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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舒服似的倚靠在門框上。“上帝，”他咕噥著，“為什麼你們這些人就是不肯放過我們呢?”
我無法想像他的親生兒子給他帶來了什麼樣的折磨，因為這位父親在內心顯然還深愛著兒子。
“高特先生，”我說，“請允許我和你談談。”
他用拇指和食指按住兩邊的眼角，忍住哭泣。曬黑的額頭上皺紋很深，一縷偶然穿透雲層的陽光將他的頭髮映照成淡灰色。
“我來不是因為好奇，”我說，“也不是為了做研究，求求你。”
“他打從出生那天起就沒做過一件好事。”佩頓·高特邊說邊抹眼睛。
“我知道你不好受。那種恐懼不足為外人道，但我明白。”
“沒人會明白。”他說。
“請讓我試試。”
“說了沒好處。”
“說了只有好處，”我說，“我來就是為了能夠盡點力。”
他不確定地看著我。“誰派你來的?”
“沒人，我自己來的。”
“你怎麼找到這裡的?”
“我向別人問了路。”我告訴了他經過。
“你那件外套好像不怎麼暖和。”
“我覺得足夠了。”
“好吧，”他說，“我們去碼頭。”
他的碼頭切入一片無垠的沼澤，巴瑞爾群島在地平線上形成水塔般的罕見景象。我們倚在欄杆上，看著招潮蟹爬過黝黑的泥漿，偶爾有牡蠣吐著水沫。
“南北戰爭期間這裡有兩百五十個奴隸。”他說，仿佛我們是來談心的，“你離開以前應該到伊斯教堂去看看。如今只剩空殼了，生鏽的鐵欄杆圍著小墓園。”
我靜靜聆聽。
“當然，在人們的記憶里那些墳墓經常遭竊。教堂好像是一七四〇年前後建造的。”
我沉默不語。
他嘆了口氣，眺望著海洋。
“我有幾張照片想讓你看看。”我輕聲說。
“你知道，”他的聲音再度感傷起來，“那場洪水好像是在懲罰我似的。我是在奧爾巴尼的種植園裡出生的，”他轉頭看著我，“那座園子熬過了兩百年的戰亂和惡劣氣候。那場暴風雨一來，芬林特河漲了二十多英尺。州警、軍人緊急圍堵，洪水還是淹過了我家屋頂，那些樹就更別提了。再也無法靠胡桃樹過活，有好一陣我和我太太跟大約三百個無家可歸的人擠在救濟中心。”
“洪水不是你兒子造成的，”我溫和地說，“即使是他也沒有能力呼風喚雨。”
“嗯，還好我們搬家了。每天都有人跑來，想瞧瞧他是在什麼樣的家庭里長大的，這對蕾切爾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
“蕾切爾是你太太?”
他點頭。
“你的女兒呢?”
“那又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故事。簡妮十一歲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把她送往西部。”
“她叫簡妮?”我驚訝極了。
“她的本名其實是蕾切爾，小名叫簡妮。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鄧波爾和簡妮是雙胞胎。”
“我不知道。”我說。
“他老是忌妒她。情況實在很複雜，因為她非常崇拜鄧波爾。他們小時候真是一對可愛極了的金髮小雙胞胎，但有一天鄧波爾想把她當蟲子一樣壓扁。他很殘酷。”他停了下來。
一群海鷗尖嘯著飛過。大隊招潮蟹占據了一叢香蒲。
佩頓·高特將頭髮往後一撩，一隻腳踏在較低的欄杆上。“簡妮五歲那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當時她有隻小狗，小雜種狗，”他頓了頓，“後來……”他的聲音哽住了，“那隻小狗不見了。那晚簡妮醒來，發現小狗死在她的床上，可能是被鄧波爾掐死的。”
“你說簡妮後來住在西海岸?”我問。
“蕾切爾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知道他遲早會要了她的命，後來有一回他差點就成功了。你知道，我有個弟弟住在西雅圖，名叫盧瑟。”
“那位少將。”我說。
他依然直視著前方。“我想你們都調查得很清楚了，這都是鄧波爾的功勞。事情接著大概會寫成書或拍成電影。”他輕輕敲擊著欄杆。
“簡妮搬去和你弟弟和弟媳一起住?”
“我們則在奧爾巴尼看管著鄧波爾。相信我，要是我能夠把他送走而留著簡妮，我一定會這麼做。她真是個貼心可愛的孩子，心地又善良。”淚水沿著他的臉頰滾落，“她會彈鋼琴、吹薩克斯，盧瑟把她當親生女兒那樣疼愛。他只有兒子。比起從前，這時的情況算是好多了。蕾切爾和我每年會去西雅圖幾次。告訴你，我已經夠難受的了，可蕾切爾的心幾乎碎了。後來我們犯了一個大錯。”
他停頓半晌，直到能夠再度開口，又連著清了幾下喉嚨。“某年夏天簡妮堅持要回家一趟，我想大概是她快滿二十五歲的時候。她希望和大家一起過生日，於是她、盧瑟和他的妻子莎拉從西雅圖飛到奧爾巴尼。鄧波爾好像無所謂一樣，我還記得……”他輕咳一聲，“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以為大概沒事了，也許他已經克服了心魔。生日聚會上簡妮玩得非常開心，帶了我們那隻老獵犬齙牙去散步。她想拍照，於是我們替她拍了幾張，就在那片胡桃林里。然後我們都回到屋子裡，只有她和鄧波爾留在外面。到了晚餐時間，他回到屋內，我問他：‘你妹妹呢?’他回答說：‘她說她想去騎馬。’我們等了又等，她一直沒有回來。於是盧瑟和我出去找她。我們發現她的馬還拴在馬廄里，而她躺在那裡，全身是血。”
我無法想像他的親生兒子給他帶來了什麼樣的折磨，因為這位父親在內心顯然還深愛著兒子。
“高特先生，”我說，“請允許我和你談談。”
他用拇指和食指按住兩邊的眼角，忍住哭泣。曬黑的額頭上皺紋很深，一縷偶然穿透雲層的陽光將他的頭髮映照成淡灰色。
“我來不是因為好奇，”我說，“也不是為了做研究，求求你。”
“他打從出生那天起就沒做過一件好事。”佩頓·高特邊說邊抹眼睛。
“我知道你不好受。那種恐懼不足為外人道，但我明白。”
“沒人會明白。”他說。
“請讓我試試。”
“說了沒好處。”
“說了只有好處，”我說，“我來就是為了能夠盡點力。”
他不確定地看著我。“誰派你來的?”
“沒人，我自己來的。”
“你怎麼找到這裡的?”
“我向別人問了路。”我告訴了他經過。
“你那件外套好像不怎麼暖和。”
“我覺得足夠了。”
“好吧，”他說，“我們去碼頭。”
他的碼頭切入一片無垠的沼澤，巴瑞爾群島在地平線上形成水塔般的罕見景象。我們倚在欄杆上，看著招潮蟹爬過黝黑的泥漿，偶爾有牡蠣吐著水沫。
“南北戰爭期間這裡有兩百五十個奴隸。”他說，仿佛我們是來談心的，“你離開以前應該到伊斯教堂去看看。如今只剩空殼了，生鏽的鐵欄杆圍著小墓園。”
我靜靜聆聽。
“當然，在人們的記憶里那些墳墓經常遭竊。教堂好像是一七四〇年前後建造的。”
我沉默不語。
他嘆了口氣，眺望著海洋。
“我有幾張照片想讓你看看。”我輕聲說。
“你知道，”他的聲音再度感傷起來，“那場洪水好像是在懲罰我似的。我是在奧爾巴尼的種植園裡出生的，”他轉頭看著我，“那座園子熬過了兩百年的戰亂和惡劣氣候。那場暴風雨一來，芬林特河漲了二十多英尺。州警、軍人緊急圍堵，洪水還是淹過了我家屋頂，那些樹就更別提了。再也無法靠胡桃樹過活，有好一陣我和我太太跟大約三百個無家可歸的人擠在救濟中心。”
“洪水不是你兒子造成的，”我溫和地說，“即使是他也沒有能力呼風喚雨。”
“嗯，還好我們搬家了。每天都有人跑來，想瞧瞧他是在什麼樣的家庭里長大的，這對蕾切爾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
“蕾切爾是你太太?”
他點頭。
“你的女兒呢?”
“那又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故事。簡妮十一歲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把她送往西部。”
“她叫簡妮?”我驚訝極了。
“她的本名其實是蕾切爾，小名叫簡妮。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鄧波爾和簡妮是雙胞胎。”
“我不知道。”我說。
“他老是忌妒她。情況實在很複雜，因為她非常崇拜鄧波爾。他們小時候真是一對可愛極了的金髮小雙胞胎，但有一天鄧波爾想把她當蟲子一樣壓扁。他很殘酷。”他停了下來。
一群海鷗尖嘯著飛過。大隊招潮蟹占據了一叢香蒲。
佩頓·高特將頭髮往後一撩，一隻腳踏在較低的欄杆上。“簡妮五歲那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當時她有隻小狗，小雜種狗，”他頓了頓，“後來……”他的聲音哽住了，“那隻小狗不見了。那晚簡妮醒來，發現小狗死在她的床上，可能是被鄧波爾掐死的。”
“你說簡妮後來住在西海岸?”我問。
“蕾切爾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知道他遲早會要了她的命，後來有一回他差點就成功了。你知道，我有個弟弟住在西雅圖，名叫盧瑟。”
“那位少將。”我說。
他依然直視著前方。“我想你們都調查得很清楚了，這都是鄧波爾的功勞。事情接著大概會寫成書或拍成電影。”他輕輕敲擊著欄杆。
“簡妮搬去和你弟弟和弟媳一起住?”
“我們則在奧爾巴尼看管著鄧波爾。相信我，要是我能夠把他送走而留著簡妮，我一定會這麼做。她真是個貼心可愛的孩子，心地又善良。”淚水沿著他的臉頰滾落，“她會彈鋼琴、吹薩克斯，盧瑟把她當親生女兒那樣疼愛。他只有兒子。比起從前，這時的情況算是好多了。蕾切爾和我每年會去西雅圖幾次。告訴你，我已經夠難受的了，可蕾切爾的心幾乎碎了。後來我們犯了一個大錯。”
他停頓半晌，直到能夠再度開口，又連著清了幾下喉嚨。“某年夏天簡妮堅持要回家一趟，我想大概是她快滿二十五歲的時候。她希望和大家一起過生日，於是她、盧瑟和他的妻子莎拉從西雅圖飛到奧爾巴尼。鄧波爾好像無所謂一樣，我還記得……”他輕咳一聲，“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以為大概沒事了，也許他已經克服了心魔。生日聚會上簡妮玩得非常開心，帶了我們那隻老獵犬齙牙去散步。她想拍照，於是我們替她拍了幾張，就在那片胡桃林里。然後我們都回到屋子裡，只有她和鄧波爾留在外面。到了晚餐時間，他回到屋內，我問他：‘你妹妹呢?’他回答說：‘她說她想去騎馬。’我們等了又等，她一直沒有回來。於是盧瑟和我出去找她。我們發現她的馬還拴在馬廄里，而她躺在那裡，全身是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