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頁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5）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6），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7），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
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
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裡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六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9）說過，「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七十四期。
（2）劉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英文系學生。楊德群（1902—1926），湖南湘陰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預科學生。
（3）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
（4）《莽原》文藝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創刊於北京。初為周刊，附《京報》發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魯迅離開北京後，由韋素園接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這裡所說的「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風潮中，楊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開「國恥紀念會」為名，強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為全場學生的噓聲所趕走。下午，她在西安飯店召集若干教員宴飲，陰謀迫害學生。九日，假借評議會名義開除許廣平、劉和珍、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姜伯諦等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
（6）偏安於宗帽胡同反對楊蔭榆的女師大學生被趕出學校後，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賃房屋作為臨時校舍，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學。當時魯迅和一些進步教師曾去義務授課，表示支持。
（7）學校恢復舊觀女師大學生經過一年多的鬥爭，在社會進步力量的聲援下，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遷回宣武門內石駙馬大街原址，宣告復校。
（8）張靜淑（1902—1978）湖南長沙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受傷後經醫治，幸得不死。
（9）陶潛晉代詩人。參看本卷第73頁注（5）。這裡引用的是他所作《輓歌》中的四句。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兇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2），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3）。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鍊（4）群眾領袖的錯處，只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只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閒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麼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只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志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干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5）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里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6）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賈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三一八慘案的兇手之一，當時是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國務總理。
（3）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機關報《晨報》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誣衊徐謙等「非迫群眾至國務院不可，竟捏報府院衛隊業已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並公然叫嚷：「吾人在糾彈政府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評論三一八慘案的《閒話》中，也企圖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去，說他「遇見好些人」，都說「那天在天安門開會後，他們本來不打算再到執政府。因為他們聽見主席宣布執政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執政府門前去瞧熱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流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的責任。」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5）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6），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7），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
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
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裡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六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9）說過，「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七十四期。
（2）劉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英文系學生。楊德群（1902—1926），湖南湘陰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預科學生。
（3）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
（4）《莽原》文藝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創刊於北京。初為周刊，附《京報》發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魯迅離開北京後，由韋素園接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這裡所說的「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風潮中，楊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開「國恥紀念會」為名，強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為全場學生的噓聲所趕走。下午，她在西安飯店召集若干教員宴飲，陰謀迫害學生。九日，假借評議會名義開除許廣平、劉和珍、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姜伯諦等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
（6）偏安於宗帽胡同反對楊蔭榆的女師大學生被趕出學校後，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賃房屋作為臨時校舍，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學。當時魯迅和一些進步教師曾去義務授課，表示支持。
（7）學校恢復舊觀女師大學生經過一年多的鬥爭，在社會進步力量的聲援下，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遷回宣武門內石駙馬大街原址，宣告復校。
（8）張靜淑（1902—1978）湖南長沙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受傷後經醫治，幸得不死。
（9）陶潛晉代詩人。參看本卷第73頁注（5）。這裡引用的是他所作《輓歌》中的四句。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兇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2），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3）。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鍊（4）群眾領袖的錯處，只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只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閒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麼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只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志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干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5）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里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6）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賈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三一八慘案的兇手之一，當時是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國務總理。
（3）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機關報《晨報》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誣衊徐謙等「非迫群眾至國務院不可，竟捏報府院衛隊業已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並公然叫嚷：「吾人在糾彈政府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評論三一八慘案的《閒話》中，也企圖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去，說他「遇見好些人」，都說「那天在天安門開會後，他們本來不打算再到執政府。因為他們聽見主席宣布執政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執政府門前去瞧熱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流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