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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過了X光掃描機的檢查，然後一位女職員走出來對我進行搜身，那個很喜歡下雪天的職員則檢査我的提包。馬里諾和我下樓來到一個鋪著橙色地毯、布置著很多排橙色椅子、落座者寥寥的房間。我們在後排坐下，聽著人們打盹、翻紙張、咳嗽、擤鼻涕。一個身穿皮外套、襯衫下擺垂在外面的人翻著雜誌，另一個穿羊毛外套的人則讀著一本小說。隔壁傳來吸塵器的怒吼，聲音闖入橙色房間卻又戛然而止。
包括馬里諾在內，這單調死寂的房間裡共有三名穿著制服的警察圍繞著我。陪審官員姍姍來遲，八點五十分，她走到講壇上開始作說明。
“有兩個地方作了變更，”她直視著我說，“你們即將看到的錄像帶里的治安官不再是治安官了。”
馬里諾在我耳邊低語：“因為他已經不在了。”
“還有，”陪審官員接著說，“錄像帶會告訴你們擔任陪審員的酬金是三十美元，但其實仍然是二十美元。”
“瘋了，”馬里諾又湊近我耳畔，“你需要貸款嗎?”
我們看了錄像帶，了解了我的公民義務和權利有多麼重大。我看著帶子裡的治安官謝謝我能夠執行這項極其重要的任務。他告訴我說我接獲傳喚來決定另一個人的命運，然後指著他用來選擇我的那台電腦。
“以下的名字是從陪審投票箱裡抽出來的，”他微笑著敘述，“我們的司法系統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審慎處理證據，司法公正有賴大家共同維護。”
他給了我們一個電話號碼，並且提醒所有人一杯咖啡二十五美分，不找零。
錄像帶播完了，陪審官員向我走來。她是個漂亮的黑人女子。“你是警方人員嗎?”她輕聲說。
“不是。”我向她解釋我是誰，她則不時地望著馬里諾和其他警察。
“我們得讓你離開，”她悄聲說，“你不該在這裡的。你應該早點打電話告訴我們。我不明白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其他陪審員全盯著我們。我們走進來之後他們就一直盯著我們，原因再明白不過。他們完全被司法部門忽略了，而我卻被警察團團圍住。現在陪審官員又跑過來，他們大概以為我是被告。他們不知道被告不會和陪審員待在同一個房間裡看雜誌。
到了午餐時間我離開了，心想不知這輩子是否還有機會擔任陪審員。馬里諾讓我在辦公大樓前下車，我回到了辦公室，再次打電話到紐約找霍洛維茨醫生。
“她昨天下葬了。”他指的是珍妮。
我感到一股極大的哀傷。“我以為你通常會等久一點。”我說。
“十天。通常都是這樣，凱，你也知道我們有儲藏空間不足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化驗她的DNA啊。”我說。
“為何不用牙齒記錄?”
我向他解釋了緣由。
“真是可恥。”霍洛維茨醫生略為猶豫，才又接著說，“很抱歉，我必須告訴你，我們這裡出了嚴重的問題。”他又頓了頓，“老實說，我希望我們沒有把她埋葬，可是已經埋葬了。”
“怎麼回事?”
“沒有人知道。我們用濾紙儲存了一份血液樣本，準備做DNA化驗用的，平時我們都是這麼做的，當然，我們也用一個儲存罐裝著主要器官的切片。但是那份血液樣本似乎不見了，儲存罐也不小心丟棄了。”
“不可能有這種事。”我說。
霍洛維茨醫生沉默不語。
“那麼用石蠟塊保存的組織樣本呢?”我接著問，因為萬一其他方法失敗，固定的組織細胞也可以用來化驗DNA。
“當死亡原因明確的時候，我們不採用組織樣本做顯微鏡檢驗。”他說。
我啞口無言。若不是霍洛維茨醫生的統馭能力有問題，就是這些疏失並非真的疏失。我一向以為他是個極度謹慎的人，也許我錯了。我知道紐約的情況，那些政客連停屍間都不肯放過。
“我們必須開棺，”我對他說，“沒有別的辦法。你們替她塗香油了嗎?”
“我們很少往預備送到哈特島的屍體上塗香油。”他指的島在東河中，波特墓園就在島上，“我們得先找到她的辨識號碼，然後把她挖出來，用渡輪運回這裡，這我們倒是辦得到。我們也只能做到這裡，真的。可能需要幾天時間。”
“霍洛維茨醫生，”我小心地說，“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回答時語氣平靜，但有些頹喪。“我實在摸不著頭緒。”
我呆呆地坐了一會兒，思索著應該怎麼做。我越想越覺得困惑，軍方為什麼會在意珍妮的身份是否得到確認呢?如果她是高特少將的侄女而軍方又知道她已經死亡，應該會希望她被驗明正身、隆重下葬才對。
“斯卡佩塔醫生，”羅絲站在辦公室門口，“布倫特從美國運通打來電話。”
她將電話轉給我。
“我發現了一筆新的支出。”布倫特說。
“請說。”我的神經為之緊繃。
“昨天，在紐約一個名叫芬諾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是在東三十六街。數額是一百零四美元十三美分。”
包括馬里諾在內，這單調死寂的房間裡共有三名穿著制服的警察圍繞著我。陪審官員姍姍來遲，八點五十分，她走到講壇上開始作說明。
“有兩個地方作了變更，”她直視著我說，“你們即將看到的錄像帶里的治安官不再是治安官了。”
馬里諾在我耳邊低語：“因為他已經不在了。”
“還有，”陪審官員接著說，“錄像帶會告訴你們擔任陪審員的酬金是三十美元，但其實仍然是二十美元。”
“瘋了，”馬里諾又湊近我耳畔，“你需要貸款嗎?”
我們看了錄像帶，了解了我的公民義務和權利有多麼重大。我看著帶子裡的治安官謝謝我能夠執行這項極其重要的任務。他告訴我說我接獲傳喚來決定另一個人的命運，然後指著他用來選擇我的那台電腦。
“以下的名字是從陪審投票箱裡抽出來的，”他微笑著敘述，“我們的司法系統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審慎處理證據，司法公正有賴大家共同維護。”
他給了我們一個電話號碼，並且提醒所有人一杯咖啡二十五美分，不找零。
錄像帶播完了，陪審官員向我走來。她是個漂亮的黑人女子。“你是警方人員嗎?”她輕聲說。
“不是。”我向她解釋我是誰，她則不時地望著馬里諾和其他警察。
“我們得讓你離開，”她悄聲說，“你不該在這裡的。你應該早點打電話告訴我們。我不明白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其他陪審員全盯著我們。我們走進來之後他們就一直盯著我們，原因再明白不過。他們完全被司法部門忽略了，而我卻被警察團團圍住。現在陪審官員又跑過來，他們大概以為我是被告。他們不知道被告不會和陪審員待在同一個房間裡看雜誌。
到了午餐時間我離開了，心想不知這輩子是否還有機會擔任陪審員。馬里諾讓我在辦公大樓前下車，我回到了辦公室，再次打電話到紐約找霍洛維茨醫生。
“她昨天下葬了。”他指的是珍妮。
我感到一股極大的哀傷。“我以為你通常會等久一點。”我說。
“十天。通常都是這樣，凱，你也知道我們有儲藏空間不足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化驗她的DNA啊。”我說。
“為何不用牙齒記錄?”
我向他解釋了緣由。
“真是可恥。”霍洛維茨醫生略為猶豫，才又接著說，“很抱歉，我必須告訴你，我們這裡出了嚴重的問題。”他又頓了頓，“老實說，我希望我們沒有把她埋葬，可是已經埋葬了。”
“怎麼回事?”
“沒有人知道。我們用濾紙儲存了一份血液樣本，準備做DNA化驗用的，平時我們都是這麼做的，當然，我們也用一個儲存罐裝著主要器官的切片。但是那份血液樣本似乎不見了，儲存罐也不小心丟棄了。”
“不可能有這種事。”我說。
霍洛維茨醫生沉默不語。
“那麼用石蠟塊保存的組織樣本呢?”我接著問，因為萬一其他方法失敗，固定的組織細胞也可以用來化驗DNA。
“當死亡原因明確的時候，我們不採用組織樣本做顯微鏡檢驗。”他說。
我啞口無言。若不是霍洛維茨醫生的統馭能力有問題，就是這些疏失並非真的疏失。我一向以為他是個極度謹慎的人，也許我錯了。我知道紐約的情況，那些政客連停屍間都不肯放過。
“我們必須開棺，”我對他說，“沒有別的辦法。你們替她塗香油了嗎?”
“我們很少往預備送到哈特島的屍體上塗香油。”他指的島在東河中，波特墓園就在島上，“我們得先找到她的辨識號碼，然後把她挖出來，用渡輪運回這裡，這我們倒是辦得到。我們也只能做到這裡，真的。可能需要幾天時間。”
“霍洛維茨醫生，”我小心地說，“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回答時語氣平靜，但有些頹喪。“我實在摸不著頭緒。”
我呆呆地坐了一會兒，思索著應該怎麼做。我越想越覺得困惑，軍方為什麼會在意珍妮的身份是否得到確認呢?如果她是高特少將的侄女而軍方又知道她已經死亡，應該會希望她被驗明正身、隆重下葬才對。
“斯卡佩塔醫生，”羅絲站在辦公室門口，“布倫特從美國運通打來電話。”
她將電話轉給我。
“我發現了一筆新的支出。”布倫特說。
“請說。”我的神經為之緊繃。
“昨天，在紐約一個名叫芬諾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是在東三十六街。數額是一百零四美元十三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