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頁
9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嘗研究過什麼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麼？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麼？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語絲》周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叔本華。這裡的引文據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華全集》第六卷《比喻·隱喻和寓言》，可譯為：「沒有無刺的薔薇。——但不是薔薇的刺卻很多。」
（3）《女人論》即《婦人論》，叔本華誣衊婦女的一篇文章。
參看本卷第163頁注（8）。
（4）「放冷箭者」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攻擊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幾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前清進士，近代教育家。早年與章太炎等組織光復會，後又參加同盟會。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五四」時期，他贊成和支持新文化運動。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歐洲回抵上海，對國聞社記者發表關於國內政治教育等問題的談話，說「對政制贊可聯省自治。對學生界現象極不滿。
謂現實問題，固應解決，尤須有人埋頭研究，以規將來」等等（見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報》），這與胡適的主張相似，魯迅因而表示反對；這裡說「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是對蔡的一種比較委婉的批評。
（6）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羅曼羅蘭》一文。文中說加爾各答大學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Nag）「專為法國羅曼羅蘭明年六十整壽徵文」寫信給他，說「羅曼羅蘭先生自己極想望從『新中國』聽到他思想的迴響」。
（7）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閒話」引出來的閒話》。
（8）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發表的《閒話》。
（9）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10）此段引自陳西瀅的《致志摩》。 1
英國勃爾根（2）貴族曰：「中國學生只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卻孔子之教。英國之大敵，即此種極力詛咒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為過激黨之最好活動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會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學博士講演，中有謂孔子乃耶穌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時皆禱告上帝。當有聽眾……質問何所據而云然；博士語塞。時乃有教徒數人，突緊閉大門，聲言『發問者，乃蘇俄盧布買收來者』。當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國民公報》。）
蘇俄的神通真是廣大，竟能買收叔梁紇（3），使生孔子於耶穌之前，則「忘卻孔子之教」和「質問何所據而云然」者，當然都受著盧布的驅使無疑了。
2
西瀅教授曰：「聽說在『聯合戰線』中，關於我的流言特別多，並且據說我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紙上到也不大見。」（4）（《現代》六十五。）
該教授去年是只聽到關於別人的流言的，卻由他在紙上發表；據說今年卻聽到關於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紙上發表。「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實在特別荒唐，可見關於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為關於別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據說「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他的什麼《甲寅》居然漸漸的有了活氣了。可見官是做不得的。
（5）然而他又做了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了，不知《甲寅》可仍然還有活氣？如果還有，官也還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
（6）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
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5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7），僅有一點相像。
6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7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8）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8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七十二期。
（2）勃爾根當時英國的印度內務部部長。這裡引的是他在倫敦中央亞洲協會演說中的話（見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京報》）。
（3）叔梁紇春秋時魯國人，孔丘的父親。按孔丘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比耶穌生年早五百多年。
（4）關於《現代評論》收受津貼一事，《猛進》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曾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其中說：「《現代評論》因為受了段祺瑞、章士釗的幾千塊錢，吃著人的嘴軟，拿著人的手軟，對於段祺瑞、章士釗的一切胡作非為，絕不敢說半個不字。」
又章川島在《語絲》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的一篇通信里也曾說到這津貼問題：「據說現代評論社開辦時，確曾由章士釗經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釗自己掏腰包的，來路我也不明。……然而這也許是流言，正如西瀅之捧章士釗是否由於大洋，我概不確知。」
這兩篇通信都揭露了當時《現代評論》收受津貼的事實；對於這兩篇通信，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閒話》里曾經加以辯解，說他個人並未「每月領到三千元」，只要有人能夠證明他「領受過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而至於三個銅子」，那他「就不再說話」。但對於《現代評論》收受過段祺瑞津貼的事實，則避而不答。又，這裡的「聯合戰線」一語，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霉江致魯迅的信中：
「我今天上午著手糙《聯合戰線》一文，致猛進社、語絲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國的叛徒們的，目的是將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聯合起來，印行一種刊物，注全力進攻我們本階級的惡勢力的代表：一系反動派的章士釗的《甲寅》，一系與反動派朋比為jian的《現代評論》。」
（5）這是陳西瀅的話，參看本卷第216頁注（10）。
（6）指三一八慘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在馮玉祥國民軍與奉系軍閥張作霖、李景林等作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者因見奉軍戰事失利，便公開出面援助，於十二日以軍艦兩艘駛進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守軍，國民軍亦開炮還擊，於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並聯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國，藉口維護《辛丑條約》，於三月十六日以八國名義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的軍事行動和撤除防務等等，並限於四十八小時以內2答覆，否則，「關係各國海軍當局，決采所認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不料在國務院門前，段祺瑞竟命令衛隊開槍射擊，並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當場和事後因重傷而死者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造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互相勾結屠殺我國人民的大慘案。
（7）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歷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對開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帶著眷屬到冬宮請願；俄皇尼古拉二世卻命令士兵開槍。結果，有一千多人被擊斃，兩千多人受傷。這天是星期日，史稱「流血的星期日」。
（8）「子孫繩繩」語見《詩經·大雅·抑》：「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繩繩，相承不絕的樣子。 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僕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2），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復甦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為徒手請願是送死，本國的政府門前是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 沒齒而無怨言 （4）。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嘗研究過什麼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麼？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麼？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語絲》周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叔本華。這裡的引文據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華全集》第六卷《比喻·隱喻和寓言》，可譯為：「沒有無刺的薔薇。——但不是薔薇的刺卻很多。」
（3）《女人論》即《婦人論》，叔本華誣衊婦女的一篇文章。
參看本卷第163頁注（8）。
（4）「放冷箭者」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攻擊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幾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前清進士，近代教育家。早年與章太炎等組織光復會，後又參加同盟會。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五四」時期，他贊成和支持新文化運動。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歐洲回抵上海，對國聞社記者發表關於國內政治教育等問題的談話，說「對政制贊可聯省自治。對學生界現象極不滿。
謂現實問題，固應解決，尤須有人埋頭研究，以規將來」等等（見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報》），這與胡適的主張相似，魯迅因而表示反對；這裡說「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是對蔡的一種比較委婉的批評。
（6）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羅曼羅蘭》一文。文中說加爾各答大學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Nag）「專為法國羅曼羅蘭明年六十整壽徵文」寫信給他，說「羅曼羅蘭先生自己極想望從『新中國』聽到他思想的迴響」。
（7）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閒話」引出來的閒話》。
（8）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發表的《閒話》。
（9）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10）此段引自陳西瀅的《致志摩》。 1
英國勃爾根（2）貴族曰：「中國學生只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卻孔子之教。英國之大敵，即此種極力詛咒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為過激黨之最好活動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會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學博士講演，中有謂孔子乃耶穌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時皆禱告上帝。當有聽眾……質問何所據而云然；博士語塞。時乃有教徒數人，突緊閉大門，聲言『發問者，乃蘇俄盧布買收來者』。當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國民公報》。）
蘇俄的神通真是廣大，竟能買收叔梁紇（3），使生孔子於耶穌之前，則「忘卻孔子之教」和「質問何所據而云然」者，當然都受著盧布的驅使無疑了。
2
西瀅教授曰：「聽說在『聯合戰線』中，關於我的流言特別多，並且據說我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紙上到也不大見。」（4）（《現代》六十五。）
該教授去年是只聽到關於別人的流言的，卻由他在紙上發表；據說今年卻聽到關於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紙上發表。「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實在特別荒唐，可見關於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為關於別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據說「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他的什麼《甲寅》居然漸漸的有了活氣了。可見官是做不得的。
（5）然而他又做了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了，不知《甲寅》可仍然還有活氣？如果還有，官也還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
（6）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
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5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7），僅有一點相像。
6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7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8）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8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七十二期。
（2）勃爾根當時英國的印度內務部部長。這裡引的是他在倫敦中央亞洲協會演說中的話（見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京報》）。
（3）叔梁紇春秋時魯國人，孔丘的父親。按孔丘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比耶穌生年早五百多年。
（4）關於《現代評論》收受津貼一事，《猛進》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曾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其中說：「《現代評論》因為受了段祺瑞、章士釗的幾千塊錢，吃著人的嘴軟，拿著人的手軟，對於段祺瑞、章士釗的一切胡作非為，絕不敢說半個不字。」
又章川島在《語絲》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的一篇通信里也曾說到這津貼問題：「據說現代評論社開辦時，確曾由章士釗經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釗自己掏腰包的，來路我也不明。……然而這也許是流言，正如西瀅之捧章士釗是否由於大洋，我概不確知。」
這兩篇通信都揭露了當時《現代評論》收受津貼的事實；對於這兩篇通信，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閒話》里曾經加以辯解，說他個人並未「每月領到三千元」，只要有人能夠證明他「領受過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而至於三個銅子」，那他「就不再說話」。但對於《現代評論》收受過段祺瑞津貼的事實，則避而不答。又，這裡的「聯合戰線」一語，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霉江致魯迅的信中：
「我今天上午著手糙《聯合戰線》一文，致猛進社、語絲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國的叛徒們的，目的是將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聯合起來，印行一種刊物，注全力進攻我們本階級的惡勢力的代表：一系反動派的章士釗的《甲寅》，一系與反動派朋比為jian的《現代評論》。」
（5）這是陳西瀅的話，參看本卷第216頁注（10）。
（6）指三一八慘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在馮玉祥國民軍與奉系軍閥張作霖、李景林等作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者因見奉軍戰事失利，便公開出面援助，於十二日以軍艦兩艘駛進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守軍，國民軍亦開炮還擊，於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並聯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國，藉口維護《辛丑條約》，於三月十六日以八國名義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間的軍事行動和撤除防務等等，並限於四十八小時以內2答覆，否則，「關係各國海軍當局，決采所認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後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不料在國務院門前，段祺瑞竟命令衛隊開槍射擊，並用大刀鐵棍追打砍殺，當場和事後因重傷而死者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造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互相勾結屠殺我國人民的大慘案。
（7）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歷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對開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帶著眷屬到冬宮請願；俄皇尼古拉二世卻命令士兵開槍。結果，有一千多人被擊斃，兩千多人受傷。這天是星期日，史稱「流血的星期日」。
（8）「子孫繩繩」語見《詩經·大雅·抑》：「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繩繩，相承不絕的樣子。 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僕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2），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復甦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為徒手請願是送死，本國的政府門前是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 沒齒而無怨言 （4）。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