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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槍打得真夠漂亮的。”我說，斜瞟了他一眼。
他磕了磕菸斗，沉思地盯著它：“那個女孩子怎麼樣了？”他頭也不抬地問。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扣留她。我們把事情都說清楚了，作了記錄，一式三份。一份給了懷爾德，一份給了警察局長辦公室，還有一份給了刑事殺人偵緝隊。他們把她放了。我後來沒有再見到她。真沒想到。”
“那姑娘很不錯，人們都說。不會幹出什麼壞事來。”
“是個好姑娘。”我說。
格里高利嘆了口氣，揉了揉自己的灰色短髮：“還有一件事，”他的語調幾乎可以說是和藹的，“你這個人看起來挺不錯，只是辦起事來有時太不知深淺了。如果你真要幫助斯特恩烏德一家的話——就別再管他家的事了。”
“我想你是對的，上尉。”
“你身體現在怎麼樣？”
“好極了。”我說，“昨天夜裡我被各門各部的老爺訓了大半夜，被人呵斥來呵斥去。在這以前，我渾身都濕透了，還叫人打個半死。現在我可是好極了。”
“你希望他們對你怎樣呢，老弟？”
“就是這樣。”我站起身來，對他笑了笑，拔腿往門口走去。我已經快走到門口了，他突然清了清嗓子，厲聲對我說：“我說了半天都是廢話麼，啊？你還覺得你能找到雷甘？”
我轉回身來，盯著他的眼睛：“不，我認為我找不到他了。我連找都不想找了。這合你的心意了吧？”
他緩緩地點了一下頭，過了一會兒又聳了聳肩：“真不知道我說這個幹什麼。祝你好運道，馬洛。有時間來吧。”
“謝謝了，上尉。”
我走出市政廳，在停車場裡找到我的汽車，開回到霍巴特·阿姆斯家中去。我脫下外套，躺在床上，一面凝望著天花板，一面聽著外面街上車馬的聲音。我望著陽光慢慢移過天花板的一角。我想睡一覺，可是一點兒也睡不著。
我從床上起來喝了一杯酒——雖然這不是喝酒的時候，又重新躺下。我還是睡不著。我的腦子像鐘擺似的嘀嘀答答地響著。我起身坐在床邊上，裝了一斗煙，大聲說：“這個老混蛋肯定知道點兒什麼。”
菸斗苦得像鹼水。我把它扔在一邊，又倒頭躺下。我的思緒在記憶的波濤里飄忽不定。在這些回憶里我似乎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做同一件事，到同一個地方去，遇到同樣的人，對他們說同樣的話，但是每次卻又都像是真實的。
好像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而且都是第一次。
我冒著大雨駕著汽車在公路上疾馳，銀頭髮坐在車角里一句話也不說，因此在我們開到洛杉磯的時候，我倆仿佛又成了素昧平生的人了。我在一家通宵營業的雜貨店前面下了車，給伯爾尼·奧爾斯掛了個電話。告訴他我在雷阿利托殺了個人，現在正同艾迪·馬爾斯的妻子一起到懷爾德家裡去。我殺人的事她全都看見了。我開著汽車沿著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靜街道來到拉斐特公園，最後把車停到懷爾德的大木房子前邊的停車棚里。
奧爾斯事先已經打了電話說我要來，門燈已經打開了。
我走進懷爾德的辦公室。他正穿著一件大花睡衣坐在寫字檯後邊，面孔緊繃繃的，一隻帶花條的雪茄菸一會兒捏在手指里，一會兒送到掛著苦笑的唇邊。奧爾斯已經到了，同來的還有警察局長辦公室的一個頭髮灰白、體格消瘦的人。這個帶著學究氣的人，從言談舉止看，與其說是一個警察，倒不如說是個經濟學教授。我給他們講了事情的經過，這些人一聲不響地聽著。“銀頭髮”坐在一處燈光照不到的地方，兩手交疊著放在膝頭上，什麼人也不看。電話鈴一會兒就響一次。從刑事偵緝處來的兩個人好奇地盯著我，倒仿佛我是從巡迴馬戲團里逃出來的一隻怪獸。
我又開起汽車來，他們之中有一個坐在我身邊。我這次是向富爾威德大樓開去。我們來到那個房間，哈里·瓊斯仍然坐在寫字檯後面的椅子上，他的一張扭曲的臉已經變得僵硬了。屋子裡那股又酸又甜的氣昧還沒有散盡。同來的還有一個法醫，非常年輕、壯實，脖子上生著硬挺挺的紅汗毛。
一個指紋專家在屋子裡轉來轉去。我告訴他別忘記看一看透氣窗上的插銷。他果然在那上面找到了卡尼諾的拇指指紋。這是那個穿棕衣服的人留下的惟一指紋，多虧它才證實我的敘述並非虛構。
我又回到懷爾德的住所，他的秘書已經去另一間屋子用打字機把我的證詞打下來，我簽上自己的名字。這時候門開了，艾迪·馬爾斯走了進來。當他看見“銀頭髮”的時候，臉上突然現出一副笑容來，說道：“你好啊，親愛的。”她既沒有看他，也沒有搭理他。艾迪·馬爾斯神采奕奕，穿著一身深顏色的辦公服裝，蘇格蘭呢大衣里露出鑲邊的白圍巾。後來他們就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屋子裡只剩下我和懷爾德。懷爾德用冰冷的憤怒的語氣對我說：“這是最後一次了，馬洛。下次你再耍什麼花招兒，我就把你扔去餵獅子。誰愛傷心就叫他傷心去吧。”
就是這樣，我的腦子裡一遍又一遍地重演著這些事。
他磕了磕菸斗，沉思地盯著它：“那個女孩子怎麼樣了？”他頭也不抬地問。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扣留她。我們把事情都說清楚了，作了記錄，一式三份。一份給了懷爾德，一份給了警察局長辦公室，還有一份給了刑事殺人偵緝隊。他們把她放了。我後來沒有再見到她。真沒想到。”
“那姑娘很不錯，人們都說。不會幹出什麼壞事來。”
“是個好姑娘。”我說。
格里高利嘆了口氣，揉了揉自己的灰色短髮：“還有一件事，”他的語調幾乎可以說是和藹的，“你這個人看起來挺不錯，只是辦起事來有時太不知深淺了。如果你真要幫助斯特恩烏德一家的話——就別再管他家的事了。”
“我想你是對的，上尉。”
“你身體現在怎麼樣？”
“好極了。”我說，“昨天夜裡我被各門各部的老爺訓了大半夜，被人呵斥來呵斥去。在這以前，我渾身都濕透了，還叫人打個半死。現在我可是好極了。”
“你希望他們對你怎樣呢，老弟？”
“就是這樣。”我站起身來，對他笑了笑，拔腿往門口走去。我已經快走到門口了，他突然清了清嗓子，厲聲對我說：“我說了半天都是廢話麼，啊？你還覺得你能找到雷甘？”
我轉回身來，盯著他的眼睛：“不，我認為我找不到他了。我連找都不想找了。這合你的心意了吧？”
他緩緩地點了一下頭，過了一會兒又聳了聳肩：“真不知道我說這個幹什麼。祝你好運道，馬洛。有時間來吧。”
“謝謝了，上尉。”
我走出市政廳，在停車場裡找到我的汽車，開回到霍巴特·阿姆斯家中去。我脫下外套，躺在床上，一面凝望著天花板，一面聽著外面街上車馬的聲音。我望著陽光慢慢移過天花板的一角。我想睡一覺，可是一點兒也睡不著。
我從床上起來喝了一杯酒——雖然這不是喝酒的時候，又重新躺下。我還是睡不著。我的腦子像鐘擺似的嘀嘀答答地響著。我起身坐在床邊上，裝了一斗煙，大聲說：“這個老混蛋肯定知道點兒什麼。”
菸斗苦得像鹼水。我把它扔在一邊，又倒頭躺下。我的思緒在記憶的波濤里飄忽不定。在這些回憶里我似乎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做同一件事，到同一個地方去，遇到同樣的人，對他們說同樣的話，但是每次卻又都像是真實的。
好像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而且都是第一次。
我冒著大雨駕著汽車在公路上疾馳，銀頭髮坐在車角里一句話也不說，因此在我們開到洛杉磯的時候，我倆仿佛又成了素昧平生的人了。我在一家通宵營業的雜貨店前面下了車，給伯爾尼·奧爾斯掛了個電話。告訴他我在雷阿利托殺了個人，現在正同艾迪·馬爾斯的妻子一起到懷爾德家裡去。我殺人的事她全都看見了。我開著汽車沿著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靜街道來到拉斐特公園，最後把車停到懷爾德的大木房子前邊的停車棚里。
奧爾斯事先已經打了電話說我要來，門燈已經打開了。
我走進懷爾德的辦公室。他正穿著一件大花睡衣坐在寫字檯後邊，面孔緊繃繃的，一隻帶花條的雪茄菸一會兒捏在手指里，一會兒送到掛著苦笑的唇邊。奧爾斯已經到了，同來的還有警察局長辦公室的一個頭髮灰白、體格消瘦的人。這個帶著學究氣的人，從言談舉止看，與其說是一個警察，倒不如說是個經濟學教授。我給他們講了事情的經過，這些人一聲不響地聽著。“銀頭髮”坐在一處燈光照不到的地方，兩手交疊著放在膝頭上，什麼人也不看。電話鈴一會兒就響一次。從刑事偵緝處來的兩個人好奇地盯著我，倒仿佛我是從巡迴馬戲團里逃出來的一隻怪獸。
我又開起汽車來，他們之中有一個坐在我身邊。我這次是向富爾威德大樓開去。我們來到那個房間，哈里·瓊斯仍然坐在寫字檯後面的椅子上，他的一張扭曲的臉已經變得僵硬了。屋子裡那股又酸又甜的氣昧還沒有散盡。同來的還有一個法醫，非常年輕、壯實，脖子上生著硬挺挺的紅汗毛。
一個指紋專家在屋子裡轉來轉去。我告訴他別忘記看一看透氣窗上的插銷。他果然在那上面找到了卡尼諾的拇指指紋。這是那個穿棕衣服的人留下的惟一指紋，多虧它才證實我的敘述並非虛構。
我又回到懷爾德的住所，他的秘書已經去另一間屋子用打字機把我的證詞打下來，我簽上自己的名字。這時候門開了，艾迪·馬爾斯走了進來。當他看見“銀頭髮”的時候，臉上突然現出一副笑容來，說道：“你好啊，親愛的。”她既沒有看他，也沒有搭理他。艾迪·馬爾斯神采奕奕，穿著一身深顏色的辦公服裝，蘇格蘭呢大衣里露出鑲邊的白圍巾。後來他們就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屋子裡只剩下我和懷爾德。懷爾德用冰冷的憤怒的語氣對我說：“這是最後一次了，馬洛。下次你再耍什麼花招兒，我就把你扔去餵獅子。誰愛傷心就叫他傷心去吧。”
就是這樣，我的腦子裡一遍又一遍地重演著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