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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他有些自大，但總之是個了不起的人。”韋斯利說。
“那麼他真的是高特的叔叔?你承認了?”
韋斯利猶豫起來。“盧瑟·高特是鄧波爾·高特的叔叔。”
“多告訴我一點。”
“他出生在奧爾巴尼，一九四二年畢業於西點軍校。兩年後擔任上尉的他隨部隊被調派到法國，由於一場坦克大戰而成名，獲頒榮譽勳章並再度升了軍銜。戰後他奉派到李堡，負責指揮軍需部隊的軍服研究部門。”
“那麼那雙靴子是他的?”我說。
“當然有可能。”
“他身材高大嗎?”
“聽說高特少將年輕的時候，差不多就是他侄子那樣的體形。”
我想起高特少將那張身穿隆重軍裝的照片。他的身材相當瘦長，並不特別高大，臉孔肅穆，眼神堅定，但看起來並不殘酷。
“盧瑟·高特也曾經在韓國服役，”韋斯利繼續說，“有一陣他被調到五角大樓擔任副參謀長，然後又回到李堡擔任副部長。他在MAC-A任職期間退役。”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說。
“越南研究和觀察小組。”
“之後他就退休住在西雅圖?”我說。
“他和妻子搬到了那裡。”
“子女呢?”
“兩個兒子。”
“少將和他哥哥的關係如何?”
“我不清楚。少將已經去世，他哥哥又不願意和我們談。”
“這麼說我們無從知道高特是如何拿到他叔叔的靴子了?”
“凱，關於榮譽勳章得主有一項法規：他們自成一個階級，軍方給予他們特殊待遇，而且嚴密保護他們。”
“所以才必須那麼神秘?”我說。
“軍方絕不會樂意讓全世界知道，獲得榮譽勳章的二星少將竟然是全國少見的殘虐殺手的叔叔。五角大樓尤其不願意讓民眾發現這名殺手——就像你追查出來的那樣——曾經穿著高特少將的靴子，將數名受害人踢踹致死。”
我站了起來。“我受夠了這些男人和他們的榮譽法規，也厭煩了相關的男性道義和秘密約定。我們可不是小孩，在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遊戲，或與鄰居的孩子玩戰爭遊戲。”我覺得很疲倦，“我還以為你的觀念很開明。”
他也站起來了，這時我的尋呼機響起。“你這次真的錯得離譜。”他說。
我看著顯示屏，區號是西雅圖的。我沒徵求韋斯利的同意便用了他的電話。
“嗨!”一個我不熟悉的聲音說。
“你那裡有人呼叫我。”我糊塗了。
“我沒有呼叫誰啊。你從哪裡打的?”
“維吉尼亞。”
我準備掛電話了。
“我正是撥的維吉尼亞的號碼。等一等，你是要問關於精英網的事嗎?”
“哦，你和露西談過了?”
“LUCKTALK?”
“是的。”
“我們剛通過郵件。我回郵件告訴了她關於金箔修復法的事。我在西雅圖當牙醫，也是金箔修復法執業醫師學會的會員。你就是那位法庭病理學者嗎?”
“是的，”我說，“非常謝謝你回信。我正在確認一位年輕女性死者的身份，她做過昂貴的金箔修復法補牙手術。”
“請描述一下狀況。”
我告訴了他珍妮的補牙情形和牙齒的損壞程度。“她有可能是個樂手，”我補充說，“也許吹奏過薩克斯。”
“這裡曾經有個女士，聽起來很像她。”
“她到過西雅圖?”
“是的。我們學會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人，因為她的牙齒太特別了。我們在好幾次會議上曾經拿她的金箔補牙病例作幻燈片介紹。”
“你記得她的名字嗎?”
“抱歉，她不是我的病人。不過我記得聽說過她好像是個職業樂手，後來發生了可怕的意外。她的牙齒就是從那時開始變壞的。”
“我說的這位女士的牙齒琺瑯質嚴重耗損，”我說，“也許是刷牙過度的結果。”
“哦，當然，這邊這位女士也一樣。”
“聽起來那位女士不太像是流浪街頭的人。”我說。
“不可能，有人付了鑲牙的費用。”
“這邊的這位女士是個遊民，死在紐約。”我說。
“上帝，真令人難過。我想無論她是誰，她都不太有能力照顧自己吧。”
“你怎麼稱呼?”我問。
“我是傑伊·貝內特。”
“貝內特先生?你還記得你們的幻燈片簡報里有些什麼內容嗎?”
長長的沉默。“啊，是的，不過印象有點模糊。”他再度遲疑。“哦，記起來了，”他說，“我這裡的這位女士和某個大人物有親戚關係。事實上，她在失蹤之前或許就同這個人住在一起。”
我給了他聯繫方式，然後掛了電話，抬頭看著韋斯利。
“我認為珍妮是高特的妹妹。”我說。
“那麼他真的是高特的叔叔?你承認了?”
韋斯利猶豫起來。“盧瑟·高特是鄧波爾·高特的叔叔。”
“多告訴我一點。”
“他出生在奧爾巴尼，一九四二年畢業於西點軍校。兩年後擔任上尉的他隨部隊被調派到法國，由於一場坦克大戰而成名，獲頒榮譽勳章並再度升了軍銜。戰後他奉派到李堡，負責指揮軍需部隊的軍服研究部門。”
“那麼那雙靴子是他的?”我說。
“當然有可能。”
“他身材高大嗎?”
“聽說高特少將年輕的時候，差不多就是他侄子那樣的體形。”
我想起高特少將那張身穿隆重軍裝的照片。他的身材相當瘦長，並不特別高大，臉孔肅穆，眼神堅定，但看起來並不殘酷。
“盧瑟·高特也曾經在韓國服役，”韋斯利繼續說，“有一陣他被調到五角大樓擔任副參謀長，然後又回到李堡擔任副部長。他在MAC-A任職期間退役。”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說。
“越南研究和觀察小組。”
“之後他就退休住在西雅圖?”我說。
“他和妻子搬到了那裡。”
“子女呢?”
“兩個兒子。”
“少將和他哥哥的關係如何?”
“我不清楚。少將已經去世，他哥哥又不願意和我們談。”
“這麼說我們無從知道高特是如何拿到他叔叔的靴子了?”
“凱，關於榮譽勳章得主有一項法規：他們自成一個階級，軍方給予他們特殊待遇，而且嚴密保護他們。”
“所以才必須那麼神秘?”我說。
“軍方絕不會樂意讓全世界知道，獲得榮譽勳章的二星少將竟然是全國少見的殘虐殺手的叔叔。五角大樓尤其不願意讓民眾發現這名殺手——就像你追查出來的那樣——曾經穿著高特少將的靴子，將數名受害人踢踹致死。”
我站了起來。“我受夠了這些男人和他們的榮譽法規，也厭煩了相關的男性道義和秘密約定。我們可不是小孩，在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遊戲，或與鄰居的孩子玩戰爭遊戲。”我覺得很疲倦，“我還以為你的觀念很開明。”
他也站起來了，這時我的尋呼機響起。“你這次真的錯得離譜。”他說。
我看著顯示屏，區號是西雅圖的。我沒徵求韋斯利的同意便用了他的電話。
“嗨!”一個我不熟悉的聲音說。
“你那裡有人呼叫我。”我糊塗了。
“我沒有呼叫誰啊。你從哪裡打的?”
“維吉尼亞。”
我準備掛電話了。
“我正是撥的維吉尼亞的號碼。等一等，你是要問關於精英網的事嗎?”
“哦，你和露西談過了?”
“LUCKTALK?”
“是的。”
“我們剛通過郵件。我回郵件告訴了她關於金箔修復法的事。我在西雅圖當牙醫，也是金箔修復法執業醫師學會的會員。你就是那位法庭病理學者嗎?”
“是的，”我說，“非常謝謝你回信。我正在確認一位年輕女性死者的身份，她做過昂貴的金箔修復法補牙手術。”
“請描述一下狀況。”
我告訴了他珍妮的補牙情形和牙齒的損壞程度。“她有可能是個樂手，”我補充說，“也許吹奏過薩克斯。”
“這裡曾經有個女士，聽起來很像她。”
“她到過西雅圖?”
“是的。我們學會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人，因為她的牙齒太特別了。我們在好幾次會議上曾經拿她的金箔補牙病例作幻燈片介紹。”
“你記得她的名字嗎?”
“抱歉，她不是我的病人。不過我記得聽說過她好像是個職業樂手，後來發生了可怕的意外。她的牙齒就是從那時開始變壞的。”
“我說的這位女士的牙齒琺瑯質嚴重耗損，”我說，“也許是刷牙過度的結果。”
“哦，當然，這邊這位女士也一樣。”
“聽起來那位女士不太像是流浪街頭的人。”我說。
“不可能，有人付了鑲牙的費用。”
“這邊的這位女士是個遊民，死在紐約。”我說。
“上帝，真令人難過。我想無論她是誰，她都不太有能力照顧自己吧。”
“你怎麼稱呼?”我問。
“我是傑伊·貝內特。”
“貝內特先生?你還記得你們的幻燈片簡報里有些什麼內容嗎?”
長長的沉默。“啊，是的，不過印象有點模糊。”他再度遲疑。“哦，記起來了，”他說，“我這裡的這位女士和某個大人物有親戚關係。事實上，她在失蹤之前或許就同這個人住在一起。”
我給了他聯繫方式，然後掛了電話，抬頭看著韋斯利。
“我認為珍妮是高特的妹妹。”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