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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雙手抹著臉。我無法形容內心的難過，為他和他的女兒簡妮。我不敢告訴他這個故事有個悲慘的結局。
“醫生認為她是被馬踢傷的，”他費勁地繼續說，“可我很懷疑。我以為盧瑟會殺了那孩子。你也知道，他的榮譽勳章可不是因膽怯得來的。等到簡妮終於出院的時候，盧瑟就把她帶回家了，但她始終沒有好過來。”
“高特先生，”我說，“你知道你女兒現在在哪裡嗎?”
“四五年前盧瑟去世以後她就搬出去自己住了，只在生日、聖誕節或想到的時候會和我們聯繫。”
“今年聖誕節你有她的消息嗎?”我問。
“不是聖誕節當天，大約是之前一兩天。”他努力回想，臉上浮現出怪異的表情。
“當時她在哪裡?”
“她在紐約打的電話。”
“你知道她都在那裡做些什麼嗎，高特先生?”
“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做什麼。坦白告訴你，大概是到處晃蕩，需要錢的時候才打電話回來。”他凝視著站在樹樁上的一隻白鷺。
“她從紐約打回來的那次，”我追問，“向你要錢了嗎?”
“你介意我抽菸嗎?”
“請便。”
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包美麗特牌香菸，在風中費勁地想點燃一根。他轉來轉去，最後我伸手兜住他的手並穩住火柴——他在顫抖。
“錢的事很重要，”我說，“她向你要了多少錢?你給了嗎?”
他略為猶豫。“你知道，這些都是蕾切爾在處理。”
“你妻子把錢匯給她了嗎?還是寄了支票?”
“我想你不太了解我女兒。她從來不讓人家寄支票給她，蕾切爾都是用固定帳號匯錢給她。你知道，簡妮經常得看醫生以免病情發作，因為她的腦部受過傷。”
“錢匯到了哪裡?”我問。
“通過西聯國際匯款公司匯過去的，蕾切爾可以告訴你是哪一家分公司。”
“你兒子呢?你還與他聯繫嗎?”
他臉色大變。“沒有。”
“他沒有想要回來?”
“沒有。”
“這裡呢?他知道你在這裡嗎?”
“和鄧波爾接觸的唯一理由是想拿把雙管霰彈槍射他，”他下巴肌肉緊繃，“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兒子。”
“你知道他在使用你的AT&T信用卡嗎?”
高特直直地站著，將菸灰彈向風中。“不可能。”
“是你太太付的帳單嗎?”
“是啊，那些事都是她在處理。”
“原來如此。”我說。
他把菸蒂往泥地里一扔，一隻螃蟹追著菸蒂跑去。
他說：“簡妮死了，對吧?你是法醫，你正是為這件事而來。”
“是的，高特先生，我很遺憾。”
“你告訴我你是誰的時候我就有預感了。鄧波爾涉嫌在中央公園殺害的那個女子就是我女兒。”
“所以我才來找你，”我說，“我需要你幫忙才能證明她是你女兒。”
他正面凝視著我，我感受到了那種解脫了的疲憊。他挺直身子，我感到了他的傲氣。“女士，我不希望她葬在某個不知名的貧民墓地，我要她回家來陪著我和蕾切爾，她總算能夠和我們住在一起了，因為他再也無法傷害她了。”
我們沿著碼頭走去。
“我保證一定辦得到，”我說，風撫平野草，吹亂了我們的頭髮，“只要你把你的血液樣本給我。”
18
在我們進屋之前，高特先生提醒我他的妻子不太善於交際。他極力委婉地解釋說，蕾切爾·高特始終無法正視子女命運坎坷的事實。
“倒不是說她會發脾氣，”我們登上門廊階梯時他柔聲解釋，“她只是無法接受，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麼你最好在外面看照片。”我說。
“簡妮的?”他又是一臉倦容。
“她的，還有一些鞋印的。”
“鞋印?”他粗糙的手指滑過頭髮。
“你記得她有一雙軍用叢林靴嗎?”我接著問。
“不記得。”他緩緩搖頭，“不過盧瑟有很多這類物品。”
“你知道盧瑟穿幾號鞋嗎?”
“他的腳比我的小一點，我想他大概穿七號半或八號的鞋。”
“他有沒有送過靴子給鄧波爾?”
“呃，”他脫口而出，“盧瑟會送靴子給鄧波爾只有一種情形，就是穿著靴子踢他的屁股。”
“那雙靴子可能是簡妮的。”
“哦，當然，她和盧瑟的鞋子尺寸也許差不多。她個子很高，幾乎和鄧波爾一樣高，我一直懷疑這是造成他乖戾行為的部分原因。”
高特先生可能會站在狂風中談上整天，他不希望我打開公文包，因為他知道裡面是什麼。
“我們不是非這麼做不可。你不需要看任何東西，”我說，“我們也可以採用DNA檢驗方式。”
“醫生認為她是被馬踢傷的，”他費勁地繼續說，“可我很懷疑。我以為盧瑟會殺了那孩子。你也知道，他的榮譽勳章可不是因膽怯得來的。等到簡妮終於出院的時候，盧瑟就把她帶回家了，但她始終沒有好過來。”
“高特先生，”我說，“你知道你女兒現在在哪裡嗎?”
“四五年前盧瑟去世以後她就搬出去自己住了，只在生日、聖誕節或想到的時候會和我們聯繫。”
“今年聖誕節你有她的消息嗎?”我問。
“不是聖誕節當天，大約是之前一兩天。”他努力回想，臉上浮現出怪異的表情。
“當時她在哪裡?”
“她在紐約打的電話。”
“你知道她都在那裡做些什麼嗎，高特先生?”
“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做什麼。坦白告訴你，大概是到處晃蕩，需要錢的時候才打電話回來。”他凝視著站在樹樁上的一隻白鷺。
“她從紐約打回來的那次，”我追問，“向你要錢了嗎?”
“你介意我抽菸嗎?”
“請便。”
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包美麗特牌香菸，在風中費勁地想點燃一根。他轉來轉去，最後我伸手兜住他的手並穩住火柴——他在顫抖。
“錢的事很重要，”我說，“她向你要了多少錢?你給了嗎?”
他略為猶豫。“你知道，這些都是蕾切爾在處理。”
“你妻子把錢匯給她了嗎?還是寄了支票?”
“我想你不太了解我女兒。她從來不讓人家寄支票給她，蕾切爾都是用固定帳號匯錢給她。你知道，簡妮經常得看醫生以免病情發作，因為她的腦部受過傷。”
“錢匯到了哪裡?”我問。
“通過西聯國際匯款公司匯過去的，蕾切爾可以告訴你是哪一家分公司。”
“你兒子呢?你還與他聯繫嗎?”
他臉色大變。“沒有。”
“他沒有想要回來?”
“沒有。”
“這裡呢?他知道你在這裡嗎?”
“和鄧波爾接觸的唯一理由是想拿把雙管霰彈槍射他，”他下巴肌肉緊繃，“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兒子。”
“你知道他在使用你的AT&T信用卡嗎?”
高特直直地站著，將菸灰彈向風中。“不可能。”
“是你太太付的帳單嗎?”
“是啊，那些事都是她在處理。”
“原來如此。”我說。
他把菸蒂往泥地里一扔，一隻螃蟹追著菸蒂跑去。
他說：“簡妮死了，對吧?你是法醫，你正是為這件事而來。”
“是的，高特先生，我很遺憾。”
“你告訴我你是誰的時候我就有預感了。鄧波爾涉嫌在中央公園殺害的那個女子就是我女兒。”
“所以我才來找你，”我說，“我需要你幫忙才能證明她是你女兒。”
他正面凝視著我，我感受到了那種解脫了的疲憊。他挺直身子，我感到了他的傲氣。“女士，我不希望她葬在某個不知名的貧民墓地，我要她回家來陪著我和蕾切爾，她總算能夠和我們住在一起了，因為他再也無法傷害她了。”
我們沿著碼頭走去。
“我保證一定辦得到，”我說，風撫平野草，吹亂了我們的頭髮，“只要你把你的血液樣本給我。”
18
在我們進屋之前，高特先生提醒我他的妻子不太善於交際。他極力委婉地解釋說，蕾切爾·高特始終無法正視子女命運坎坷的事實。
“倒不是說她會發脾氣，”我們登上門廊階梯時他柔聲解釋，“她只是無法接受，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麼你最好在外面看照片。”我說。
“簡妮的?”他又是一臉倦容。
“她的，還有一些鞋印的。”
“鞋印?”他粗糙的手指滑過頭髮。
“你記得她有一雙軍用叢林靴嗎?”我接著問。
“不記得。”他緩緩搖頭，“不過盧瑟有很多這類物品。”
“你知道盧瑟穿幾號鞋嗎?”
“他的腳比我的小一點，我想他大概穿七號半或八號的鞋。”
“他有沒有送過靴子給鄧波爾?”
“呃，”他脫口而出，“盧瑟會送靴子給鄧波爾只有一種情形，就是穿著靴子踢他的屁股。”
“那雙靴子可能是簡妮的。”
“哦，當然，她和盧瑟的鞋子尺寸也許差不多。她個子很高，幾乎和鄧波爾一樣高，我一直懷疑這是造成他乖戾行為的部分原因。”
高特先生可能會站在狂風中談上整天，他不希望我打開公文包，因為他知道裡面是什麼。
“我們不是非這麼做不可。你不需要看任何東西，”我說，“我們也可以採用DNA檢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