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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德溫特嚴厲地問道，“是我—”他指著屍體。
索亞彬彬有禮地回答：“請你告訴我，我會怎麼想呢?”他反唇相譏，“你剛進屋，前門就傳來了震耳欲聾的捶門聲?我只得反身上樓，朝外張望，甚至不惜冒險將你獨自留在這裡。”
馬斯特斯點點頭：“很好!所以當時站在窗口、戴著手套、手裡還握著槍的人是你?”
“與其說打算餵你一顆子彈，”索亞厚實的胸膛氣鼓鼓的，“倒不如說我差點兒想一槍崩了自己。又何必道貌岸然呢?告訴你們，我站在樓上的黑暗中，一瞬間思慮萬千。但你閃開了—或是我以為你閃開了。我便脫掉手套，換上便袍，下樓，發現你們已經進來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穿幫。然後德溫特就當著我的面把家父的罪行公之於眾。我仿佛酩酊大醉，眼前浮現出一條絞索和一排劊子手。但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還是沒人察覺屍體的所在，於是我開始揣測也許你們永遠不會發現了;所以我反將你們一軍，把問題拋到你們手上。我滿以為只要自己安坐如山，不在死人腿上扭來扭去，你們就會悻悻離開的。就這麼回事。上帝呀，我得來杯白蘭地!”索亞喊道，“但恐怕這裡沒有。”
馬斯特斯轉向H.M.：“你相信他嗎，爵士?”
H.M.點點頭，笨拙地起身站到已坐回原處的珍妮特·德溫特面前。
“我想問問你相不相信，”H.M.說，“但你沒料到那個，對嗎?”他猛然一指巴特利特，“德溫特太太，我不能再胡鬧了，最後給你一次機會。你是準備自己把知道的情況全都交代出來呢，還是想逼我翻臉不認人?說真的，我對你印象不壞，但如果你的道德水準再低一點的話，也許反而能拯救一場大禍。現在我警告你：星期二晚上，在殺人遊戲過程中，我們的朋友索亞目睹了你頸上纏繞繩索的那一幕。如果你依然像現在這樣不予合作，恐怕那一幕將不僅僅只是預言而已了。”
“你在開玩笑吧，別嚇唬我。你—你甚至還不知道巴特利特被殺的原因……”
“噢，不，我知道，”H.M.和顏悅色地答道，“他被殺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知道萬斯·基廷為什麼戴著一頂帽子。”
也許你會說，這一回答即便算不上毫無意義，起碼也是平淡無奇，但珍妮特·德溫特居然霎時失去了理智。她那突如其來的狂亂堪比失控的化學反應，那如同白色大理石般冷酷的美麗姿容頓時土崩瓦解、奄奄一息。當她回望H.M.時，H.M.的表情顯得更為可怕。
“很遺憾，看來你也是知情人。”H.M.沉聲道，“我還有幾分希望你蒙在鼓裡呢。你大可堅持自己那一套，堅稱既然我不知道那隱形兇手如何施展消失詭計，也就自然無法逮捕你了。”
“你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的，你們也不能把我怎麼樣。”
“第一聲槍響比第二聲槍響沉悶得多，”H.M.說，“這對你來說可有什麼意義?”
她兩手緊按太陽穴：“不是我乾的!我沒有殺他!我什麼也不知道。我—”
“但你是個聰明的女人，德溫特太太，”H.M.說，“你已經意識到自己氣數已盡。有一次，大約兩年前(我記得是在白修道院一案中)，我曾做過概括。我說過，兇手製造密室狀態，只有三種動機：第一，偽造自殺的假象;第二，偽造鬧鬼的假象;第三，一系列兇手無法控制的意外情況所致。哎，我錯了。當我逐漸參透本案中高超詭計的妙處時，我發現了第四種動機，最簡潔也最聰明的動機。這位狡詐至極的兇手最終領悟了‘不可能犯罪’的法律價值;換句話說，他領悟到如果他果真能製造出不可能犯罪的狀態，那麼即便其他證據百分之百無可辯駁，他也照樣能逍遙法外。他雖懼怕法律的懲罰，卻不把警方的偵查放在眼裡。因為他明白，除去‘不可能犯罪’之外，所有掩蓋痕跡的方法，都是粗陋而難以逆料的。
“注意!普通的兇手犯下謀殺案之後，總要掩蓋他的痕跡—如何掩蓋?通常是構建不在場證明。他在時鐘上做手腳;來回換乘自行車或火車;他利用時刻表大做文章，玩著高空作業的驚險把戲;他竭盡全力偽裝自己，冒著大過一切的危險，只因每個環節都必須把賭注壓在別人身上，每個環節都會帶來新的複雜變數，每個環節都令他身陷謊言曝光的險境。
“但是，另一方面，假設他能採取一種警方無法判斷具體實施方式的手法殺害目標呢?—一間密室，雪地里一具孤零零的屍體，諸如此類?也許警方很有把握是他幹的，也許他被人發現兩手沾滿鮮血、口袋裡還放著染血的鈔票。倘若他們敢將他送上法庭，或許法官和陪審團也相信他是兇手。然而，如果控方無法展現他的犯罪手法，他就必將無罪開釋。審判庭追求的是法律至上，講究的不是‘可能性’而是‘確定性’。他的全部信心都付之於刑法的關鍵一環—排除合理懷疑。
“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此人還算不上窮凶極惡。我甚至懷疑他的意圖能否稱之為犯罪。謀殺萬斯·基廷的兇手只是個聰明過人、想像力豐富的傢伙，他領悟到了一種能夠規避法律制裁同時需要冒相當風險的全新妙法。
索亞彬彬有禮地回答：“請你告訴我，我會怎麼想呢?”他反唇相譏，“你剛進屋，前門就傳來了震耳欲聾的捶門聲?我只得反身上樓，朝外張望，甚至不惜冒險將你獨自留在這裡。”
馬斯特斯點點頭：“很好!所以當時站在窗口、戴著手套、手裡還握著槍的人是你?”
“與其說打算餵你一顆子彈，”索亞厚實的胸膛氣鼓鼓的，“倒不如說我差點兒想一槍崩了自己。又何必道貌岸然呢?告訴你們，我站在樓上的黑暗中，一瞬間思慮萬千。但你閃開了—或是我以為你閃開了。我便脫掉手套，換上便袍，下樓，發現你們已經進來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穿幫。然後德溫特就當著我的面把家父的罪行公之於眾。我仿佛酩酊大醉，眼前浮現出一條絞索和一排劊子手。但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還是沒人察覺屍體的所在，於是我開始揣測也許你們永遠不會發現了;所以我反將你們一軍，把問題拋到你們手上。我滿以為只要自己安坐如山，不在死人腿上扭來扭去，你們就會悻悻離開的。就這麼回事。上帝呀，我得來杯白蘭地!”索亞喊道，“但恐怕這裡沒有。”
馬斯特斯轉向H.M.：“你相信他嗎，爵士?”
H.M.點點頭，笨拙地起身站到已坐回原處的珍妮特·德溫特面前。
“我想問問你相不相信，”H.M.說，“但你沒料到那個，對嗎?”他猛然一指巴特利特，“德溫特太太，我不能再胡鬧了，最後給你一次機會。你是準備自己把知道的情況全都交代出來呢，還是想逼我翻臉不認人?說真的，我對你印象不壞，但如果你的道德水準再低一點的話，也許反而能拯救一場大禍。現在我警告你：星期二晚上，在殺人遊戲過程中，我們的朋友索亞目睹了你頸上纏繞繩索的那一幕。如果你依然像現在這樣不予合作，恐怕那一幕將不僅僅只是預言而已了。”
“你在開玩笑吧，別嚇唬我。你—你甚至還不知道巴特利特被殺的原因……”
“噢，不，我知道，”H.M.和顏悅色地答道，“他被殺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知道萬斯·基廷為什麼戴著一頂帽子。”
也許你會說，這一回答即便算不上毫無意義，起碼也是平淡無奇，但珍妮特·德溫特居然霎時失去了理智。她那突如其來的狂亂堪比失控的化學反應，那如同白色大理石般冷酷的美麗姿容頓時土崩瓦解、奄奄一息。當她回望H.M.時，H.M.的表情顯得更為可怕。
“很遺憾，看來你也是知情人。”H.M.沉聲道，“我還有幾分希望你蒙在鼓裡呢。你大可堅持自己那一套，堅稱既然我不知道那隱形兇手如何施展消失詭計，也就自然無法逮捕你了。”
“你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的，你們也不能把我怎麼樣。”
“第一聲槍響比第二聲槍響沉悶得多，”H.M.說，“這對你來說可有什麼意義?”
她兩手緊按太陽穴：“不是我乾的!我沒有殺他!我什麼也不知道。我—”
“但你是個聰明的女人，德溫特太太，”H.M.說，“你已經意識到自己氣數已盡。有一次，大約兩年前(我記得是在白修道院一案中)，我曾做過概括。我說過，兇手製造密室狀態，只有三種動機：第一，偽造自殺的假象;第二，偽造鬧鬼的假象;第三，一系列兇手無法控制的意外情況所致。哎，我錯了。當我逐漸參透本案中高超詭計的妙處時，我發現了第四種動機，最簡潔也最聰明的動機。這位狡詐至極的兇手最終領悟了‘不可能犯罪’的法律價值;換句話說，他領悟到如果他果真能製造出不可能犯罪的狀態，那麼即便其他證據百分之百無可辯駁，他也照樣能逍遙法外。他雖懼怕法律的懲罰，卻不把警方的偵查放在眼裡。因為他明白，除去‘不可能犯罪’之外，所有掩蓋痕跡的方法，都是粗陋而難以逆料的。
“注意!普通的兇手犯下謀殺案之後，總要掩蓋他的痕跡—如何掩蓋?通常是構建不在場證明。他在時鐘上做手腳;來回換乘自行車或火車;他利用時刻表大做文章，玩著高空作業的驚險把戲;他竭盡全力偽裝自己，冒著大過一切的危險，只因每個環節都必須把賭注壓在別人身上，每個環節都會帶來新的複雜變數，每個環節都令他身陷謊言曝光的險境。
“但是，另一方面，假設他能採取一種警方無法判斷具體實施方式的手法殺害目標呢?—一間密室，雪地里一具孤零零的屍體，諸如此類?也許警方很有把握是他幹的，也許他被人發現兩手沾滿鮮血、口袋裡還放著染血的鈔票。倘若他們敢將他送上法庭，或許法官和陪審團也相信他是兇手。然而，如果控方無法展現他的犯罪手法，他就必將無罪開釋。審判庭追求的是法律至上，講究的不是‘可能性’而是‘確定性’。他的全部信心都付之於刑法的關鍵一環—排除合理懷疑。
“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此人還算不上窮凶極惡。我甚至懷疑他的意圖能否稱之為犯罪。謀殺萬斯·基廷的兇手只是個聰明過人、想像力豐富的傢伙，他領悟到了一種能夠規避法律制裁同時需要冒相當風險的全新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