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頁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10）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11）。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釗（行嚴）關於「二桃殺三士」的一段話，見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發表於上海《新聞報》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夫語以耳辨。徒資口談。文以目辨。更貴成誦。則其取音之繁簡連截。有其自然。不可強混。如園有桃。筆之於書。詞義俱完。今曰此於語未合也。必曰園裡有桃子樹。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撰人不詳。內容是記載春秋時齊國大夫晏嬰（平仲）的言行。這裡所引的一段，見該書卷二《諫》下。
（4）《梁父吟》亦作《梁甫吟》，樂府楚調曲名。此篇系樂府古辭（舊題諸葛亮作，不確），魯迅上文所引「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為詩中的最末兩句。「相國」一作「國相」。
（5）「每下愈況」語見《莊子·知北游》。參看本卷第114頁注（5）。
（6）《「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一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報副刊》（署名雪之），其時編輯為孫伏園；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說的「詩哲」）編輯。關於「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話，參看本卷第236頁注（16）。
（7）「睚眥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語見《史記·范睢傳》：
「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發表《楊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覆女師大學生雷榆等五人為三一八慘案烈士楊德群辯誣的信，其中暗指魯迅說：「因為那『楊女士不大願意去』一句話，有些人在許多文章里就說我的罪狀比執政府衛隊還大！比軍閥還凶！……不錯，我曾經有一次在生氣的時候揭穿過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難道四五十個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眥之仇卻不可不報嗎？」
（8）「動機」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閒話》中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作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著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著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年輕的人，他們觀看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都是混雜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馮玉祥國民軍在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準備放棄北京。段祺瑞趁機陰謀與奉系軍閥裡應外合，趕走馮軍。四月十日凌晨，駐守北京的國民軍包圍段宅和執政府，段聞訊後即逃往東交民巷。隨著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釗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載他所作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語，其中說：「北京報紙。屢以文中士與讀書人對舉。為不合情實。意謂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讀書人。此等小節。寧關謀篇本旨。且不學曰學。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這是針對章士釗所謂農業救國論而說的。章曾一再鼓吹什麼「農村立國」，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發表的《農國辨》一文中說：「凡所剿襲於工國浮濫不切之諸法。不論有形無形。姑且放棄。返求諸農。
先安國本。而後於以拙勝巧之中。徐圖捍禦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還是兩三年前，偶然在光緒五年（1879）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見《何典》（2）題要，這樣說：
「《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裡偷閒。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不得；常維鈞（3）多識舊書肆中人，因托他搜尋，仍不得。今年半農（4）告我已在廠甸（5）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此後半農便將校樣陸續寄來，並且說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還很躊躕，我總覺得沒有這種本領。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臂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6），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7），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卻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麼呢？只因為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
還未開手，而躬逢戰爭，在炮聲和流言當中，很不寧帖，沒有執筆的心思。夾著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麼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GG（8）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這頗使我悽然，因為由此記起了別的事，而且也以為「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從此一見《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是的，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無論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我所謂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經做過《論「他媽的！」》早有青年道德家烏煙瘴氣地浩嘆過了，還講身分麼？但是也還有些講身分。我雖然「深惡而痛絕之」於那些戴著面具的紳士，卻究竟不是「學匪」世家；見了所謂「正人君子」固然決定搖頭，但和歪人奴子相處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無差別的眼光看，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於誇張的GG何足為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GG也何足為奇？然而呀，這裡用得著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紀的，又做過幾年官，和所謂「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
氣驟不易退，所以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這主張在教育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贊成之望，去年在什麼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兼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兼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自然更未必做GG。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只知道裡面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9）；他兼差又沒有。那麼，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GG，既做GG，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GG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麼？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GG，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GG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GG的呢，只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餬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麼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GG）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干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只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但短序總算已經寫成，雖然不像東西，卻究竟結束了一件事。我還將此時的別的心情寫下，並且發表出去，也作為《何典》的GG。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著東壁下，書。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2）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復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10）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11）。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釗（行嚴）關於「二桃殺三士」的一段話，見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發表於上海《新聞報》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夫語以耳辨。徒資口談。文以目辨。更貴成誦。則其取音之繁簡連截。有其自然。不可強混。如園有桃。筆之於書。詞義俱完。今曰此於語未合也。必曰園裡有桃子樹。二桃殺三士。譜之於詩。節奏甚美。今曰此於白話無當也。必曰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撰人不詳。內容是記載春秋時齊國大夫晏嬰（平仲）的言行。這裡所引的一段，見該書卷二《諫》下。
（4）《梁父吟》亦作《梁甫吟》，樂府楚調曲名。此篇系樂府古辭（舊題諸葛亮作，不確），魯迅上文所引「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為詩中的最末兩句。「相國」一作「國相」。
（5）「每下愈況」語見《莊子·知北游》。參看本卷第114頁注（5）。
（6）《「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一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晨報副刊》（署名雪之），其時編輯為孫伏園；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摩（即文中說的「詩哲」）編輯。關於「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話，參看本卷第236頁注（16）。
（7）「睚眥之怨」意即小小的仇恨。語見《史記·范睢傳》：
「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發表《楊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覆女師大學生雷榆等五人為三一八慘案烈士楊德群辯誣的信，其中暗指魯迅說：「因為那『楊女士不大願意去』一句話，有些人在許多文章里就說我的罪狀比執政府衛隊還大！比軍閥還凶！……不錯，我曾經有一次在生氣的時候揭穿過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難道四五十個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眥之仇卻不可不報嗎？」
（8）「動機」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閒話》中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作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著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著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年輕的人，他們觀看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都是混雜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馮玉祥國民軍在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準備放棄北京。段祺瑞趁機陰謀與奉系軍閥裡應外合，趕走馮軍。四月十日凌晨，駐守北京的國民軍包圍段宅和執政府，段聞訊後即逃往東交民巷。隨著段祺瑞的倒台，章士釗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刊載他所作的《評新文化運動》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語，其中說：「北京報紙。屢以文中士與讀書人對舉。為不合情實。意謂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讀書人。此等小節。寧關謀篇本旨。且不學曰學。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這是針對章士釗所謂農業救國論而說的。章曾一再鼓吹什麼「農村立國」，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發表的《農國辨》一文中說：「凡所剿襲於工國浮濫不切之諸法。不論有形無形。姑且放棄。返求諸農。
先安國本。而後於以拙勝巧之中。徐圖捍禦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還是兩三年前，偶然在光緒五年（1879）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見《何典》（2）題要，這樣說：
「《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裡偷閒。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不得；常維鈞（3）多識舊書肆中人，因托他搜尋，仍不得。今年半農（4）告我已在廠甸（5）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此後半農便將校樣陸續寄來，並且說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還很躊躕，我總覺得沒有這種本領。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臂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6），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7），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卻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麼呢？只因為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
還未開手，而躬逢戰爭，在炮聲和流言當中，很不寧帖，沒有執筆的心思。夾著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麼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GG（8）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這頗使我悽然，因為由此記起了別的事，而且也以為「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從此一見《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是的，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無論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我所謂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經做過《論「他媽的！」》早有青年道德家烏煙瘴氣地浩嘆過了，還講身分麼？但是也還有些講身分。我雖然「深惡而痛絕之」於那些戴著面具的紳士，卻究竟不是「學匪」世家；見了所謂「正人君子」固然決定搖頭，但和歪人奴子相處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無差別的眼光看，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於誇張的GG何足為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GG也何足為奇？然而呀，這裡用得著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紀的，又做過幾年官，和所謂「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
氣驟不易退，所以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這主張在教育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贊成之望，去年在什麼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兼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兼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自然更未必做GG。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只知道裡面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9）；他兼差又沒有。那麼，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GG，既做GG，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GG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麼？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GG，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GG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GG的呢，只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餬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麼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GG）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干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只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但短序總算已經寫成，雖然不像東西，卻究竟結束了一件事。我還將此時的別的心情寫下，並且發表出去，也作為《何典》的GG。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著東壁下，書。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2）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復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