史之亂”時期，朝廷急著用錢，想出來的第一個辦法就是仿效漢武帝的“算緡令”，向富商徵收財產稅。肅宗登基後，即派人到財富聚集的江淮、蜀漢地區向富商大族按資產徵稅，“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稅率，稱為“率貸”，各道節度使、觀察使也多向商人徵稅以充軍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處計錢收稅，從此“商旅無利，多失業矣”，盛唐以來“天下關隘無一徵稅”、“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復出現。
除了這種極端做法之外，恢復國有專營政策是另一個便捷的方式。公元758年(唐肅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設立了鹽鐵鑄錢使這一職務，對全國鹽業進行專營管制——“盡榷天下鹽”。
專營的制度發生過改變。初期，政策與漢武帝時期的辦法基本相同，政府在產鹽區設置鹽院，規定民間的產鹽戶(“亭戶”)所產食鹽一律賣予鹽院，否則以盜賣罪論。其令一出，鹽價頓時上漲十倍，鹽價騰漲又造成糧食價格上揚，民間出現民眾餓死的現象。94後來，主管全國財政的劉晏對其進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統購統銷政策改為“民產—官收—商銷”，這個辦法大大減少了鹽政機構的人員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國十三個重要產鹽區設立巡院，一方面打擊私鹽，另一方面則保護獲得政策牌照的鹽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鹽”制度，以保證非產鹽地區的鹽價和食鹽供應，防止投機商人囤鹽牟利。與之前的政策相比，劉晏的鹽法是一個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營模式。這些措施果然立竿見影，食鹽專賣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長了十五倍，以至於占到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95這也是財政史上，鹽稅占國庫收入最大比重的時期之一。
劉晏是一位桑弘羊式的理財大師，他前後主管天下財政長達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職時間最長的財政長官。除了官營鹽業，劉晏還對全國的重要商品產銷進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準、均輸制度重新搬了出來。他在各地建立常平倉，相當於倉儲和物流中心，設置了知院官，隨時了解各種商品的價格動向，然後“賤增貴賣”，以獲其利。據《舊唐書・劉晏傳》記載，“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銷動向，政府獲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場波動則得到了平抑，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術。”96中唐在“安史之亂”以後，沒有陷入更大的亂境，與劉晏以果斷的專營政策迅速改善了中央財政狀況有很大關係，因此，史家對劉晏授予了一個桑弘羊式的評價：“斂不及民而用度足。”97
在財政狀況稍有改善之後，中央政府試圖“削藩”。公元781年，年壯氣盛的德宗親自在長安設宴犒勞征討的兵馬，打響了武力削藩的戰役。各地節度使聯合犯上對抗朝廷，中央軍屢戰不勝，甚至在兩年後被攻破長安。德宗被迫出走，還下《罪己詔》，聲明“朕實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亂的藩鎮，承諾今後“一切待之如初”。從此，地方割據之勢再無改觀，中央對鹽、鐵、酒等資源的專營權被迫讓渡於地方，人財物三權盡失。據《新唐書・地理志》中的統計，中晚唐時期全國共分15道，計316州，唐皇室能夠實際控制的只有六分之一左右。
當政治集權喪失之後，中央財政就變成了“討飯財政”，最後淪落到靠賣官和地方諸侯賄賂才能維持的地步。《冊府元龜・將帥部・貪黷》記載，當時有個叫李泳的長安商人發財之後賄賂中央，竟然當上河陽節度使，成了一方諸侯——“賄賂交通，遂至方鎮”。《太平廣記・郭使君》也記載，一個目不識丁的富豪靠行賄當上了橫州刺史。98
所謂“向地方諸侯索賄”，就是“羨餘制度”。“羨餘”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後的財政剩餘”，其實就是在正常的財政上繳之外，節度使們對皇帝的特別進貢。《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各路節度使，或新列稅捐，或截取戶部錢財，把所得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三進獻給皇帝個人，美其名曰“羨餘”，其實就是公開行賄。宋代學者歐陽修對此評論說：“連天子都要干受賄的事情，那麼，老百姓就更加不堪了。”99
有唐一代，終於沒有能夠解決軍閥割據的問題。唐亡以後是五代十國，五十多年裡冒出來十多個國家，中原逐鹿，天下愁苦。
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出路
到了中唐之後，經濟治理重現了兩個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併不可遏制，成為貧富差距拉大的“變壓器”;第二是中央乃至地方財政對資源管制的依賴度越來越高，終而造成對民間資本的壓抑和剝奪，經濟活力漸趨衰竭。兩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饑荒洪澇，就會引發財政總破產前提下的社會大動盪。
相對於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強勢霸道，民間資本的流動也出現了日漸惡化的趨勢。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中具體陳述了中唐之後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出路：
其一，奢侈消費。揮霍於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許多富商大賈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奢靡無度，表現出窮奢極侈的突出特點。晚唐時期，許多商人“恣其乘騎，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聘以康莊”。
其二，交通權貴。以錢鋪路，鑽營為官。許多富商大賈“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幸卿”，積極謀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長詩《估客樂》中描述富商大賈們竭力經營官場：“經游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次第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客心本明黠，聞語心已驚。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歸來始安坐，富與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時，用錢買官已是司空見慣。
其三，購買土地。與漢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賈將大量資金用於購買土地，進行土地積聚，仍走著“以末匯財，用本守之”的傳統路子。代宗年間，大臣李翱在一道策問中說，在三十年裡，天下田畝被豪商兼併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土地兼併愈演愈烈，使得社會財富的分配極端不平衡。
其四，放高利貸。從唐太宗搞“公廨錢”之後，政府參與高利貸活動，私營高利貸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賈與貴族官僚紛紛以此謀求暴利，晚唐之後趨於劇烈。武宗在一則赦詔中指出，“如聞朝列衣冠，或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內富饒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債，損陷飢貧”。
其五，囤積錢幣。“安史之亂”後，富人的財富安全感越來越差，於是將大量錢幣財富貯藏起來，造成社會貨幣流通的嚴重不足，朝廷多次下達“禁蓄錢令”，卻成效不大。德宗時的陸贄就算過一筆帳：過去一匹絹，可以換銅錢3200文，而現在一匹只能換1600文，絹貶值了一倍，這不是因為稅賦增加了，而是因為銅錢被囤積了起來。100這種“錢重物輕”的現象，妨礙了商品經濟的順利發展。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