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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斯汀往左翻了個身，把毯子拉到脖子上面。他的樣子像是已經被吵醒了或者就是根本沒睡著。“警察會告訴我媽媽我是吸毒過量。我離開爸爸的家，她會認為我離開是為了找毒品。這樣對她好些，對你也好些。”
戴維斯嘆了口氣。“這麼說，去年你媽告訴我你吸毒，她認為是我給你毒品的。但是你並沒有真的買毒品，對嗎?”
“噢，我買了的。”賈斯汀說，“我把毒品弄得到處都是，弄到我房間的每個地方，除了我的手臂里。我嘗試過一次，但我沒時間搞這個玩意，如果吸的話要做的事太多。”他又加了一句，“時間太少了。”
戴維斯在床角打開了一隻藍色的露營包，然後開始把東西一件一件往外拿——幾個麵包大小的厚塑料小包，裡面裝滿了透明的液體;一些橡膠試管;一個長方形的金屬器械，樣子就像一個小衣帽架，有一個很重的基底，頂端有鉤子，底部還有三根粗杆，看上去很像蹺蹺板。
“就是它嗎?”賈斯汀說著，把身子往前探，又問了一些可有可無的問題，他知道戴維斯喜歡這樣，很喜歡跟他說話，因為這在過去幾天裡是很困難的，而現在這更加困難。
這台器械是戴維斯自己做的，所以並不精緻。那些塑料包掛在鉤子上，連著那些帶有閥門的橡膠試管，試管又和那些槓桿相連。那些試管匯集到另一個閥門，閥門頭上又有一根靜脈針，這根針將要插進賈斯汀右小臂上的靜脈血管里。在賈斯汀的左手腕上，戴維斯要綁上一條連著一根電線的塑料帶子。賈斯汀自己將開始整個流程，他會用左手按下黃色的槓桿，四號海洛因的溶液就會開始滴下。當他準備好後，他就會按下綠色的槓桿，這時候，在幾分鐘之內，他會進入深深的昏迷狀態。而當他覺得困了的時候，他的手臂就會垂到床邊，而手臂的重力又會激活第三個步驟，紅色的槓桿，他的血液里將被注入致命劑量的氯化鉀，而伊利諾州在薩姆·科恩的上訴期過後要注射到他體內的也是這種化學劑。
整個審判很長，但是並不令人焦慮。對於科恩的這件案子已經基本上有了定論，特別是關於迪爾德麗·索爾森的謀殺案。公訴人精心選擇了有關“威克惡魔”的四件謀殺案，並且基於犯罪現場的相似點和案件發生數年之後科恩無法提供不在場證明而斷定他就是兇手。有數十位婦女證明和科恩有過性接觸，並且指證他有暴力行為。有一些在科恩被捕後進一步說科恩曾經企圖殺害她們，其中就有瑪莎·芬恩。
而辯護律師則竭力質疑DNA證據，並且堅持稱他的當事人當天晚上根本沒有去過北邊和甘迺迪。他當時正一個人待在他的公寓裡面玩遊戲，而“影子世界”里的記錄就顯示了他當時已經登錄了。然而，在檢控官看來這一切都是有預謀的，是故意造出來的不在場證明。
他說，DNA不會撒謊。
接著，安布羅斯警官在法庭上宣誓，辯方律師開始盤問他關於“威克惡魔”案件最初的嫌疑人阿曼德·古鐵雷斯的問題。他也提到了嫌疑人M，“燭台匠”：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凱勒博·斯塔希奧的富有商人。警官，在你的人衝進薩姆·科恩的公寓給他戴上手銬，帶回第五區總部問訊之前，你是不是一直很肯定地認為弗朗西斯·斯塔希奧就是“威克惡魔”?
安布羅斯不得不承認在迪爾德麗·索爾森被謀殺之前，他一直認為斯塔希奧先生就是兇手。但是律師沒有問他為什麼改變了想法。
而斯塔希奧先生在科恩先生被捕不久之後就出國了，是嗎?安布羅斯說斯塔希奧先生有自由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薩莉·巴威克也同樣出庭作證。巴威克小姐，你和被告人有過私人糾紛，是嗎?而你在警察局並沒有說出你所謂的“來源”，是嗎?你在寫關於“威克惡魔”的書時就收到了一筆高達上萬美元的預付稿費，對嗎?
薩莉全部承認了，但是法官拒絕強制她說出消息源。就像公訴人在法官的辦公室里說的那樣，DNA證明了巴威克小姐的作證是清白的，在這之前付給她錢的人和此案無關。
科恩的辯護律師們(他有五個辯護律師)又列舉了在科恩被捕和被拒絕保釋後發生在芝加哥、奧羅拉、密爾沃基和麥迪遜的一系列謀殺案。法官也允許專門人員提供證據來證明有六宗西雅圖謀殺案是在科恩被羈押期間發生的。“也許‘威克惡魔’去了西雅圖。”一名辯護律師在結案陳詞中這樣說，“也許他趁著我的當事人被捕期間逃出了國，也許他仍然在芝加哥。我也不是很確定。而我能夠確定的是，如果說薩姆·科恩是‘威克惡魔’，那麼這種說法很值得懷疑。”檢控方把最近發生的這些案子歸為模仿犯罪。特迪·安布羅斯解釋說，一旦“威克惡魔”的案情細節公之於眾之後，尤其是兇手在案發之後重新安排屍體的形態這一特徵就不再有太大的說服力了。
正當陪審團在進行討論的時候，檢控方提出了出人意料的妥協條件。如果科恩承認殺害了迪爾德麗·索爾森——這是鐵證如山的——那麼他們就撤銷其他的控訴，以及死刑的檢控。薩姆的律師勸他接受這個建議。然後他們又在DNA證據的問題上糾纏，試圖讓陪審團把可能性和數據搞混，但是連他們自己都明白，這並沒有多少說服力。要糊弄陪審團關於DNA的事是一年比一年難。隨著基因療法治療了許多疑難雜症，隨著被克隆的孩子出現在足球隊的花名冊上，人們知道了這個道理：DNA不會撒謊。
戴維斯嘆了口氣。“這麼說，去年你媽告訴我你吸毒，她認為是我給你毒品的。但是你並沒有真的買毒品，對嗎?”
“噢，我買了的。”賈斯汀說，“我把毒品弄得到處都是，弄到我房間的每個地方，除了我的手臂里。我嘗試過一次，但我沒時間搞這個玩意，如果吸的話要做的事太多。”他又加了一句，“時間太少了。”
戴維斯在床角打開了一隻藍色的露營包，然後開始把東西一件一件往外拿——幾個麵包大小的厚塑料小包，裡面裝滿了透明的液體;一些橡膠試管;一個長方形的金屬器械，樣子就像一個小衣帽架，有一個很重的基底，頂端有鉤子，底部還有三根粗杆，看上去很像蹺蹺板。
“就是它嗎?”賈斯汀說著，把身子往前探，又問了一些可有可無的問題，他知道戴維斯喜歡這樣，很喜歡跟他說話，因為這在過去幾天裡是很困難的，而現在這更加困難。
這台器械是戴維斯自己做的，所以並不精緻。那些塑料包掛在鉤子上，連著那些帶有閥門的橡膠試管，試管又和那些槓桿相連。那些試管匯集到另一個閥門，閥門頭上又有一根靜脈針，這根針將要插進賈斯汀右小臂上的靜脈血管里。在賈斯汀的左手腕上，戴維斯要綁上一條連著一根電線的塑料帶子。賈斯汀自己將開始整個流程，他會用左手按下黃色的槓桿，四號海洛因的溶液就會開始滴下。當他準備好後，他就會按下綠色的槓桿，這時候，在幾分鐘之內，他會進入深深的昏迷狀態。而當他覺得困了的時候，他的手臂就會垂到床邊，而手臂的重力又會激活第三個步驟，紅色的槓桿，他的血液里將被注入致命劑量的氯化鉀，而伊利諾州在薩姆·科恩的上訴期過後要注射到他體內的也是這種化學劑。
整個審判很長，但是並不令人焦慮。對於科恩的這件案子已經基本上有了定論，特別是關於迪爾德麗·索爾森的謀殺案。公訴人精心選擇了有關“威克惡魔”的四件謀殺案，並且基於犯罪現場的相似點和案件發生數年之後科恩無法提供不在場證明而斷定他就是兇手。有數十位婦女證明和科恩有過性接觸，並且指證他有暴力行為。有一些在科恩被捕後進一步說科恩曾經企圖殺害她們，其中就有瑪莎·芬恩。
而辯護律師則竭力質疑DNA證據，並且堅持稱他的當事人當天晚上根本沒有去過北邊和甘迺迪。他當時正一個人待在他的公寓裡面玩遊戲，而“影子世界”里的記錄就顯示了他當時已經登錄了。然而，在檢控官看來這一切都是有預謀的，是故意造出來的不在場證明。
他說，DNA不會撒謊。
接著，安布羅斯警官在法庭上宣誓，辯方律師開始盤問他關於“威克惡魔”案件最初的嫌疑人阿曼德·古鐵雷斯的問題。他也提到了嫌疑人M，“燭台匠”：一個名叫弗朗西斯·凱勒博·斯塔希奧的富有商人。警官，在你的人衝進薩姆·科恩的公寓給他戴上手銬，帶回第五區總部問訊之前，你是不是一直很肯定地認為弗朗西斯·斯塔希奧就是“威克惡魔”?
安布羅斯不得不承認在迪爾德麗·索爾森被謀殺之前，他一直認為斯塔希奧先生就是兇手。但是律師沒有問他為什麼改變了想法。
而斯塔希奧先生在科恩先生被捕不久之後就出國了，是嗎?安布羅斯說斯塔希奧先生有自由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薩莉·巴威克也同樣出庭作證。巴威克小姐，你和被告人有過私人糾紛，是嗎?而你在警察局並沒有說出你所謂的“來源”，是嗎?你在寫關於“威克惡魔”的書時就收到了一筆高達上萬美元的預付稿費，對嗎?
薩莉全部承認了，但是法官拒絕強制她說出消息源。就像公訴人在法官的辦公室里說的那樣，DNA證明了巴威克小姐的作證是清白的，在這之前付給她錢的人和此案無關。
科恩的辯護律師們(他有五個辯護律師)又列舉了在科恩被捕和被拒絕保釋後發生在芝加哥、奧羅拉、密爾沃基和麥迪遜的一系列謀殺案。法官也允許專門人員提供證據來證明有六宗西雅圖謀殺案是在科恩被羈押期間發生的。“也許‘威克惡魔’去了西雅圖。”一名辯護律師在結案陳詞中這樣說，“也許他趁著我的當事人被捕期間逃出了國，也許他仍然在芝加哥。我也不是很確定。而我能夠確定的是，如果說薩姆·科恩是‘威克惡魔’，那麼這種說法很值得懷疑。”檢控方把最近發生的這些案子歸為模仿犯罪。特迪·安布羅斯解釋說，一旦“威克惡魔”的案情細節公之於眾之後，尤其是兇手在案發之後重新安排屍體的形態這一特徵就不再有太大的說服力了。
正當陪審團在進行討論的時候，檢控方提出了出人意料的妥協條件。如果科恩承認殺害了迪爾德麗·索爾森——這是鐵證如山的——那麼他們就撤銷其他的控訴，以及死刑的檢控。薩姆的律師勸他接受這個建議。然後他們又在DNA證據的問題上糾纏，試圖讓陪審團把可能性和數據搞混，但是連他們自己都明白，這並沒有多少說服力。要糊弄陪審團關於DNA的事是一年比一年難。隨著基因療法治療了許多疑難雜症，隨著被克隆的孩子出現在足球隊的花名冊上，人們知道了這個道理：DNA不會撒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