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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中的一些反面人物也各不相同，沒有戴上類似的青面獠牙的臉譜，比如邪教教主加百列是個面容慈善、儀表端莊、舉止雍容的人。布朗沒有對他從外表上進行醜化，而刻意從外表與內心的反差中，突出他的狂妄與兇險。傑姆·亨寧斯也一樣，是個體貼溫存、通情達理的紳士，直到事件發生，陰謀敗露，他才暴露出狡猾兇殘的本性。惟一一個外表同內心一樣醜惡的人物是戴爾·戈登。他其實是個小人物，邪教控制了他的頭腦，使他失去理智，因此行為癲狂，人形憔悴。他令人厭惡的外形，是心靈扭曲的結果，也是心靈扭曲的寫照。有人認為，懸念小說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反面人物寫得有多麼兇殘邪惡。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有道理，桑德拉·布朗確實把幾個惡棍寫活了。
布朗的小說人物比較可信，這是因為作家沒有像一般的通俗小說家那樣，簡單化、臉譜化地將人物一分為二，一方正義，一方邪惡，而在小說中追溯了人物成長的社會過程。比如說，布朗在小說中回敘了男主人公哈特上校的生平經歷：不同種族間通婚造成了家庭悲劇，母親一個人在印第安人保留區將他撫養長大，生活的艱辛鑄就了他堅毅的性格，他歷經坎坷走上了成功之路。他不是一個天生的好萊塢式的英雄。他果斷沉穩的個性，時而超然的態度，以及他冷靜背後熾熱的情感，都與造就這個人物的種族、家庭、社會、文化背景息息相關。最初他高傲地拒絕了美國印第安人促進會的請求，不希望自己的名聲被任何政治組織利用，但在事態發展的過程中，他得到了印第安人無私的幫助，認識發生改變，這一變化又促成了他在情感上對“根”的回歸。在他與朗特利酋長最後分手時，布朗意味深長地寫道：“在門口，酋長緊緊握住了另一個男人的手。他們凝視著對方，心領神會，此刻語言顯得是多餘的。”
對於反面角色也一樣，桑德拉·布朗在人物塑造上十分注重追蹤他們道德和心理的墮落過程。《替換》中有專門的章節描寫傑姆·亨寧斯和戴爾·戈登如何從小心理受到壓制，道德上被引向歧途。這樣的筆觸在一般通俗小說中是不多見的。布朗在第14和第15兩章中，詳細地描述了一個從前名叫阿爾文·康韋的無辜孩子，如何擺脫不幸的家庭，在社會的反面教育的影響下，精明地學會了欺騙，學會利用語言控制和操縱別人的頭腦，一步步走向罪惡的深淵，最後成了受到成千上萬信徒頂禮膜拜的加百列教主，在新墨西哥州一個山頂上建造了“聖殿”，過著奢靡的生活，同時又推行一項瘋狂的計劃。
這樣的“插曲”一方面延長了故事的懸念，同時又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深度，使之有別於單純追求情節和懸念的娛樂性小說。這並不是說《替換》不是一部娛樂性的小說，它情節曲折，故事跌宕，融偵查、推理、懸念和動作於一體，娛樂的特性十分鮮明，但小說也有為讀者提供愉悅之外的價值。比如，在美國，像“人民聖殿教”、“天堂之門”等真實而又恐怖的邪教惡性事件，人們記憶猶新，是值得充分關注的社會問題。布朗的小說雖然基於想像，但涉及了值得人們思考的社會主題，具有警示意義。其他方面如單身女性的婚戀態度，現代人的性觀念，印第安人爭取種族權利的鬥爭與挫折等等，我們都可以間接地從小說中得到了解。在《替換》的場景描寫中，既有燈紅酒綠的達拉斯夜生活，也有新墨西哥印第安保留區貧窮破落的景象。桑德拉·布朗筆到之處，總能生動地反映出美國生活的側面，這絕非一般追求刺激的驚險小說所能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