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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諾是一家義大利北部美食餐廳。我的祖先來自義大利北部，於是高特以北義大利人伯奈利的身份現身。我給韋斯利打電話，他不在辦公室。接著我打給露西，她既不在工程研究處，也不在她的房間，最後我只告訴了馬里諾高特又回到紐約了。
“他又在玩遊戲了，”馬里諾憎惡地說，“他明知道你會追蹤他的支出狀況，醫生。他就是要讓你清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這我知道。”
“我們不需要通過美國運通公司來逮他，你應該立刻撤銷你的信用卡。”
但我不會這麼做。我的卡就像露西早已掌握的那個地板下的數據機，兩者都是通向高特的隱形線路。他想玩遊戲，但有一天他或許會栽跟頭，他或許會由於過度冒險加上吸食古柯鹼產生的興奮而犯下錯誤。
“醫生，”馬里諾繼續說，“你對這案子太投入了，你得冷靜一下。”
我在想，高特或許希望我能夠逮到他。他每一次使用我的信用卡，其實都是在向我傳遞信息，讓我更了解他。我知道他喜歡什麼食物，知道他不喝紅酒，知道他抽什麼香菸、穿什麼衣服。我想起了他的靴子。
“你在聽嗎?”馬里諾問。
我們一直認為那雙靴子是高特穿的。
“那雙靴子是他妹妹的!”我大叫。
“你在胡說什麼?”馬里諾不耐煩地說。
“一定是她好幾年前從她叔叔那裡得來的，後來又變成高特的了。”
“什麼時候?總不會是在櫻桃丘的雪地里吧。”
“我不知道。也許是在她死前不久，也可能是在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時候。他們的鞋子尺寸差不多，有可能換鞋子穿。有很多種可能。但我認為她不會心甘情願地送人，理由很簡單，叢林靴非常適合在雪地里穿。在街頭流浪時，這雙靴子當然強過我們在班尼所在窩地看見的那些鞋子。”
馬里諾沉默了好一陣才說：“他為什麼要拿走她的靴子?”
“理由很簡單，”我說，“因為他想要。”
下午，我帶著一個鼓鼓的公文包和過夜用的旅行袋開車來到里奇蒙機場。我沒有打電話給旅行社，因為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的去處。我在美國航空公司的櫃檯買了一張前往南卡羅萊納希爾頓海岬的機票。
“聽說那是個好地方，”女職員親切地說，“很多人到那裡打高爾夫和網球。”她檢査著我的小旅行袋。
“請你給它掛個標籤，”我降低音量說，“裡面有一把手槍。”
她點點頭，遞給我一塊閃亮的橙色辨識牌，以顯示我攜帶了未上彈藥的槍枝。
“你可以把槍留在裡面，”女職員對我說，“你的袋子上鎖了嗎?”
我將拉鏈鎖上，然後看著她將我的旅行袋放上輸送帶。她把機票交給我，我上樓往登機口走去。這裡擠滿了人，或是正要回家，或是度假結束準備回去工作，個個都顯得不太開心。
飛往夏洛特的航程似乎不止一小時。我的傳呼機響了兩次，但我無法使用行動電話。我讀著《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心思卻滑入了崎嶇的窄徑。我思索著該對鄧波爾·高特和那位我們稱為珍妮的受害女子的父母說些什麼。
我甚至無法確定高特家的人會不會見我，因為我事先並沒有打電話。他們的電話號碼和地址都沒有登記在名錄里，但我覺得想找到他們在波佛附近的家並不難。萊夫橡樹園是南卡羅萊納最古老的地區之一，當地居民應該會認識這對從奧爾巴尼遷移過來、家園剛被洪水淹沒的夫妻。
我在夏洛特機場有充分的時間回電話。兩個電話都是羅絲打的，要和我確認我的空當，因為有幾張傳票剛送來。
“還有，露西一直聯繫不上你。”她說。
“她有我的傳呼機號碼。”我困惑地說。
“我問她是否有，”我的秘書說，“她說她晚一點會再和你聯繫。”
“她有沒有說是從哪裡打來的?”
“沒有，我猜她在匡提科。”
我沒有時間多問，因為到D登機口的距離很長，而前往希爾頓海岬的班機十五分鐘後就要起飛。我一路奔跑，還吃了一塊清淡的無鹽脆餅乾。我抓起幾包芥末和一些食品帶上飛機，這有可能是我今天的唯一一頓餐食。坐在我身邊的商人瞪著我的餅乾，好像我是個不懂機上禮儀的魯莽家庭主婦。
飛機起飛後，我撕開芥末包，向空服員要了加冰塊的威士忌。
“請問你可不可以和我換二十美元的零錢?”我問身邊的男子，因為我聽到空服員在抱怨沒有足夠的零錢找給我。
我打開《紐約時報》時，他拿出皮夾，給了我一張十美元和兩張五美元鈔票。我替他付了酒錢。“聊表謝意。”我說。
“你真好，”他說話帶著黏膩的南方口音，“我猜你一定來自紐約。”
“是的。”我撒謊了。
“你是到希爾頓海岬參加卡羅萊納便利超市大會嗎?在凱悅酒店?”
“不，我去參加殯儀館大會，”我又撒謊了，“在假日酒店。”
“他又在玩遊戲了，”馬里諾憎惡地說，“他明知道你會追蹤他的支出狀況，醫生。他就是要讓你清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這我知道。”
“我們不需要通過美國運通公司來逮他，你應該立刻撤銷你的信用卡。”
但我不會這麼做。我的卡就像露西早已掌握的那個地板下的數據機，兩者都是通向高特的隱形線路。他想玩遊戲，但有一天他或許會栽跟頭，他或許會由於過度冒險加上吸食古柯鹼產生的興奮而犯下錯誤。
“醫生，”馬里諾繼續說，“你對這案子太投入了，你得冷靜一下。”
我在想，高特或許希望我能夠逮到他。他每一次使用我的信用卡，其實都是在向我傳遞信息，讓我更了解他。我知道他喜歡什麼食物，知道他不喝紅酒，知道他抽什麼香菸、穿什麼衣服。我想起了他的靴子。
“你在聽嗎?”馬里諾問。
我們一直認為那雙靴子是高特穿的。
“那雙靴子是他妹妹的!”我大叫。
“你在胡說什麼?”馬里諾不耐煩地說。
“一定是她好幾年前從她叔叔那裡得來的，後來又變成高特的了。”
“什麼時候?總不會是在櫻桃丘的雪地里吧。”
“我不知道。也許是在她死前不久，也可能是在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時候。他們的鞋子尺寸差不多，有可能換鞋子穿。有很多種可能。但我認為她不會心甘情願地送人，理由很簡單，叢林靴非常適合在雪地里穿。在街頭流浪時，這雙靴子當然強過我們在班尼所在窩地看見的那些鞋子。”
馬里諾沉默了好一陣才說：“他為什麼要拿走她的靴子?”
“理由很簡單，”我說，“因為他想要。”
下午，我帶著一個鼓鼓的公文包和過夜用的旅行袋開車來到里奇蒙機場。我沒有打電話給旅行社，因為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的去處。我在美國航空公司的櫃檯買了一張前往南卡羅萊納希爾頓海岬的機票。
“聽說那是個好地方，”女職員親切地說，“很多人到那裡打高爾夫和網球。”她檢査著我的小旅行袋。
“請你給它掛個標籤，”我降低音量說，“裡面有一把手槍。”
她點點頭，遞給我一塊閃亮的橙色辨識牌，以顯示我攜帶了未上彈藥的槍枝。
“你可以把槍留在裡面，”女職員對我說，“你的袋子上鎖了嗎?”
我將拉鏈鎖上，然後看著她將我的旅行袋放上輸送帶。她把機票交給我，我上樓往登機口走去。這裡擠滿了人，或是正要回家，或是度假結束準備回去工作，個個都顯得不太開心。
飛往夏洛特的航程似乎不止一小時。我的傳呼機響了兩次，但我無法使用行動電話。我讀著《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心思卻滑入了崎嶇的窄徑。我思索著該對鄧波爾·高特和那位我們稱為珍妮的受害女子的父母說些什麼。
我甚至無法確定高特家的人會不會見我，因為我事先並沒有打電話。他們的電話號碼和地址都沒有登記在名錄里，但我覺得想找到他們在波佛附近的家並不難。萊夫橡樹園是南卡羅萊納最古老的地區之一，當地居民應該會認識這對從奧爾巴尼遷移過來、家園剛被洪水淹沒的夫妻。
我在夏洛特機場有充分的時間回電話。兩個電話都是羅絲打的，要和我確認我的空當，因為有幾張傳票剛送來。
“還有，露西一直聯繫不上你。”她說。
“她有我的傳呼機號碼。”我困惑地說。
“我問她是否有，”我的秘書說，“她說她晚一點會再和你聯繫。”
“她有沒有說是從哪裡打來的?”
“沒有，我猜她在匡提科。”
我沒有時間多問，因為到D登機口的距離很長，而前往希爾頓海岬的班機十五分鐘後就要起飛。我一路奔跑，還吃了一塊清淡的無鹽脆餅乾。我抓起幾包芥末和一些食品帶上飛機，這有可能是我今天的唯一一頓餐食。坐在我身邊的商人瞪著我的餅乾，好像我是個不懂機上禮儀的魯莽家庭主婦。
飛機起飛後，我撕開芥末包，向空服員要了加冰塊的威士忌。
“請問你可不可以和我換二十美元的零錢?”我問身邊的男子，因為我聽到空服員在抱怨沒有足夠的零錢找給我。
我打開《紐約時報》時，他拿出皮夾，給了我一張十美元和兩張五美元鈔票。我替他付了酒錢。“聊表謝意。”我說。
“你真好，”他說話帶著黏膩的南方口音，“我猜你一定來自紐約。”
“是的。”我撒謊了。
“你是到希爾頓海岬參加卡羅萊納便利超市大會嗎?在凱悅酒店?”
“不，我去參加殯儀館大會，”我又撒謊了，“在假日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