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頁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5)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6),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7),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
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
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裡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六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9)說過,「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七十四期。
(2)劉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英文系學生。楊德群(1902—1926),湖南湘陰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預科學生。
(3)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
(4)《莽原》文藝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創刊於北京。初為周刊,附《京報》發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魯迅離開北京後,由韋素園接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這裡所說的「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風潮中,楊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開「國恥紀念會」為名,強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為全場學生的噓聲所趕走。下午,她在西安飯店召集若干教員宴飲,陰謀迫害學生。九日,假借評議會名義開除許廣平、劉和珍、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姜伯諦等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
(6)偏安於宗帽胡同反對楊蔭榆的女師大學生被趕出學校後,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賃房屋作為臨時校舍,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學。當時魯迅和一些進步教師曾去義務授課,表示支持。
(7)學校恢復舊觀女師大學生經過一年多的鬥爭,在社會進步力量的聲援下,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遷回宣武門內石駙馬大街原址,宣告復校。
(8)張靜淑(1902—1978)湖南長沙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受傷後經醫治,幸得不死。
(9)陶潛晉代詩人。參看本卷第73頁注(5)。這裡引用的是他所作《輓歌》中的四句。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兇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2),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3)。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鍊(4)群眾領袖的錯處,只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只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閒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麼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只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志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干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5)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里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6)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賈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三一八慘案的兇手之一,當時是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國務總理。
(3)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機關報《晨報》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誣衊徐謙等「非迫群眾至國務院不可,竟捏報府院衛隊業已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並公然叫嚷:「吾人在糾彈政府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評論三一八慘案的《閒話》中,也企圖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去,說他「遇見好些人」,都說「那天在天安門開會後,他們本來不打算再到執政府。因為他們聽見主席宣布執政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執政府門前去瞧熱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流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的責任。」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5)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6),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7),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
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
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裡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六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9)說過,「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七十四期。
(2)劉和珍(1904—1926)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英文系學生。楊德群(1902—1926),湖南湘陰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預科學生。
(3)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
(4)《莽原》文藝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創刊於北京。初為周刊,附《京報》發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魯迅離開北京後,由韋素園接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這裡所說的「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風潮中,楊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開「國恥紀念會」為名,強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為全場學生的噓聲所趕走。下午,她在西安飯店召集若干教員宴飲,陰謀迫害學生。九日,假借評議會名義開除許廣平、劉和珍、蒲振聲、張平江、鄭德音、姜伯諦等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
(6)偏安於宗帽胡同反對楊蔭榆的女師大學生被趕出學校後,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賃房屋作為臨時校舍,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學。當時魯迅和一些進步教師曾去義務授課,表示支持。
(7)學校恢復舊觀女師大學生經過一年多的鬥爭,在社會進步力量的聲援下,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遷回宣武門內石駙馬大街原址,宣告復校。
(8)張靜淑(1902—1978)湖南長沙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學生。受傷後經醫治,幸得不死。
(9)陶潛晉代詩人。參看本卷第73頁注(5)。這裡引用的是他所作《輓歌》中的四句。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兇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2),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3)。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鍊(4)群眾領袖的錯處,只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只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閒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麼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只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志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干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5)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里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6)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賈德耀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三一八慘案的兇手之一,當時是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國務總理。
(3)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機關報《晨報》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誣衊徐謙等「非迫群眾至國務院不可,竟捏報府院衛隊業已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並公然叫嚷:「吾人在糾彈政府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評論三一八慘案的《閒話》中,也企圖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去,說他「遇見好些人」,都說「那天在天安門開會後,他們本來不打算再到執政府。因為他們聽見主席宣布執政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執政府門前去瞧熱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流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