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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給軍隊買的包腳布運到了，非立蒙·帕爾芬季耶維奇……”
當我得知通訊員是乘政委的汽車來到旅館時，我請他稍等我一下。我吸了口煙，趕緊穿好衣服。阿爾秋欣看著我，也伸手去拿自己的上衣。
“現在的差事比沙皇那會兒還難干，”當我們三人下樓走到前廳時，菲立蒙一邊打著哈欠，一邊抱怨著，“不管白天，也不管黑夜，都得不到安靜。”
“將來讓你睡個夠，菲立蒙·帕爾芬季耶維奇。”
“我算什麼？我的意思是，到了夜晚就得睡覺。”
當然，阿爾秋欣說的很對。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乘政委的汽車先到了鐵路局，然後去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最後來到了刑偵局。帕維爾·蘇霍夫已經在等我們了。
……從梁贊開來的郵車，在整個一九一八年仿佛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按時刻表準時到站。這種情況不僅使我，而且也使那位用電話通知我火車已進站的車站值班員感到驚異。
在我同他談完話，掛上聽筒半個小時後，兩輛小汽車開進刑偵局的院裡：在警車上坐著赤衛隊員，在市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那輛車上坐著博林和沃爾任寧（後來才知道赫沃西科夫暫時留在薩拉托夫）。撐著雪橇的糾察隊的戰士們緊跟在汽車的後面，飛也似地駛進了院子。
“停車，停車，老弟！”沃爾住寧對司機喊道，他站了起來，在一群刑偵局的戰友面前特別惹人注目。
汽車轉了半個圈，車輪在冰面上直打滑，側著靠近了台階。
沃爾任寧沒有開車門，靈巧地從車幫子上跳了出來。
“找回來了，科薩切夫斯基同志！”
“猜到了。”
水手威風凜凜，在敞著懷的羅曼諾夫式短皮襖的裡面露出了紋身的花紋，被推到後腦勺上的帽子竟奇蹟般地頂在腦袋上，身上扎了好幾條新皮帶，稍微一動就聽到象沒上油的大車軸發出的軋軋聲；身體兩側別著兩把裝在木盒子裡的毛瑟槍。他的眼睛、牙齒都在閃光……
沃爾住寧從汽車上拿起一個封著鉛印的皮箱子扔給站在台階上的赤衛隊員。
“開始卸車吧，弟兄們！”
“不要著急，沃爾任寧，”博林制止了他。
博林扯了扯皮襖的下擺，從汽車裡出來，象往常一樣，同我問過好後，請示把珍寶搬到什麼地方去。
“暫時先放在杜博維茨基的辦公室里，彼得·彼得洛維奇！杜博維茨基和雷恰洛夫馬上就到。東西很多嗎？”
“這可怎麼說呢？”他笑了，他的小鬍子歡快地跳躍著，“夠我和你活一輩子的。”
博林解開自已的公文包，取出一捆用線縫住的信袋，向我解釋說，“舊制度遺留下的公文手續。”他用修得很漂亮的長指甲敲著信袋說，“沒收物品的詳細清單。物品分別裝在六隻皮口袋裡和三個鉛封過的箱子裡。”
帕維爾·蘇霍夫走了過來。
“祝賀你一路順風，馬到成功，彼得·彼得洛維奇！”
“謝謝你，不過，我要說，你祝賀得早了一些。我們大家還得忙活一陣子。這是實話。
我讓蘇霍夫和沃爾任寧照看卸車，然後帶博林回到辦公室里。
在這裡我才了解到這次薩拉托夫之行的艱難歷程。
在“利必達”和銀蠟燭被認出後。丘爾金，博林認為，此人並不是個蠢貨，在同司法人員的接觸中領悟了一些道理，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策略。他明白，矢口抵賴不僅是徒勞的，而且是危險的。這只能使自已的處境更糟糕。“坦白”嗎？太不夠了，只有積極協助尋找失竊物品——才能將功折罪。此外，丘爾金和馬霍夫一樣，對同夥的仇恨心理使他下了決心，因為正是這些同夥從他嘴裡搶走了肥肉。他不知道康斯坦丁·普里列達耶夫的住址，可是，他知道薩拉托夫的銷贓販子的一些內情。這些銷贓販子可能會幫助普里列達耶夫脫手贓物。丘爾金點出了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有三個人沒有找到，他們不在薩拉托夫，博林和薩拉托夫刑偵局局長對其餘的人儘可能地布置了監視，還控制住銷贓販子常去的一些地方；加碼頭附近的舊貨市場、餐廳、市場和小飯館。
第二天的傍晚，在亞歷山德洛夫斯基大街的“友誼”餐廳里，薩拉托夫刑偵局的同志們抓住了帕維爾·沃爾德列夫和瓦連京娜·薩佐諾娃。據丘爾金講，這兩個人很早以前就認識普里列達耶夫。沃爾德列夫因兩次收買贓物而被判刑。轟動一時的拉季謝夫博物館盜竊案發生後，薩拉托夫刑偵局的同志們曾在他家的閣樓上找到了幾幅著名的俄國畫家的油畫。在舊刑偵局調查科的卡片裡存有關於他的詳細資料。在同一卡片上沃爾德列夫的姘婦薩佐諾娃的名字也被列入。
在“友誼”餐廳里，這兩個人向來薩拉托夫市辦事的薩瑪拉股份有限公司的商人戈爾洛夫兜售金錠。戈爾洛夫還沒來得及買下金錠，就被……
在對薩位諾娃搜身時，找到了六塊金錠，而在她的情夫的住房裡，又找到了八塊。沒有審問多久，他們倆人就供認了；是“水手”給他們金錠讓拿去賣掉，“水手”就是康斯坦丁·普里列達耶夫。他答應拿出款額的四分之一給中間人，作為酬勞。“水手”沒有講金錠從哪兒弄來的，他們也沒有問。“水手”現住在誰的家裡，他們也不知道。
當我得知通訊員是乘政委的汽車來到旅館時，我請他稍等我一下。我吸了口煙，趕緊穿好衣服。阿爾秋欣看著我，也伸手去拿自己的上衣。
“現在的差事比沙皇那會兒還難干，”當我們三人下樓走到前廳時，菲立蒙一邊打著哈欠，一邊抱怨著，“不管白天，也不管黑夜，都得不到安靜。”
“將來讓你睡個夠，菲立蒙·帕爾芬季耶維奇。”
“我算什麼？我的意思是，到了夜晚就得睡覺。”
當然，阿爾秋欣說的很對。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乘政委的汽車先到了鐵路局，然後去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最後來到了刑偵局。帕維爾·蘇霍夫已經在等我們了。
……從梁贊開來的郵車，在整個一九一八年仿佛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按時刻表準時到站。這種情況不僅使我，而且也使那位用電話通知我火車已進站的車站值班員感到驚異。
在我同他談完話，掛上聽筒半個小時後，兩輛小汽車開進刑偵局的院裡：在警車上坐著赤衛隊員，在市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那輛車上坐著博林和沃爾任寧（後來才知道赫沃西科夫暫時留在薩拉托夫）。撐著雪橇的糾察隊的戰士們緊跟在汽車的後面，飛也似地駛進了院子。
“停車，停車，老弟！”沃爾住寧對司機喊道，他站了起來，在一群刑偵局的戰友面前特別惹人注目。
汽車轉了半個圈，車輪在冰面上直打滑，側著靠近了台階。
沃爾任寧沒有開車門，靈巧地從車幫子上跳了出來。
“找回來了，科薩切夫斯基同志！”
“猜到了。”
水手威風凜凜，在敞著懷的羅曼諾夫式短皮襖的裡面露出了紋身的花紋，被推到後腦勺上的帽子竟奇蹟般地頂在腦袋上，身上扎了好幾條新皮帶，稍微一動就聽到象沒上油的大車軸發出的軋軋聲；身體兩側別著兩把裝在木盒子裡的毛瑟槍。他的眼睛、牙齒都在閃光……
沃爾住寧從汽車上拿起一個封著鉛印的皮箱子扔給站在台階上的赤衛隊員。
“開始卸車吧，弟兄們！”
“不要著急，沃爾任寧，”博林制止了他。
博林扯了扯皮襖的下擺，從汽車裡出來，象往常一樣，同我問過好後，請示把珍寶搬到什麼地方去。
“暫時先放在杜博維茨基的辦公室里，彼得·彼得洛維奇！杜博維茨基和雷恰洛夫馬上就到。東西很多嗎？”
“這可怎麼說呢？”他笑了，他的小鬍子歡快地跳躍著，“夠我和你活一輩子的。”
博林解開自已的公文包，取出一捆用線縫住的信袋，向我解釋說，“舊制度遺留下的公文手續。”他用修得很漂亮的長指甲敲著信袋說，“沒收物品的詳細清單。物品分別裝在六隻皮口袋裡和三個鉛封過的箱子裡。”
帕維爾·蘇霍夫走了過來。
“祝賀你一路順風，馬到成功，彼得·彼得洛維奇！”
“謝謝你，不過，我要說，你祝賀得早了一些。我們大家還得忙活一陣子。這是實話。
我讓蘇霍夫和沃爾任寧照看卸車，然後帶博林回到辦公室里。
在這裡我才了解到這次薩拉托夫之行的艱難歷程。
在“利必達”和銀蠟燭被認出後。丘爾金，博林認為，此人並不是個蠢貨，在同司法人員的接觸中領悟了一些道理，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策略。他明白，矢口抵賴不僅是徒勞的，而且是危險的。這只能使自已的處境更糟糕。“坦白”嗎？太不夠了，只有積極協助尋找失竊物品——才能將功折罪。此外，丘爾金和馬霍夫一樣，對同夥的仇恨心理使他下了決心，因為正是這些同夥從他嘴裡搶走了肥肉。他不知道康斯坦丁·普里列達耶夫的住址，可是，他知道薩拉托夫的銷贓販子的一些內情。這些銷贓販子可能會幫助普里列達耶夫脫手贓物。丘爾金點出了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有三個人沒有找到，他們不在薩拉托夫，博林和薩拉托夫刑偵局局長對其餘的人儘可能地布置了監視，還控制住銷贓販子常去的一些地方；加碼頭附近的舊貨市場、餐廳、市場和小飯館。
第二天的傍晚，在亞歷山德洛夫斯基大街的“友誼”餐廳里，薩拉托夫刑偵局的同志們抓住了帕維爾·沃爾德列夫和瓦連京娜·薩佐諾娃。據丘爾金講，這兩個人很早以前就認識普里列達耶夫。沃爾德列夫因兩次收買贓物而被判刑。轟動一時的拉季謝夫博物館盜竊案發生後，薩拉托夫刑偵局的同志們曾在他家的閣樓上找到了幾幅著名的俄國畫家的油畫。在舊刑偵局調查科的卡片裡存有關於他的詳細資料。在同一卡片上沃爾德列夫的姘婦薩佐諾娃的名字也被列入。
在“友誼”餐廳里，這兩個人向來薩拉托夫市辦事的薩瑪拉股份有限公司的商人戈爾洛夫兜售金錠。戈爾洛夫還沒來得及買下金錠，就被……
在對薩位諾娃搜身時，找到了六塊金錠，而在她的情夫的住房裡，又找到了八塊。沒有審問多久，他們倆人就供認了；是“水手”給他們金錠讓拿去賣掉，“水手”就是康斯坦丁·普里列達耶夫。他答應拿出款額的四分之一給中間人，作為酬勞。“水手”沒有講金錠從哪兒弄來的，他們也沒有問。“水手”現住在誰的家裡，他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