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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小說故事的主線，有點像好萊塢的動作片。單從故事情節來講，《替換》確實有驚險片、偵探片的特色。桑德拉·布朗和好萊塢導演的最大共同點，就是希望作品從頭至尾緊緊“抓住”讀者或觀眾，讓他們始終處於一種繃緊的興奮狀態。《人物》雜誌的書評用了一個十分形象的比喻，說讀布朗的小說，“就像坐遊樂場的過山車，一個急轉彎接著另一個，一次驚險過後又是一次”。布朗構思巧妙，擅長於創造情節，並能嚴密合理地組織懸念，使故事曲折蜿蜒，跌宕起伏，但又不流於牽強和誇張，情節發展往往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全在情理之中。她的小說不管多麼複雜，從不拖泥帶水，讀起來順暢如流。這與女作家的創作習慣有關。布朗每天上午處理各類事務，中午12點開始到下午6點寫作，雷打不動，常常一周七天，工作時間非常集中，完成的作品也往往一氣呵成。而且，她寫小說只設計一個大的框架，然後放置一邊，頭腦中只有一個大致的來龍去脈，然後在寫作的過程中讓故事自然地展開。
對於任何通俗小說來說，可讀性總是第一位的。布朗從來不缺乏講故事的才能。她的小說總能引人入勝，總是讓人愛不釋手。有人說布朗的小說好像為讀者提供了一桌“豐盛的筵席”，一頁頁，一章章，就像一碗碗佳肴、一道道菜，一道比一道有味道，讓人大飽口福。在大量同類小說家中，她能脫穎而出，除了故事精彩以外，其中必然還有別的原因。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說的文學性。英國作家柯南·道爾寫的也是懸念小說，但他創造了一種小說類型，創造了福爾摩斯和華生這兩個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不落俗套的表達語言，同時也為全世界奉獻了一個個精彩的故事。柯南·道爾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學性，這是他的作品能夠代代流傳，他本人能夠青史留名的根本原因。較近期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另一個例子。她筆下的大偵探波羅和馬普爾小姐，以及諸如《尼羅河上的慘案》和《東方列車謀殺案》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幾乎已是家喻戶曉。克里斯蒂擅長用清新的文筆進行生動的描寫，將人物、背景和情節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一起。小說的可讀性和小說的文學性兩方面的因素，共同將柯南·道爾和克里斯蒂與成千曇花一現的懸念小說作家區分了開來。
我們尚不能說桑德拉·布朗是又一個柯南·道爾或阿加莎·克里斯蒂，但她的小說同樣具有很強的文學性，這一點不容置疑。所謂的文學性，我們指的是除了故事之外，或者說除了娛樂功能之外，小說所包含的美學價值和文化價值。布朗的小說的文學性主要體現在表述語言、人物刻畫和對一些社會問題的反映和關注這幾方面。
桑德拉·布朗具有不凡的語言能力。她的描述十分生動，對話尤其出彩，自然而又符合人物的個性，可以說達到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的效果。吉蓮和瑪麗娜兩人機智敏捷的知識女性的語言，哈特上校直率而略顯粗魯的軍人語言，勞森警官和聯邦調查局的托比厄斯充滿同情和堅毅的職業官腔，朗特利酋長飽蘸著印第安人智慧和文化特色的語言，邪教教主加百列假仁假義的宗教語言，都被作者把握得恰到好處，與人物的文化教育和職業背景十分吻合。在描述方面，布朗的語言節奏隨著故事的變化時而舒緩，時而急促，時而抒情，但總是鮮活生動。下面是關於心靈扭曲的邪教徒戴爾·戈登的一段描寫，布朗的描述功力在此可見一斑：
他剝下汗衫，扔在那張被褥凌亂的窄床上，兩手在幾乎凹陷的胸口上猛擦，拂去從蒼白的皮膚和突出的肋骨上滲出的汗珠。他的乳頭因突然遇冷而豎起，顏色鮮紅，四周圍著一圈又直又長的黃毛。
他發狂似的在雜亂不堪的房屋裡走動，點亮一枝枝蠟燭。他將廚用火柴伸向燭芯時，手抖得厲害。他一次次重點，燭芯包上了一層厚厚的炭灰。他習慣讓蠟燭一直燒著，直到燃盡最後一滴蠟。
無數枝蠟燭散發出熱和煙，使屋子裡的空氣更令人窒息。但是戴爾·戈登全不在意，他踢掉橡皮膠鞋，褪下卡其布褲子和內褲。
他赤身裸體，在一座粗糙的神龕前撲通跪下，膝蓋磕在光禿禿的水泥地上，發出像砸核桃一樣的聲音。戴爾·戈登沒有在意地上發出的聲響，也未顧及隨之而來的疼痛。他的傷痛來自感情和精神上，但卻是實實在在的痛楚，好像地獄裡的所有妖魔都進入了他的身子，穿過他的五臟六腑，想掙扎著爬出來。
一個形容可憎、意念狂亂、走火入魔的邪教徒，被小說家寥寥數筆就活靈活現地塑造出來了。她沒有直接描寫人物的心理，但通過屋內的陳設和人物的神經質的舉動，既營造了氣氛，又烘託了人物內心，語言的表現力非常強。
《替換》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是可圈可點的。這也是布朗能超越同行作家的過人之處。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平常人，有七情六慾，有各自的性格、愛好和偏見，他們的內心存在著理智與本能的交鋒。他們突然不自覺地陷入某種困境，逼迫之中面對危機和挑戰，在此過程中表現出了潛在的智慧和勇氣。桑德拉·布朗尤其擅長女性人物的塑造。作家本人早年當過時裝模特兒，她筆下的女性人物也往往體態修長，美麗動人。但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她們並不只有漂亮的臉蛋和身材，也不是遇到險情只會尖叫的束手無策的弱者。她們具有強烈的正義感，既能縱情地愛，也會嫉惡如仇，在危急時刻她們能表現出大智大勇，展示美貌背後人的內在品質。一些次要人物，如勞森警官、朗特利酋長也個個塑造得栩栩如生。有些人物只在短暫的片斷中出現，如新生兒被劫持的善良懦弱的安德森夫婦，但同樣給人印象至深。
對於任何通俗小說來說，可讀性總是第一位的。布朗從來不缺乏講故事的才能。她的小說總能引人入勝，總是讓人愛不釋手。有人說布朗的小說好像為讀者提供了一桌“豐盛的筵席”，一頁頁，一章章，就像一碗碗佳肴、一道道菜，一道比一道有味道，讓人大飽口福。在大量同類小說家中，她能脫穎而出，除了故事精彩以外，其中必然還有別的原因。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說的文學性。英國作家柯南·道爾寫的也是懸念小說，但他創造了一種小說類型，創造了福爾摩斯和華生這兩個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不落俗套的表達語言，同時也為全世界奉獻了一個個精彩的故事。柯南·道爾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學性，這是他的作品能夠代代流傳，他本人能夠青史留名的根本原因。較近期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另一個例子。她筆下的大偵探波羅和馬普爾小姐，以及諸如《尼羅河上的慘案》和《東方列車謀殺案》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幾乎已是家喻戶曉。克里斯蒂擅長用清新的文筆進行生動的描寫，將人物、背景和情節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一起。小說的可讀性和小說的文學性兩方面的因素，共同將柯南·道爾和克里斯蒂與成千曇花一現的懸念小說作家區分了開來。
我們尚不能說桑德拉·布朗是又一個柯南·道爾或阿加莎·克里斯蒂，但她的小說同樣具有很強的文學性，這一點不容置疑。所謂的文學性，我們指的是除了故事之外，或者說除了娛樂功能之外，小說所包含的美學價值和文化價值。布朗的小說的文學性主要體現在表述語言、人物刻畫和對一些社會問題的反映和關注這幾方面。
桑德拉·布朗具有不凡的語言能力。她的描述十分生動，對話尤其出彩，自然而又符合人物的個性，可以說達到了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的效果。吉蓮和瑪麗娜兩人機智敏捷的知識女性的語言，哈特上校直率而略顯粗魯的軍人語言，勞森警官和聯邦調查局的托比厄斯充滿同情和堅毅的職業官腔，朗特利酋長飽蘸著印第安人智慧和文化特色的語言，邪教教主加百列假仁假義的宗教語言，都被作者把握得恰到好處，與人物的文化教育和職業背景十分吻合。在描述方面，布朗的語言節奏隨著故事的變化時而舒緩，時而急促，時而抒情，但總是鮮活生動。下面是關於心靈扭曲的邪教徒戴爾·戈登的一段描寫，布朗的描述功力在此可見一斑：
他剝下汗衫，扔在那張被褥凌亂的窄床上，兩手在幾乎凹陷的胸口上猛擦，拂去從蒼白的皮膚和突出的肋骨上滲出的汗珠。他的乳頭因突然遇冷而豎起，顏色鮮紅，四周圍著一圈又直又長的黃毛。
他發狂似的在雜亂不堪的房屋裡走動，點亮一枝枝蠟燭。他將廚用火柴伸向燭芯時，手抖得厲害。他一次次重點，燭芯包上了一層厚厚的炭灰。他習慣讓蠟燭一直燒著，直到燃盡最後一滴蠟。
無數枝蠟燭散發出熱和煙，使屋子裡的空氣更令人窒息。但是戴爾·戈登全不在意，他踢掉橡皮膠鞋，褪下卡其布褲子和內褲。
他赤身裸體，在一座粗糙的神龕前撲通跪下，膝蓋磕在光禿禿的水泥地上，發出像砸核桃一樣的聲音。戴爾·戈登沒有在意地上發出的聲響，也未顧及隨之而來的疼痛。他的傷痛來自感情和精神上，但卻是實實在在的痛楚，好像地獄裡的所有妖魔都進入了他的身子，穿過他的五臟六腑，想掙扎著爬出來。
一個形容可憎、意念狂亂、走火入魔的邪教徒，被小說家寥寥數筆就活靈活現地塑造出來了。她沒有直接描寫人物的心理，但通過屋內的陳設和人物的神經質的舉動，既營造了氣氛，又烘託了人物內心，語言的表現力非常強。
《替換》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是可圈可點的。這也是布朗能超越同行作家的過人之處。小說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平常人，有七情六慾，有各自的性格、愛好和偏見，他們的內心存在著理智與本能的交鋒。他們突然不自覺地陷入某種困境，逼迫之中面對危機和挑戰，在此過程中表現出了潛在的智慧和勇氣。桑德拉·布朗尤其擅長女性人物的塑造。作家本人早年當過時裝模特兒，她筆下的女性人物也往往體態修長，美麗動人。但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她們並不只有漂亮的臉蛋和身材，也不是遇到險情只會尖叫的束手無策的弱者。她們具有強烈的正義感，既能縱情地愛，也會嫉惡如仇，在危急時刻她們能表現出大智大勇，展示美貌背後人的內在品質。一些次要人物，如勞森警官、朗特利酋長也個個塑造得栩栩如生。有些人物只在短暫的片斷中出現，如新生兒被劫持的善良懦弱的安德森夫婦，但同樣給人印象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