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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自王安石之後的中國，真正嚴肅的經濟問題只剩下一個，那就是——穩定。
“世界時間”里的變法
根據布羅代爾的“世界時間”概念，我們可以說，在12世紀之前，“世界時間”的鐘擺是在東方，在中國的——在洛陽，在長安，在汴梁，在泉州。然而之後，這個鐘擺開始悄悄地擺向了西方，擺到了地中海沿岸的義大利，然後到西班牙，到荷蘭，到英國，最後又到了北美洲。“王安石變法”正處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時刻，儘管當時沒有一個人感覺到了這種變化。
造成“世界時間”大挪移的原因，不是自然性的，不是資源性的，而是制度性的，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後是經濟和文化制度。
歐洲自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瓦解後，就進入了漫長的“黑暗中世紀”，9世紀爆發黑死病和大饑荒，其文明水平和經濟能力與東方的中國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當汴梁、臨安人口超過一百萬時，同時期的歐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數千人，規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過數萬人口而已。不過到了11世紀，歐洲卻發生了一些前所未見的社會變革。
1085年，宋神宗駕崩的那一年，在義大利北部出現了中世紀之後的第一個由市民選舉執行官的城市——比薩城，這意味著“自由城市”的誕生。從11世紀開始，大量失地的歐洲農奴紛紛逃離封建領主所控制的城堡莊園，來到沒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據當時的歐洲法律，他們只要在城市裡居住滿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動地成為“自由民”，因而有諺語說：“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城市自治是商業自由的土壤，自由成為新生的市民階級的合法權利，他們在這裡經商，並嘗試著建立自治機關，比薩城的自由選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就在比薩成為“自由城市”的兩年後，1087年，也是在義大利，博洛尼亞城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博洛尼亞大學，眾多自由學者聚集在這裡，研究古老的羅馬法典和醫學。到1158年，皇帝費德里克一世頒布法令，規定大學作為研究場所享有獨立性。獨立的大學體制的建立，讓歐洲的知識精英與國家權力之間形成了平等鉗制的關係。
發生在王安石年代的這兩個事件具有分水嶺般的意義。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業，自由的大學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業和思想又是人類文明走向現代社會的兩塊奠基石。
相對於歐洲的這些新變化，宋代中國儘管擁有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商業最繁榮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遙遙領先於同時期歐洲的經營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會制度的創新上卻開始落後了，相反，王安石的變法更空前強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歐洲所出現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原則”、“對君主權力的限制”等法權思想，對於強調中央集權的中國而言，根本沒有萌芽的土壤。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時期，城市與學校一直為政權所牢牢控制，這是東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進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來中國，能否真正建設好現代政治文明，城市與大學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觀察指標。
所以，11世紀至12世紀常被稱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時期，是“世界時間”的鐘擺從東向西擺動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解讀“王安石變法”，當有新的體味。
第七講 明清停滯：大陸孤立主義的後果
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證明，長達五百多年的明清兩朝是一個長期停滯的時期：從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年中，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為——零。118而這五百年裡，世間物換星移，文藝復興運動讓歐洲走出中世紀，接著是“地理大發現”，然後爆發了工業革命，出現了以“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徵的現代國家。在外部世界開始以加速度的方式，成十倍成百倍地往前狂奔的時候，我們像“龜兔賽跑”中的那隻兔子一樣，在一棵枯樹下酣睡了五百年。
②“國際元”：學術界以1990年的美元購買力為參照所形成的貨幣計算單位。
這一覺睡到1840年，國門被槍炮打開，但在很長時間裡還是沒有清醒過來，要到1894年的甲午海戰打完，才說“一戰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這一段時間，對於中華民族來講，是一個要深刻反思的時期。
為什麼在明清，治國者的思想變得保守了呢?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對制度創新的畏懼。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使得體制內的創新動力和勇氣徹底喪失，之後南宋偏安一百多年，緊接著是蒙古人鐵血統治九十八年，以至於明朝建立的時候，漢族統治者有了巨大的心理陰影，已經不敢再進行擴張，對於他們來說，“穩定壓倒一切”。黃仁宇就說：“從一開始，明太祖朱元璋主要關心的是建立和永遠保持一種政治現狀，他不關心經濟的發展……就明人關心的問題來說，雖然認為中國向來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須保持其農業特徵，不能兼容並包發展商業和對外貿易。”119中國的封建王朝對外不再尋求領土擴張，也不需要外來人口，一個億的內需市場已經足夠。同時出於安全的考慮，明朝政府非常想把自己的國土與世界隔離起來，將大陸與世界各國的交往和聯繫降到最低程度。
因而，這後來的五百年，基本就是從“穩定壓倒一切”到“穩定壓垮一切”的過程。
四大基本制度的惡質化
我們一再談到的四大基本制度，在明清兩代出現了惡質化的態勢。明清的專制化程度，遠遠高於漢唐宋，是真正的高度專制國家。甚至有的學者認為，“專制”這個詞是從明朝開始的，明朝以前的中國並不算是專制國家。
首先，從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製度方面來看。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一舉解決地方武裝割據的威脅，強化了中央集權的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則廢除了宰相制，將中央權力內部皇權與相權的平衡性徹底打破。中國自漢以後，大量的行政性事務是在相府處理，並不在皇宮，宋“百年不殺大臣”更是皇室對士大夫的“權力承諾”。朱元璋廢宰相制，建立大學士制度，其實是破壞了這種“恐怖平衡”，到了清雍正時期，設立軍機處後，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軍機處設在皇宮邊上的一排小平房裡，皇帝每天處理朝政，把軍機大臣們呼來喚去，整個兒變成皇室的奴隸了，所以皇權傾軋相權，始於此。
其次，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方面，南宋以後，程朱理學越來越禁錮人的思想，到了明清兩代，先是朱棣搞了一個《永樂大典》，再是乾隆弄出了一個《四庫全書》，政府從文本角度來限制思想自由，把它認為的異端邪說全數抹掉，全民思想就統一到了“四書五經”上。
再次，在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上，進一步強化和神聖化了科舉制。全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學說以外，什麼都不要去想、不准去想。順治五年，就是清兵入關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國的府學、縣學都立一塊臥碑，上面銘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員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結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違犯三令者，殺無赦。而這三條，恰好是現代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國以往的碑都是樹立的，只有這塊碑是臥立的，讀的時候要俯首彎腰，如果不遵從，那就可能“一臥不起”了。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興文字獄，使得天下文人戰戰兢兢，俱成“精神上的侏儒”。
“世界時間”里的變法
根據布羅代爾的“世界時間”概念，我們可以說，在12世紀之前，“世界時間”的鐘擺是在東方，在中國的——在洛陽，在長安，在汴梁，在泉州。然而之後，這個鐘擺開始悄悄地擺向了西方，擺到了地中海沿岸的義大利，然後到西班牙，到荷蘭，到英國，最後又到了北美洲。“王安石變法”正處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時刻，儘管當時沒有一個人感覺到了這種變化。
造成“世界時間”大挪移的原因，不是自然性的，不是資源性的，而是制度性的，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後是經濟和文化制度。
歐洲自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瓦解後，就進入了漫長的“黑暗中世紀”，9世紀爆發黑死病和大饑荒，其文明水平和經濟能力與東方的中國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當汴梁、臨安人口超過一百萬時，同時期的歐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數千人，規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過數萬人口而已。不過到了11世紀，歐洲卻發生了一些前所未見的社會變革。
1085年，宋神宗駕崩的那一年，在義大利北部出現了中世紀之後的第一個由市民選舉執行官的城市——比薩城，這意味著“自由城市”的誕生。從11世紀開始，大量失地的歐洲農奴紛紛逃離封建領主所控制的城堡莊園，來到沒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據當時的歐洲法律，他們只要在城市裡居住滿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動地成為“自由民”，因而有諺語說：“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城市自治是商業自由的土壤，自由成為新生的市民階級的合法權利，他們在這裡經商，並嘗試著建立自治機關，比薩城的自由選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就在比薩成為“自由城市”的兩年後，1087年，也是在義大利，博洛尼亞城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博洛尼亞大學，眾多自由學者聚集在這裡，研究古老的羅馬法典和醫學。到1158年，皇帝費德里克一世頒布法令，規定大學作為研究場所享有獨立性。獨立的大學體制的建立，讓歐洲的知識精英與國家權力之間形成了平等鉗制的關係。
發生在王安石年代的這兩個事件具有分水嶺般的意義。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業，自由的大學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業和思想又是人類文明走向現代社會的兩塊奠基石。
相對於歐洲的這些新變化，宋代中國儘管擁有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商業最繁榮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遙遙領先於同時期歐洲的經營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會制度的創新上卻開始落後了，相反，王安石的變法更空前強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歐洲所出現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原則”、“對君主權力的限制”等法權思想，對於強調中央集權的中國而言，根本沒有萌芽的土壤。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時期，城市與學校一直為政權所牢牢控制，這是東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進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來中國，能否真正建設好現代政治文明，城市與大學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觀察指標。
所以，11世紀至12世紀常被稱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時期，是“世界時間”的鐘擺從東向西擺動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解讀“王安石變法”，當有新的體味。
第七講 明清停滯：大陸孤立主義的後果
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證明，長達五百多年的明清兩朝是一個長期停滯的時期：從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年中，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為——零。118而這五百年裡，世間物換星移，文藝復興運動讓歐洲走出中世紀，接著是“地理大發現”，然後爆發了工業革命，出現了以“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徵的現代國家。在外部世界開始以加速度的方式，成十倍成百倍地往前狂奔的時候，我們像“龜兔賽跑”中的那隻兔子一樣，在一棵枯樹下酣睡了五百年。
②“國際元”：學術界以1990年的美元購買力為參照所形成的貨幣計算單位。
這一覺睡到1840年，國門被槍炮打開，但在很長時間裡還是沒有清醒過來，要到1894年的甲午海戰打完，才說“一戰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這一段時間，對於中華民族來講，是一個要深刻反思的時期。
為什麼在明清，治國者的思想變得保守了呢?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對制度創新的畏懼。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使得體制內的創新動力和勇氣徹底喪失，之後南宋偏安一百多年，緊接著是蒙古人鐵血統治九十八年，以至於明朝建立的時候，漢族統治者有了巨大的心理陰影，已經不敢再進行擴張，對於他們來說，“穩定壓倒一切”。黃仁宇就說：“從一開始，明太祖朱元璋主要關心的是建立和永遠保持一種政治現狀，他不關心經濟的發展……就明人關心的問題來說，雖然認為中國向來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須保持其農業特徵，不能兼容並包發展商業和對外貿易。”119中國的封建王朝對外不再尋求領土擴張，也不需要外來人口，一個億的內需市場已經足夠。同時出於安全的考慮，明朝政府非常想把自己的國土與世界隔離起來，將大陸與世界各國的交往和聯繫降到最低程度。
因而，這後來的五百年，基本就是從“穩定壓倒一切”到“穩定壓垮一切”的過程。
四大基本制度的惡質化
我們一再談到的四大基本制度，在明清兩代出現了惡質化的態勢。明清的專制化程度，遠遠高於漢唐宋，是真正的高度專制國家。甚至有的學者認為，“專制”這個詞是從明朝開始的，明朝以前的中國並不算是專制國家。
首先，從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製度方面來看。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一舉解決地方武裝割據的威脅，強化了中央集權的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則廢除了宰相制，將中央權力內部皇權與相權的平衡性徹底打破。中國自漢以後，大量的行政性事務是在相府處理，並不在皇宮，宋“百年不殺大臣”更是皇室對士大夫的“權力承諾”。朱元璋廢宰相制，建立大學士制度，其實是破壞了這種“恐怖平衡”，到了清雍正時期，設立軍機處後，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軍機處設在皇宮邊上的一排小平房裡，皇帝每天處理朝政，把軍機大臣們呼來喚去，整個兒變成皇室的奴隸了，所以皇權傾軋相權，始於此。
其次，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方面，南宋以後，程朱理學越來越禁錮人的思想，到了明清兩代，先是朱棣搞了一個《永樂大典》，再是乾隆弄出了一個《四庫全書》，政府從文本角度來限制思想自由，把它認為的異端邪說全數抹掉，全民思想就統一到了“四書五經”上。
再次，在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上，進一步強化和神聖化了科舉制。全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學說以外，什麼都不要去想、不准去想。順治五年，就是清兵入關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國的府學、縣學都立一塊臥碑，上面銘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員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結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違犯三令者，殺無赦。而這三條，恰好是現代人所要爭取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國以往的碑都是樹立的，只有這塊碑是臥立的，讀的時候要俯首彎腰，如果不遵從，那就可能“一臥不起”了。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興文字獄，使得天下文人戰戰兢兢，俱成“精神上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