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頁
對於鹽鐵之利的爭論則更大。
白壽彝在《說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一文中細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變：在北魏初期，河東郡的鹽池原歸官府所有，以收稅利，後來罷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擁有;孝文帝延興年間(471—476年)，朝廷復立監司，再收稅利;到了宣武帝時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龜年間(518—520年)又歸國有，“其後，更罷更立”，數次反覆。隋文帝立國，宣布罷禁之令，唐朝則衍續隋制，達一百多年之久。85
到了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大臣劉彤上《論鹽鐵表》，重新拾起專營之議。在他看來，把山海之利放於民間，只會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所以應該收歸國有，以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86跟歷代所有主張國營化政策的人士一樣，劉彤的立論之本是“奪富濟貧”，而實質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討論劉彤之議，大家都覺得“鹽鐵之利甚益國用”，於是設立機構，“檢校海內鹽鐵之課”，不過這一專營政策只執行了十年左右，到開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鹽池之外，其餘鹽鐵產地“無須巡檢”，再度放還民間。
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錢穆嘗言，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鄉村，並不安放在都市。87此論只合適明清，從西漢至宋元，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為強盛。
東西方在兩千多年的城市發展上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也是比較研究中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歐洲在古希臘和西羅馬時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後，大小城市遭到嚴重破壞，莊園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續下滑，到14世紀中葉以前，西歐有四個“巨型城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和熱那亞，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超過10萬人。歐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則與工業革命有關。而中國，從西周到宋元，一直處在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狀態中。根據趙岡的研究，戰國時的城市化率就達到了15.9%，西漢時為17.5%，唐時為20.8%，這一數據已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相當。中華早期文明的發達與人口大量聚集於城市有關。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88
西漢時，首都長安的人口約為25萬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100萬，其舊址面積約80多平方公里，大於明清時的北京城，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萬)。89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贊曰：“全城坊市，棋羅星布，街衢寬直，制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從流傳至今的圖冊可見，宮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
《唐律》規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須在政府劃定的“令市”中進行，縣城之下不得有“草市”。這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為東西兩市——後世的“東西”一詞由此而來。東西兩市的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裡，稱之為行。東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
政府對兩市的交易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訓，中午時分，催鼓而聚，一到黃昏，擊鉦(一種與鐘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而散;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90政府還特別對店鋪租金進行了規定，唐玄宗曾特別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91從這些規定中可見，長安城裡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預之下，是一種“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七條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里設立一個驛站，全國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長期性的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交易的最好場所。
首都長安還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軍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里。正是通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方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溝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裡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東地區。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入中土。《唐六典》記載，唐王朝與3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大小國家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長安，他們大多住在西市，幾乎壟斷了珠寶行業，長安城裡有專門的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除了長安，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樣十分繁榮。東都洛陽的城市規模僅次於長安，人口也超過了50萬。在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成都、蘇州和杭州，長江中游則是益州(今四川成都)，時稱“揚一益二”。杜甫有詩說“城中十萬戶”，益州市井之盛僅次於揚州。
盛唐氣象就是這樣被營造出來的。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促進了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國家的統一更為商品流通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里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足的驢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鐵自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劉晏變法：專營制度的歸來
公元755年，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叛亂，一手終結盛唐，史稱“安史之亂”。
從制度的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正是分權過度的結果。唐玄宗在位期間，十餘年不換將官，而且各路節度使盡用胡人，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致使其胸懷異志。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之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儼然一方諸侯。從經濟上看，一百多年以來人口增長迅猛，土地兼併景象重現，中央政權的輕賦簡政造就民間繁榮，卻也暴露出大一統體制的不足之處——因管制乏力而導致“干弱枝強”。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安史之亂”給國家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92叛亂被平息後，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描述當時的景象是：“地方割據勢力陡然坐大，中央財政收入銳減，邊境之外的少數民族頻頻挑起戰端，朝廷無力支付軍備消耗，只好把壓力都留給地方，一切都變得捉襟見肘。”93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了。
白壽彝在《說秦漢到明末官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一文中細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變：在北魏初期，河東郡的鹽池原歸官府所有，以收稅利，後來罷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擁有;孝文帝延興年間(471—476年)，朝廷復立監司，再收稅利;到了宣武帝時期(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龜年間(518—520年)又歸國有，“其後，更罷更立”，數次反覆。隋文帝立國，宣布罷禁之令，唐朝則衍續隋制，達一百多年之久。85
到了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大臣劉彤上《論鹽鐵表》，重新拾起專營之議。在他看來，把山海之利放於民間，只會造成更大的貧富差距，所以應該收歸國有，以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86跟歷代所有主張國營化政策的人士一樣，劉彤的立論之本是“奪富濟貧”，而實質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討論劉彤之議，大家都覺得“鹽鐵之利甚益國用”，於是設立機構，“檢校海內鹽鐵之課”，不過這一專營政策只執行了十年左右，到開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鹽池之外，其餘鹽鐵產地“無須巡檢”，再度放還民間。
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錢穆嘗言，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鄉村，並不安放在都市。87此論只合適明清，從西漢至宋元，中國經濟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為強盛。
東西方在兩千多年的城市發展上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也是比較研究中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歐洲在古希臘和西羅馬時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後，大小城市遭到嚴重破壞，莊園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續下滑，到14世紀中葉以前，西歐有四個“巨型城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和熱那亞，但沒有一個城市的人口超過10萬人。歐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則與工業革命有關。而中國，從西周到宋元，一直處在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狀態中。根據趙岡的研究，戰國時的城市化率就達到了15.9%，西漢時為17.5%，唐時為20.8%，這一數據已與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相當。中華早期文明的發達與人口大量聚集於城市有關。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88
西漢時，首都長安的人口約為25萬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100萬，其舊址面積約80多平方公里，大於明清時的北京城，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萬)。89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贊曰：“全城坊市，棋羅星布，街衢寬直，制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從流傳至今的圖冊可見，宮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
《唐律》規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須在政府劃定的“令市”中進行，縣城之下不得有“草市”。這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為東西兩市——後世的“東西”一詞由此而來。東西兩市的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裡，稱之為行。東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
政府對兩市的交易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訓，中午時分，催鼓而聚，一到黃昏，擊鉦(一種與鐘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而散;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90政府還特別對店鋪租金進行了規定，唐玄宗曾特別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91從這些規定中可見，長安城裡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預之下，是一種“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七條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里設立一個驛站，全國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長期性的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交易的最好場所。
首都長安還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軍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里。正是通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方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溝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裡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東地區。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入中土。《唐六典》記載，唐王朝與3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大小國家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長安，他們大多住在西市，幾乎壟斷了珠寶行業，長安城裡有專門的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除了長安，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樣十分繁榮。東都洛陽的城市規模僅次於長安，人口也超過了50萬。在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成都、蘇州和杭州，長江中游則是益州(今四川成都)，時稱“揚一益二”。杜甫有詩說“城中十萬戶”，益州市井之盛僅次於揚州。
盛唐氣象就是這樣被營造出來的。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促進了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國家的統一更為商品流通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里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足的驢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鐵自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劉晏變法：專營制度的歸來
公元755年，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叛亂，一手終結盛唐，史稱“安史之亂”。
從制度的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正是分權過度的結果。唐玄宗在位期間，十餘年不換將官，而且各路節度使盡用胡人，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致使其胸懷異志。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之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儼然一方諸侯。從經濟上看，一百多年以來人口增長迅猛，土地兼併景象重現，中央政權的輕賦簡政造就民間繁榮，卻也暴露出大一統體制的不足之處——因管制乏力而導致“干弱枝強”。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
“安史之亂”給國家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92叛亂被平息後，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描述當時的景象是：“地方割據勢力陡然坐大，中央財政收入銳減，邊境之外的少數民族頻頻挑起戰端，朝廷無力支付軍備消耗，只好把壓力都留給地方，一切都變得捉襟見肘。”93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