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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鹽鐵之利的爭論則更大。
白壽彝在《說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一文中細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變:在北魏初期,河東郡的鹽池原歸官府所有,以收稅利,後來罷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擁有;孝文帝延興年間(471—476年),朝廷復立監司,再收稅利;到了宣武帝時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龜年間(518—520年)又歸國有,“其後,更罷更立”,數次反覆。隋文帝立國,宣布罷禁之令,唐朝則衍續隋制,達一百多年之久。85
到了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大臣劉彤上《論鹽鐵表》,重新拾起專營之議。在他看來,把山海之利放於民間,只會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所以應該收歸國有,以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86跟歷代所有主張國營化政策的人士一樣,劉彤的立論之本是“奪富濟貧”,而實質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討論劉彤之議,大家都覺得“鹽鐵之利甚益國用”,於是設立機構,“檢校海內鹽鐵之課”,不過這一專營政策只執行了十年左右,到開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鹽池之外,其餘鹽鐵產地“無須巡檢”,再度放還民間。
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錢穆嘗言,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鄉村,並不安放在都市。87此論只合適明清,從西漢至宋元,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為強盛。
東西方在兩千多年的城市發展上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也是比較研究中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歐洲在古希臘和西羅馬時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後,大小城市遭到嚴重破壞,莊園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續下滑,到14世紀中葉以前,西歐有四個“巨型城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和熱那亞,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超過10萬人。歐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則與工業革命有關。而中國,從西周到宋元,一直處在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狀態中。根據趙岡的研究,戰國時的城市化率就達到了15.9%,西漢時為17.5%,唐時為20.8%,這一數據已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相當。中華早期文明的發達與人口大量聚集於城市有關。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88
西漢時,首都長安的人口約為25萬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100萬,其舊址面積約80多平方公里,大於明清時的北京城,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萬)。89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贊曰:“全城坊市,棋羅星布,街衢寬直,制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從流傳至今的圖冊可見,宮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
《唐律》規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須在政府劃定的“令市”中進行,縣城之下不得有“草市”。這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為東西兩市——後世的“東西”一詞由此而來。東西兩市的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裡,稱之為行。東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
政府對兩市的交易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訓,中午時分,催鼓而聚,一到黃昏,擊鉦(一種與鐘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而散;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90政府還特別對店鋪租金進行了規定,唐玄宗曾特別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91從這些規定中可見,長安城裡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預之下,是一種“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七條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里設立一個驛站,全國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長期性的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交易的最好場所。
首都長安還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軍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里。正是通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方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溝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裡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東地區。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入中土。《唐六典》記載,唐王朝與3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大小國家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長安,他們大多住在西市,幾乎壟斷了珠寶行業,長安城裡有專門的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除了長安,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樣十分繁榮。東都洛陽的城市規模僅次於長安,人口也超過了50萬。在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成都、蘇州和杭州,長江中游則是益州(今四川成都),時稱“揚一益二”。杜甫有詩說“城中十萬戶”,益州市井之盛僅次於揚州。
盛唐氣象就是這樣被營造出來的。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促進了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國家的統一更為商品流通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里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足的驢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鐵自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劉晏變法:專營制度的歸來
公元755年,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叛亂,一手終結盛唐,史稱“安史之亂”。
從制度的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正是分權過度的結果。唐玄宗在位期間,十餘年不換將官,而且各路節度使盡用胡人,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致使其胸懷異志。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之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儼然一方諸侯。從經濟上看,一百多年以來人口增長迅猛,土地兼併景象重現,中央政權的輕賦簡政造就民間繁榮,卻也暴露出大一統體制的不足之處——因管制乏力而導致“干弱枝強”。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安史之亂”給國家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92叛亂被平息後,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描述當時的景象是:“地方割據勢力陡然坐大,中央財政收入銳減,邊境之外的少數民族頻頻挑起戰端,朝廷無力支付軍備消耗,只好把壓力都留給地方,一切都變得捉襟見肘。”93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了。
白壽彝在《說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一文中細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變:在北魏初期,河東郡的鹽池原歸官府所有,以收稅利,後來罷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擁有;孝文帝延興年間(471—476年),朝廷復立監司,再收稅利;到了宣武帝時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龜年間(518—520年)又歸國有,“其後,更罷更立”,數次反覆。隋文帝立國,宣布罷禁之令,唐朝則衍續隋制,達一百多年之久。85
到了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大臣劉彤上《論鹽鐵表》,重新拾起專營之議。在他看來,把山海之利放於民間,只會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所以應該收歸國有,以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86跟歷代所有主張國營化政策的人士一樣,劉彤的立論之本是“奪富濟貧”,而實質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討論劉彤之議,大家都覺得“鹽鐵之利甚益國用”,於是設立機構,“檢校海內鹽鐵之課”,不過這一專營政策只執行了十年左右,到開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鹽池之外,其餘鹽鐵產地“無須巡檢”,再度放還民間。
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錢穆嘗言,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鄉村,並不安放在都市。87此論只合適明清,從西漢至宋元,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為強盛。
東西方在兩千多年的城市發展上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也是比較研究中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歐洲在古希臘和西羅馬時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後,大小城市遭到嚴重破壞,莊園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續下滑,到14世紀中葉以前,西歐有四個“巨型城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和熱那亞,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超過10萬人。歐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則與工業革命有關。而中國,從西周到宋元,一直處在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狀態中。根據趙岡的研究,戰國時的城市化率就達到了15.9%,西漢時為17.5%,唐時為20.8%,這一數據已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相當。中華早期文明的發達與人口大量聚集於城市有關。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88
西漢時,首都長安的人口約為25萬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100萬,其舊址面積約80多平方公里,大於明清時的北京城,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萬)。89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贊曰:“全城坊市,棋羅星布,街衢寬直,制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從流傳至今的圖冊可見,宮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
《唐律》規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須在政府劃定的“令市”中進行,縣城之下不得有“草市”。這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為東西兩市——後世的“東西”一詞由此而來。東西兩市的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裡,稱之為行。東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
政府對兩市的交易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訓,中午時分,催鼓而聚,一到黃昏,擊鉦(一種與鐘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而散;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90政府還特別對店鋪租金進行了規定,唐玄宗曾特別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91從這些規定中可見,長安城裡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預之下,是一種“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七條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里設立一個驛站,全國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長期性的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交易的最好場所。
首都長安還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軍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里。正是通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方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溝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裡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東地區。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入中土。《唐六典》記載,唐王朝與3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大小國家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長安,他們大多住在西市,幾乎壟斷了珠寶行業,長安城裡有專門的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除了長安,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樣十分繁榮。東都洛陽的城市規模僅次於長安,人口也超過了50萬。在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成都、蘇州和杭州,長江中游則是益州(今四川成都),時稱“揚一益二”。杜甫有詩說“城中十萬戶”,益州市井之盛僅次於揚州。
盛唐氣象就是這樣被營造出來的。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促進了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國家的統一更為商品流通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里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足的驢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鐵自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劉晏變法:專營制度的歸來
公元755年,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叛亂,一手終結盛唐,史稱“安史之亂”。
從制度的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正是分權過度的結果。唐玄宗在位期間,十餘年不換將官,而且各路節度使盡用胡人,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致使其胸懷異志。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之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儼然一方諸侯。從經濟上看,一百多年以來人口增長迅猛,土地兼併景象重現,中央政權的輕賦簡政造就民間繁榮,卻也暴露出大一統體制的不足之處——因管制乏力而導致“干弱枝強”。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安史之亂”給國家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92叛亂被平息後,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描述當時的景象是:“地方割據勢力陡然坐大,中央財政收入銳減,邊境之外的少數民族頻頻挑起戰端,朝廷無力支付軍備消耗,只好把壓力都留給地方,一切都變得捉襟見肘。”93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