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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一直都保持著沉默。有時盯著他那交叉在一起的手指看，有時閉上眼睛，好像是在祈禱。只有聽到哪個人的死訊時，他才會從冥想中回過神來。每每講到有人被害，包括班傑明·斯特恩、皮特·馬龍、阿萊西奧·羅西以及羅馬那四名憲兵隊隊員，還有“十字維拉”在法國的那次行動的時候，教皇都會畫個十字，然後念幾句禱文。他從來都沒正視過加百列，也沒有看一眼多納蒂神父。只有沙姆龍能夠吸引他注意。仿佛教皇和這位老人之間有著某種舊相識般的默契。也許是因為他們年齡相仿，也許教皇能從沙姆龍那張滿是皺紋的臉上看到某種讓他放心的東西。加百列注意到，每隔幾分鐘，他們就隔著咖啡桌盯著彼此看，仿佛中間有一道無法逾越的時間和歷史鴻溝。
加百列把瑞嘉娜修女的信交給多納蒂神父，神父大聲地念了出來。教皇臉上滿是痛苦的表情，眼睛緊閉著。在加百列看來，這就像是一道記憶中的傷痛，一道被重新揭開的舊疤。在讀信的過程中，教皇只睜開了一次眼睛，那就是瑞嘉娜在信中提到小男孩兒在她腿上睡覺的時候。他隔著中間的障礙物看了沙姆龍一會兒，然後再次閉上眼睛，繼續回味著他自己的苦痛。
多納蒂神父讀完後，把信還給了加百列。加百列告訴教皇，他曾經重返慕尼黑班傑明·斯特恩居住的那間公寓，還提到班傑明·斯特恩拜託老管理員拉辛格夫人交給他一些文件。
加百列說：“文件是用德語寫的。要我翻譯過來給您聽嗎，閣下?”
多納蒂神父替教皇回答說：“教皇和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請按照原件讀出來就可以了。”
馬丁·路德寫給阿道夫·艾希曼的備忘錄似乎勾起了教皇身體上的不適。在讀到一半的時候，他伸出手來扶住多納蒂神父支撐自己。當加百列讀完以後，教皇把頭低下，雙手握住胸前的十字架。等教皇再次睜開眼睛，他直視著沙姆龍，沙姆龍手裡正拿著瑞嘉娜修女寫的那封描述女修道院會議場景的信。
沙姆龍用德語問道：“一份讓人印象深刻的文件，是嗎，閣下?”
“我想我還是用另一個詞彙描述它吧，”教皇也用德語回答沙姆龍，“我第一個想到的詞彙就是‘恥辱’。”
“這封信上寫的，真是1943年那次女修道院會議的真實描述嗎?”多納蒂神父開口反駁道。
加百列看了一眼沙姆龍，然後又看了一眼教皇。教皇把手慢慢地放在他那位秘書的胳膊上，示意他不要再說了。
保羅七世教皇說道：“信上所說都是千真萬確的，除了一個細節之外——我當時躺在瑞嘉娜修女的腿上並沒有睡著，而是不想再繼續往下背《玫瑰經》了。”
他給大家講了一個小男孩的故事——一個來自義大利北部山區貧困鄉村的小男孩。九歲時，男孩兒成了孤兒，沒有親戚朋友可以投靠。小男孩兒來到了河邊的一家女修道院，在那裡的廚房工作，他還和那兒的一位名叫瑞嘉娜·卡爾卡西的修女成了好朋友。那位修女待他像母親，像老師。她教他讀書寫字，教他欣賞藝術和音樂作品，教他敬愛上帝，還教他學德語。她叫他西西奧托——小胖孩兒。戰後，在瑞嘉娜放棄做修女，離開修道院以後，他也離開了。和瑞嘉娜·卡爾卡西一樣，他對教會的信仰被戰時發生的事情所動搖了。他來到米蘭，一無所有，在大街上流浪，以偷錢包和搶劫店鋪為生。他遭警察逮捕過很多次，被揍得鼻青臉腫。一天晚上，他被一群流氓打得奄奄一息，然後被拖到當地一家教堂的樓梯階上等死。第二天早上，一個教士發現了他，並把他送進了醫院。那個教士每天都去醫院看他，還幫他付藥費。教士發現，這個髒兮兮的街頭小混混居然在修道院待過，會讀書寫字，對經文和教會也了解不少。為了幫他脫離貧困的生活，免去牢獄之災，教士勸說男孩進神學院學習神學。小男孩同意了，從此，他的生活被永遠地改變了。
加百列、沙姆龍和伊萊·拉馮面無表情，專注地聽教皇回憶，多納蒂神父低頭看著自己的筆記本，卻沒有動筆。等教皇講完了，屋子裡一片沉寂，最後還是沙姆龍先開口了：“閣下，請您必須清楚一點，我們的目的不是想抖出加爾達湖邊女修道院的事以及您的過去。我們只想查出是誰殺害了班傑明·斯特恩，以及殺害他的原因。”
“沙姆龍先生，你說的這些事，我並沒有生氣。雖然這些文件都是些痛苦的回憶，不過它們必須被公之於眾，這樣也好接受歷史學家以及廣大猶太人還有天主教的檢查核實，然後找到它們應屬的位置。”
沙姆龍把文件放在教皇面前：“我們不想公布出來。我們把這些東西交給您，由您來決定怎麼處理它們。”
教皇低頭看著這些紙，眼神迷離，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們的庇護十二世教皇並不像敵人口中說的那樣道德敗壞。不幸的是，他也沒有像包括教會在內的支持者們口中說的那麼完美。他選擇沉默也是有原因的——他害怕和德國天主教決裂，害怕德國報復梵蒂岡，他一直都想充當一個主張和平的外交使者。不過，我們還得面對不爭的事實：同盟國想要他站出來對大屠殺的行為表示抗議，同時，阿道夫·希特勒卻想要他閉口不言。不管出於什麼原因，痛恨共產主義也好，支持德國也好，他的私人生活中都是德國人。於是庇護教皇站在了希特勒的一方，至今，這陰影還一直籠罩著我們。當時，這個世界最需要的是一名教士——一位穿著教士長袍、以上帝以及所有正當的名義大聲呵斥那些兇手，並制止他們的惡行的人，而那個時候，那個教士卻想要成為一名政治家。”
加百列把瑞嘉娜修女的信交給多納蒂神父，神父大聲地念了出來。教皇臉上滿是痛苦的表情，眼睛緊閉著。在加百列看來，這就像是一道記憶中的傷痛，一道被重新揭開的舊疤。在讀信的過程中，教皇只睜開了一次眼睛，那就是瑞嘉娜在信中提到小男孩兒在她腿上睡覺的時候。他隔著中間的障礙物看了沙姆龍一會兒，然後再次閉上眼睛，繼續回味著他自己的苦痛。
多納蒂神父讀完後，把信還給了加百列。加百列告訴教皇，他曾經重返慕尼黑班傑明·斯特恩居住的那間公寓，還提到班傑明·斯特恩拜託老管理員拉辛格夫人交給他一些文件。
加百列說：“文件是用德語寫的。要我翻譯過來給您聽嗎，閣下?”
多納蒂神父替教皇回答說：“教皇和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請按照原件讀出來就可以了。”
馬丁·路德寫給阿道夫·艾希曼的備忘錄似乎勾起了教皇身體上的不適。在讀到一半的時候，他伸出手來扶住多納蒂神父支撐自己。當加百列讀完以後，教皇把頭低下，雙手握住胸前的十字架。等教皇再次睜開眼睛，他直視著沙姆龍，沙姆龍手裡正拿著瑞嘉娜修女寫的那封描述女修道院會議場景的信。
沙姆龍用德語問道：“一份讓人印象深刻的文件，是嗎，閣下?”
“我想我還是用另一個詞彙描述它吧，”教皇也用德語回答沙姆龍，“我第一個想到的詞彙就是‘恥辱’。”
“這封信上寫的，真是1943年那次女修道院會議的真實描述嗎?”多納蒂神父開口反駁道。
加百列看了一眼沙姆龍，然後又看了一眼教皇。教皇把手慢慢地放在他那位秘書的胳膊上，示意他不要再說了。
保羅七世教皇說道：“信上所說都是千真萬確的，除了一個細節之外——我當時躺在瑞嘉娜修女的腿上並沒有睡著，而是不想再繼續往下背《玫瑰經》了。”
他給大家講了一個小男孩的故事——一個來自義大利北部山區貧困鄉村的小男孩。九歲時，男孩兒成了孤兒，沒有親戚朋友可以投靠。小男孩兒來到了河邊的一家女修道院，在那裡的廚房工作，他還和那兒的一位名叫瑞嘉娜·卡爾卡西的修女成了好朋友。那位修女待他像母親，像老師。她教他讀書寫字，教他欣賞藝術和音樂作品，教他敬愛上帝，還教他學德語。她叫他西西奧托——小胖孩兒。戰後，在瑞嘉娜放棄做修女，離開修道院以後，他也離開了。和瑞嘉娜·卡爾卡西一樣，他對教會的信仰被戰時發生的事情所動搖了。他來到米蘭，一無所有，在大街上流浪，以偷錢包和搶劫店鋪為生。他遭警察逮捕過很多次，被揍得鼻青臉腫。一天晚上，他被一群流氓打得奄奄一息，然後被拖到當地一家教堂的樓梯階上等死。第二天早上，一個教士發現了他，並把他送進了醫院。那個教士每天都去醫院看他，還幫他付藥費。教士發現，這個髒兮兮的街頭小混混居然在修道院待過，會讀書寫字，對經文和教會也了解不少。為了幫他脫離貧困的生活，免去牢獄之災，教士勸說男孩進神學院學習神學。小男孩同意了，從此，他的生活被永遠地改變了。
加百列、沙姆龍和伊萊·拉馮面無表情，專注地聽教皇回憶，多納蒂神父低頭看著自己的筆記本，卻沒有動筆。等教皇講完了，屋子裡一片沉寂，最後還是沙姆龍先開口了：“閣下，請您必須清楚一點，我們的目的不是想抖出加爾達湖邊女修道院的事以及您的過去。我們只想查出是誰殺害了班傑明·斯特恩，以及殺害他的原因。”
“沙姆龍先生，你說的這些事，我並沒有生氣。雖然這些文件都是些痛苦的回憶，不過它們必須被公之於眾，這樣也好接受歷史學家以及廣大猶太人還有天主教的檢查核實，然後找到它們應屬的位置。”
沙姆龍把文件放在教皇面前：“我們不想公布出來。我們把這些東西交給您，由您來決定怎麼處理它們。”
教皇低頭看著這些紙，眼神迷離，仿佛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們的庇護十二世教皇並不像敵人口中說的那樣道德敗壞。不幸的是，他也沒有像包括教會在內的支持者們口中說的那麼完美。他選擇沉默也是有原因的——他害怕和德國天主教決裂，害怕德國報復梵蒂岡，他一直都想充當一個主張和平的外交使者。不過，我們還得面對不爭的事實：同盟國想要他站出來對大屠殺的行為表示抗議，同時，阿道夫·希特勒卻想要他閉口不言。不管出於什麼原因，痛恨共產主義也好，支持德國也好，他的私人生活中都是德國人。於是庇護教皇站在了希特勒的一方，至今，這陰影還一直籠罩著我們。當時，這個世界最需要的是一名教士——一位穿著教士長袍、以上帝以及所有正當的名義大聲呵斥那些兇手，並制止他們的惡行的人，而那個時候，那個教士卻想要成為一名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