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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為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為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為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 死之恐怖 ，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的未經 死之恐怖 ，即不容易為 死之恐怖 所懾，我以為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 請願 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著，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 自蹈死地 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JeudeL AmouretdeLaMort》（5）在我面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為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污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為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裡，先烈的 死 是後人的 生 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裡，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 請願 。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 知道死屍的沉重 的心。
死地確乎已在前面。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三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言語道斷佛家語。《瓔珞經》：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言語道斷 ，原意是不可言說，這裡表示悲憤到無話可說。
（3）死地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在三月二十日的 時論 欄發表了林學衡的《為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誣衊愛國青年 激於意氣，挺（鋌）而走險，乃陷入jian人居間利用之彀中 ，指責徐謙等 驅千百珍貴青年為孤注一擲 必欲置千百珍貴青年於死地 ，同時該文還惡毒攻擊 共產派諸君故殺青年，希圖利己 。三月二十二日，《晨報》又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胡說 純潔愛國之百數十青年即間接死於若輩（按即他所謂 群眾領袖 ）之手 。
（4） 沒齒而無怨言 語見《論語 憲問》。沒齒，終身之意。
（5）《LeJeudeL AmouretdeLaMort》《愛與死的搏鬥》，羅曼羅蘭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劇本之一，作於一九二四年。其中有這樣的情節：國約議會議員庫爾跋齊因反對羅伯斯庇爾捕殺丹東，在議會投票判決丹東死刑時，他放棄投票，並中途退出會場；
同時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個被通緝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發。他的朋友政治委員會委員加爾來到他家，告以委員會要他公開宣布對被通緝者的態度；在他拒絕以後，加爾便給予兩張事先準備好的假名假姓的護照，勸他帶著妻子一同逃走，並告訴他已得到羅伯斯庇爾的默許。魯迅這裡所舉的就是加爾在這時候對庫爾跋齊所說的話。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2）。這羅網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裡大抵含著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3），宣統年間用「革黨」（4），民二以後用「亂黨」（5），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
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為這類諢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著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6）。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為「整頓學風」（7）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便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裡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8）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群眾」，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著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群眾。以這樣的群眾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瞭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9）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10）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於《京報》。（12）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裡，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報副刊》。
（2）應為二百多人。參看本卷第265頁注（6）。
（3）「康黨」指清末參加和贊同康有為等變法維新的人。
（4）「革黨」指參加和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人。
（5）「亂黨」一九一三年，孫中山領導的討袁戰爭（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就把國民黨作為「亂黨」取締。
（6）深文周納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條文，陷人於罪。
（7）「整頓學風」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致電執政段祺瑞和總理賈德耀，侈談「整頓學風」。他胡說當時「學風日窳，士習日偷……現已（男女）合校，復欲共妻」，「江竊以為中國之可慮者，不在內憂，不在外患，惟此邪說詖行，甚於洪水猛獸。」
請段祺瑞「設法抑制」。段祺瑞接到電報後，除令秘書長章士釗復電「嘉許」外，並將原電通知國務院，責成教育部會同軍警機關，切實整頓學風。去年的「整頓學風」，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8）通緝令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緝徐謙等五人，胡說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徐謙等並著京內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徐謙（1871—1940），字季龍，安徽歙縣人。李大釗（1889—1927），參看本卷第66頁注（8）。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陽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長沙人。顧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9）清室善後委員會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馮玉祥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後，北洋政府為辦理清室善後事宜和接收故宮文物而設的機構。
（10）俄款委員會即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用途，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為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由中蘇兩國派員合組一基金委員會（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負責處理。這裡所說的三個委員，即李煜瀛、徐謙、顧兆熊。
（11）「優美的差缺」這是引用陳西瀅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閒話》里說：「在北京學界一年來的幾次風潮中，一部分強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見，常常不為另一部分人所贊同，這一部分強有力者就加不贊成他們的人們一個『捧章』的頭銜。然而這成了問題了。……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許多優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幾個副刊小報的擁戴，為什麼還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報》登載消息說：「該項通緝令所羅織之罪犯聞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樹人（原註：即魯迅）、許壽裳、馬裕藻……等，均包括在內。」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2）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3），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 請願 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著，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 自蹈死地 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JeudeL AmouretdeLaMort》（5）在我面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為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污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為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裡，先烈的 死 是後人的 生 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裡，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 請願 。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 知道死屍的沉重 的心。
死地確乎已在前面。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三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言語道斷佛家語。《瓔珞經》：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言語道斷 ，原意是不可言說，這裡表示悲憤到無話可說。
（3）死地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在三月二十日的 時論 欄發表了林學衡的《為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誣衊愛國青年 激於意氣，挺（鋌）而走險，乃陷入jian人居間利用之彀中 ，指責徐謙等 驅千百珍貴青年為孤注一擲 必欲置千百珍貴青年於死地 ，同時該文還惡毒攻擊 共產派諸君故殺青年，希圖利己 。三月二十二日，《晨報》又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胡說 純潔愛國之百數十青年即間接死於若輩（按即他所謂 群眾領袖 ）之手 。
（4） 沒齒而無怨言 語見《論語 憲問》。沒齒，終身之意。
（5）《LeJeudeL AmouretdeLaMort》《愛與死的搏鬥》，羅曼羅蘭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劇本之一，作於一九二四年。其中有這樣的情節：國約議會議員庫爾跋齊因反對羅伯斯庇爾捕殺丹東，在議會投票判決丹東死刑時，他放棄投票，並中途退出會場；
同時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個被通緝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發。他的朋友政治委員會委員加爾來到他家，告以委員會要他公開宣布對被通緝者的態度；在他拒絕以後，加爾便給予兩張事先準備好的假名假姓的護照，勸他帶著妻子一同逃走，並告訴他已得到羅伯斯庇爾的默許。魯迅這裡所舉的就是加爾在這時候對庫爾跋齊所說的話。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2）。這羅網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裡大抵含著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3），宣統年間用「革黨」（4），民二以後用「亂黨」（5），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
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為這類諢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著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6）。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為「整頓學風」（7）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便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裡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8）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群眾」，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著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群眾。以這樣的群眾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瞭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9）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10）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於《京報》。（12）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裡，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報副刊》。
（2）應為二百多人。參看本卷第265頁注（6）。
（3）「康黨」指清末參加和贊同康有為等變法維新的人。
（4）「革黨」指參加和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人。
（5）「亂黨」一九一三年，孫中山領導的討袁戰爭（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就把國民黨作為「亂黨」取締。
（6）深文周納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條文，陷人於罪。
（7）「整頓學風」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致電執政段祺瑞和總理賈德耀，侈談「整頓學風」。他胡說當時「學風日窳，士習日偷……現已（男女）合校，復欲共妻」，「江竊以為中國之可慮者，不在內憂，不在外患，惟此邪說詖行，甚於洪水猛獸。」
請段祺瑞「設法抑制」。段祺瑞接到電報後，除令秘書長章士釗復電「嘉許」外，並將原電通知國務院，責成教育部會同軍警機關，切實整頓學風。去年的「整頓學風」，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8）通緝令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緝徐謙等五人，胡說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徐謙等並著京內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徐謙（1871—1940），字季龍，安徽歙縣人。李大釗（1889—1927），參看本卷第66頁注（8）。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陽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長沙人。顧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9）清室善後委員會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馮玉祥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後，北洋政府為辦理清室善後事宜和接收故宮文物而設的機構。
（10）俄款委員會即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用途，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為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由中蘇兩國派員合組一基金委員會（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負責處理。這裡所說的三個委員，即李煜瀛、徐謙、顧兆熊。
（11）「優美的差缺」這是引用陳西瀅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閒話》里說：「在北京學界一年來的幾次風潮中，一部分強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見，常常不為另一部分人所贊同，這一部分強有力者就加不贊成他們的人們一個『捧章』的頭銜。然而這成了問題了。……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許多優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幾個副刊小報的擁戴，為什麼還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報》登載消息說：「該項通緝令所羅織之罪犯聞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樹人（原註：即魯迅）、許壽裳、馬裕藻……等，均包括在內。」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2）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3），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