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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
這回「北京城內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為之憤慨：「……至於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國國旗，以為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3）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我們自有「法律」在。
如果還不放心呢，那麼，就用一種更穩妥的旗子：紅卍字旗（4）。介乎中外之間，超於「無恥」和有恥之外，——確是好旗子！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帖在酒樓飯館裡，至今還沒有跟著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筆的人。
但這時卻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她本不願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5）說「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呵！」（6）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卻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為「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於是自然要發生「節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7）來華的時候，「有些志士」（8）卻又大發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今尚為許多人所反對，節育也行不通。為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為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秘訣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為了「愛」。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9）這也許還是因為「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扶清滅洋」，各國聯軍入京的餘澤。（10）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卻「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吃飯；如果大師兄（11）有靈，必將慡然若失者歟。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也是這一筆款……。
五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語絲》周刊第八十一期。
（2）《語絲》文藝性周刊，最初由孫伏園等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創刊；一九二七年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禁，隨後移至上海續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魯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並於該刊在上海出版後一度擔任編輯。參看《三閒集·我和〈語絲〉的始終》。這裡的「改成中本」，指《語絲》從八十一期起由十六開本改為二十開本。
（3）《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時事短評欄有《北京城內的外國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樹棠），其中說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間國民軍與奉軍作戰和段祺瑞執政府崩潰期間，北京「東交民巷界線以外」有人掛外國旗的事。文中空談「條約法律」，把依附帝國主義的軍閥政客和普通民眾不加區別地一概斥之為「托借外國國旗的勢力」，說這是「無恥的社會心理」的表現。
（4）紅卍字旗當時軍閥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團體的名義所組織的世界紅卍字會的會旗。
（5）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關於三一八慘案的《閒話》中，誣衊死難的女師大學生楊德群說：「楊女士湖南人，……
平常很勤奮，開會運動種種，總不大參與。三月十八日她的學校出了一張布告，停課一日，叫學生們都去與會。楊女士還是不大願意去，半路又迴轉。一個教職員勉強她去，她不得已去了。衛隊一放槍，楊女士也跟了大眾就跑，忽見友人某女士受傷，不能行動，她回身去救護她，也中彈死。」但事實上，當日女師大並未「叫學生們都去與會」，而是學生自治會向教務處請准停課一日。《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師大學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給陳西瀅的辯誣信，說明楊德群平時「實際參與種種愛國運動及其他婦女運動」，當日與同學們一同出校，「沿途散發傳單，意氣很激昂」，揭穿了陳西瀅造謠惑眾的險惡用心。
（6）「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等，是陳西瀅誣衊當時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發表的討論「節育問題」的《閒話》中說：「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沒法可想，何況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軍閥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許多人唯一的路徑。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也何嘗不是如此。」
（7）山格夫人（M．Sanger）通譯山額夫人，美國人。自一九一四年起，她從新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出發，積極提倡節制生育運動。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來我國從事宣傳。
（8）「有些志士」指那些反對節育宣傳的人。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報副刊》載署名懷素的《五千年之黃帝子孫從此絕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胡晉接的講演辭，其中說：「最新潮流之結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髮森然，不寒而慄。蓋其結果，乃一極凶之現象，即『家破種滅國亡』是也。」「而又有山額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藥品，以為其助緣。此種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則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滅此一人之種。多普及一家，即滅此一家之種。若真普及全國，恐五千年之黃帝子孫，從此絕矣。」
（9）關於教育部和教育界為「蘇俄的金錢」發生糾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經費困難，特向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借撥十萬元，並擬將此款按照預算平均分配給北京國立大學、公立中小學、教育部及其分設機關。而當時北京大學等國立九校教職員則反對這種分配方法，認為此款只能用於北京專門以上學校，因而和教育部發生糾葛。
（10）清末，我國北方爆發了以農民、手工業工人為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他們採用落後迷信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法，設立拳會，練習拳棒，因而被當時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誣衊為「拳匪」。
義和團開始提出的口號是「反清滅洋」，後來一些領導人把口號改為「扶清滅洋」。一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奧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組織侵華聯軍，殘酷地鎮壓了義和團運動，並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於一九○一年九月簽訂了賣國的《辛丑條約》，索取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賠款，這就是所謂「庚子賠款」。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決定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
（11）大師兄義和團中較小的頭領。義和團練拳，約以二十五人為一團，每團立一頭領，稱為大師兄。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GG，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3）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4）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瞭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5）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7）。
那「動機」（8），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9）：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這回「北京城內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為之憤慨：「……至於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國國旗，以為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3）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我們自有「法律」在。
如果還不放心呢，那麼，就用一種更穩妥的旗子：紅卍字旗（4）。介乎中外之間，超於「無恥」和有恥之外，——確是好旗子！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帖在酒樓飯館裡，至今還沒有跟著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筆的人。
但這時卻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她本不願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5）說「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呵！」（6）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卻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為「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於是自然要發生「節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7）來華的時候，「有些志士」（8）卻又大發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今尚為許多人所反對，節育也行不通。為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為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秘訣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為了「愛」。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9）這也許還是因為「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扶清滅洋」，各國聯軍入京的餘澤。（10）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卻「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吃飯；如果大師兄（11）有靈，必將慡然若失者歟。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也是這一筆款……。
五月二十三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語絲》周刊第八十一期。
（2）《語絲》文藝性周刊，最初由孫伏園等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創刊；一九二七年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禁，隨後移至上海續刊；一九三○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魯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並於該刊在上海出版後一度擔任編輯。參看《三閒集·我和〈語絲〉的始終》。這裡的「改成中本」，指《語絲》從八十一期起由十六開本改為二十開本。
（3）《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時事短評欄有《北京城內的外國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樹棠），其中說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間國民軍與奉軍作戰和段祺瑞執政府崩潰期間，北京「東交民巷界線以外」有人掛外國旗的事。文中空談「條約法律」，把依附帝國主義的軍閥政客和普通民眾不加區別地一概斥之為「托借外國國旗的勢力」，說這是「無恥的社會心理」的表現。
（4）紅卍字旗當時軍閥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團體的名義所組織的世界紅卍字會的會旗。
（5）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關於三一八慘案的《閒話》中，誣衊死難的女師大學生楊德群說：「楊女士湖南人，……
平常很勤奮，開會運動種種，總不大參與。三月十八日她的學校出了一張布告，停課一日，叫學生們都去與會。楊女士還是不大願意去，半路又迴轉。一個教職員勉強她去，她不得已去了。衛隊一放槍，楊女士也跟了大眾就跑，忽見友人某女士受傷，不能行動，她回身去救護她，也中彈死。」但事實上，當日女師大並未「叫學生們都去與會」，而是學生自治會向教務處請准停課一日。《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師大學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給陳西瀅的辯誣信，說明楊德群平時「實際參與種種愛國運動及其他婦女運動」，當日與同學們一同出校，「沿途散發傳單，意氣很激昂」，揭穿了陳西瀅造謠惑眾的險惡用心。
（6）「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等，是陳西瀅誣衊當時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發表的討論「節育問題」的《閒話》中說：「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沒法可想，何況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軍閥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許多人唯一的路徑。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也何嘗不是如此。」
（7）山格夫人（M．Sanger）通譯山額夫人，美國人。自一九一四年起，她從新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出發，積極提倡節制生育運動。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來我國從事宣傳。
（8）「有些志士」指那些反對節育宣傳的人。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報副刊》載署名懷素的《五千年之黃帝子孫從此絕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胡晉接的講演辭，其中說：「最新潮流之結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髮森然，不寒而慄。蓋其結果，乃一極凶之現象，即『家破種滅國亡』是也。」「而又有山額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藥品，以為其助緣。此種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則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滅此一人之種。多普及一家，即滅此一家之種。若真普及全國，恐五千年之黃帝子孫，從此絕矣。」
（9）關於教育部和教育界為「蘇俄的金錢」發生糾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經費困難，特向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借撥十萬元，並擬將此款按照預算平均分配給北京國立大學、公立中小學、教育部及其分設機關。而當時北京大學等國立九校教職員則反對這種分配方法，認為此款只能用於北京專門以上學校，因而和教育部發生糾葛。
（10）清末，我國北方爆發了以農民、手工業工人為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他們採用落後迷信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法，設立拳會，練習拳棒，因而被當時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誣衊為「拳匪」。
義和團開始提出的口號是「反清滅洋」，後來一些領導人把口號改為「扶清滅洋」。一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奧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組織侵華聯軍，殘酷地鎮壓了義和團運動，並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於一九○一年九月簽訂了賣國的《辛丑條約》，索取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巨額賠款，這就是所謂「庚子賠款」。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決定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
（11）大師兄義和團中較小的頭領。義和團練拳，約以二十五人為一團，每團立一頭領，稱為大師兄。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GG，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3）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4）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瞭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5）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7）。
那「動機」（8），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9）：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