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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竟成了國支書派到方碧玉身邊的坐探，真卑鄙。他哪裡知道我早就迷戀上了方碧玉，他媽的。
一隻碧綠的螞蚱落到國忠良褲腿上，褲子也是新的。這個高大魁梧的男人滿臉哭相，跟著我們往前走。我距離方碧玉五米近，他距離我五米遠。我離方碧玉近，他離方碧玉遠。我暗暗得意。我插在了這一對未婚夫婦之間。道路兩邊全是一望無際的棉田，經霜的棉葉一片深紅，已經有零星的棉桃綻開了五瓣的殼兒，吐出了略顯僵硬的白絮。新棉就要上市了。我再不用彎著腰杆子摘棉花了。方碧玉也一樣。她穿著一身學生藍的軍便服，顯得英俊而瀟灑，像個知識青年，只可惜衣兜蓋上沒別上一支鋼筆。
就那樣保持著距離又走了一會兒。方碧玉又一次站住，等到我和國忠良磨蹭到身邊，她說：
“回去問問你爹娘，要是不放心就弄我回去。”
國忠良臉上的變化同前次一樣，手的動作也一樣。終於他說：
“那你……走吧……俺爹說，你在他手心裡攥著呢，他能弄你出來，也能弄你回去。”
我看到方碧玉一臉激動的表情。她什麼也沒說，轉身就走。果然是自小習練武功的人，腿腳矯健，腰肢靈活，仿佛全身都裝著軸承和彈簧。
我緊著腿腳追趕方碧玉，累得氣喘吁吁，渾身臭汗。走了好遠，我一回頭，發現國忠良還站在那兒，手掌罩在眉上，望著我們。陽光照耀著他，使他通體發亮，仿佛一個剛從窯里提出來的大釉缸。
為什麼一表人才的方碧玉會跟疤瘌眼子國忠良訂婚？對此村里傳聞很多。有說方碧玉的爹要攀高枝。有說方碧玉要藉機跳出農村。有說方碧玉早就被支書睡了，老支書為子辛勞，等等。這些流言蜚語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方碧玉要嫁給國忠良，對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又似乎無所謂。我沉浸在離開農村進工廠的巨大幸福中，儘管是臨時工，季節工。
棉花加工廠有一個很大的門口，有兩扇底下裝著鐵輪子的花格子鐵門。門旁的空地豎著紅漆大標牌，寫著“嚴禁菸火”之類與政治無關的口號和“嚴防階級敵人破壞”之類與政治有關的口號。門口裡側有兩間警衛室。有一個穿著一件破舊軍衣的瘦男人，摟著一桿鏽跡斑斑的“七九”步槍，坐在門邊一把椅子上，時而打瞌睡，時而目光如電，追逐著面前馬路上來往的行人。我和方碧玉走到門口時，看門人握緊槍桿盤問我們。我發現他的目光搜索著方碧玉周身上下。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雙貪婪的手，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剝得乾乾淨淨。他根本沒把我放在眼裡。他的脖子隨著方碧玉移動。他撇腔拿調地講著令人周身起雞皮疙瘩的普通話。後來我們知道這條把門虎是一位復員兵、正式工，吃國庫糧，是棉花加工廠黨支部委員，廠保衛組組長，姓孫名禾斗，已婚，老婆在農村。孫組長奇瘦，眼賊大。
進大門後的第一排房屋是廠辦公室，門口掛著紅字標牌。我和方碧玉都認幾個字，衝著辦公室便進。方碧玉適才與那看門人對答時就一掃在路上那種沉悶憂悒的情緒，精神抖擻、容光煥發，仿佛換了一個人。
辦公室里有六張桌子，每張桌子前都坐著一個或兩個人。後來我們知道，那兩位對弈的胖子一為廠長一為書記。他倆一邊下棋一邊鬥嘴，互相挖苦，妙語如糖球山楂葫蘆串。還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搖電話機蹲在棋盤旁邊，很威風。
“同志，誰管登記？”自然是方碧玉問話。
我看到了我叔，坐在一張桌子前，埋頭打算盤記帳，心中竟升起一種自豪感。我感到自己的條件比方碧玉優越。
叔叔抬起頭，看到了我們。他沒搭理我，卻衝著方碧玉很熱情地打招呼。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紹給書記和廠長，他們胡亂應付了幾句，低頭繼續斗棋。屋子裡其他人的目光卻被方碧玉吸引住了。她的臉稍微紅了一下。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說：
“到這邊來登記。”
我們把村裡的證明信交給男人，後來知道他姓蔡。據說他本該轉成正式工人，所有的表格都填了，但最終被人告了，說他老婆有神經病。滿嘴髒話的採購員周鳴說：老蔡真冤枉，轉你的正，又不是轉你老婆的正，老婆有神經病礙你轉正屁事？老蔡你當時怎麼不去縣裡找一找，沒準就找回來一隻鐵飯碗，一輩子甭發愁，你真是個老實人。老蔡呀！
老蔡推給我們一個簿子，遞過一支原子筆，讓我們按著欄目填寫。什麼籍貫姓名性別年齡是否黨團員家庭成份社會關係等等。一本正經，跟工人階級沾點邊就不一樣，激動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筆桿手心裡冒汗。
“你二大爺的，你那個馬什麼時候跳到這兒來的？”高個胖子說。
“二大爺我的馬早埋伏在這裡等著你啦！走呀！走！看你還有什麼高招。”矮個胖子說著，將自己的一顆棋子砸在對方的一顆棋子上。
“同志，俺該填虛歲還是填實歲？”方碧玉問。
“你實歲多少虛歲又多少？”老蔡問。
“實歲22，虛歲23，屬大龍的。”
“按實歲填吧。”老蔡說。
填完了表格，交給老蔡。老蔡指著一位獨臂小伙子說：
“你們吃飯的事去問他。”
那小伙子面色蒼白，人很清秀，不知怎麼少了一隻胳膊，別人說笑，他不吭氣，神色憂悒地盯著牆壁。很快我們就知道了他姓秦名山，有喜歡念別字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泰山”後，大家便叫他泰山了。他那條胳膊是鋸齒剝絨機切掉的，算是工傷，廠里照顧他，讓他擔任了生活會計，挺輕鬆挺有油水的一樁美差。他垂著一隻空蕩蕩的衣袖，乍一看挺彆扭，看慣了也不覺得他身上缺什麼東西。他冷冷地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把糧食投到食堂里，就能換到飯票，如要吃菜可以拿錢買菜金，一元兌一元，一角兌一角。
十幾分鐘功夫，該辦的事就辦完了。有一位一直在觀看棋戰的禿頭男人說：
“毛，送他們去宿舍吧。”
禿頭是副廠長。毛是正式工人，辦公室打雜的，留著一個jú花頭，穿一雙又黑又亮大皮鞋，經常誇張地捋著袖子看手錶，那時候戴手錶的人還非常少。我不喜歡這小子。他名叫毛紅燈，挺革命的一個名字。
我們正要走時，門外一陣自行車鈴響。一個高個子男人打著哈哈進來，後邊跟著一個扁臉的姑娘，矮胖，一臉雀斑。我突然認出了這個男人，在水利工地上認識的。這男人是公社團委書記，跟我們村裡的劉三姐有點黏糊，劉三姐的二女兒，跟他是大臉剝小臉。下棋的二位胖子丟開棋，站起來與團委書記握手，打哈哈。團委書記說：“這是我妹妹。”又對他妹妹說：“這是金書記，這是於廠長。”還介紹了幾個人。我感到很憤怒。書記說：“毛紅燈，找幾把椅子來！”毛紅燈立即去找椅子，把我們晾在門口。廠長擠著一臉肥肉，笑得眯fèng著眼兒跟扁臉姑娘說話。“叫什麼呀？”她羞澀地玩弄著辮子梢兒，酸溜溜嬌滴滴麻蘇蘇地回答：“孫紅花。”“啊，好名好名，好聽，有意義，騎馬要騎千里馬，戴花要戴大紅花嘛！在家幹什麼來著？”廠長問。孫紅花輕飄飄文縐縐地回道：“在家治蟲。”“治什麼蟲呀？”“喲，多著呢，主要是棉鈴蟲。”呸！不就是背著噴霧器噴藥麼，還“治蟲”哩。我看了一眼方碧玉。她臉上看不出什麼表情。這時毛紅燈拎著兩把椅子進來，一看我們還在門口站著，便說：“你們自己去吧，呶，就那排房子。”
那是一排高大的青磚瓦房，有十幾間，分兩個門，門上很可能是那位毛紅燈用狗爬似的紅漆大字寫著：“男宿舍”、“女宿舍”字樣。我先陪著方碧玉進了女宿舍。
這是全中國獨一無二的女宿舍。房間寬六米，靠著牆用木樁子、高粱秸、葦席綑紮搭架起兩排大通鋪，上下三層。最後一層在房梁之上，離地足有三米高，有固定的簡易木梯子可以爬上爬下。兩排通鋪之間的地面崎嶇不平。我看到鋪下生長著幾堆小蘑菇，還有一條破褲頭，這一定是去年的女臨時工留下的東西了。
屋子裡已經有了幾十個姑娘，或忙碌或靜坐。她們妍媸不一，但穿著幾乎青一色的藍布衣服，個別的穿著花襯衫。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體發出的氣味。這氣味並不美妙，但富有誘惑力。我分辨不出是誰發出了什麼氣味，就像貓分辨不出一盆魚里究竟是哪條魚發出了哪種腥味一樣。對了，女宿舍里有一股子臭鹹魚的氣味。
一位黑瘦臉龐的姑娘站起來跟方碧玉打招呼。我恍惚在鄰村見過她，大概也是個書記的女兒或兒媳之類的人物。
“方碧玉，你也來了？”她很高興地問。
“宋金魚呀，”方碧玉上前拉著她道手說，“你也來了？”
“來當幾天工人過過癮呀，”她說，“俺爹說每個月能掙三十多元錢，交生產隊一半，還剩十幾塊錢呢。掙到錢，什麼不買也得先買五尺花布，fèng件小褂穿穿。”
她很小，頂多18歲，臉上的五官團聚在一起，似乎還沒有長開呢。
我很入迷地盯著她的娃娃臉，她瞪我一眼，說：
“你看我幹什麼？你是不是也要扯花布fèng褂子？”
這句並不好笑的話竟讓十幾個姑娘咯咯地笑起來。
宋金魚問：“方碧玉，你住上鋪還是住下鋪？”
方碧玉問：“你呢？”
“我正犯猶豫呢，睡上鋪吧，太高，爬上爬下的，成猴啦。我睡覺不老實，萬一從上邊骨碌下來，還不把腰跌斷？睡下鋪呢，不吉利，萬一上鋪有個尿床的，不正好流到我臉上了嗎？”
“那你就睡中鋪吧！”
“好，聽你的，我睡中鋪，你呢？”
方碧玉想了想，說：
“我睡上鋪。”
這時候毛紅燈拎著孫紅花的花鋪蓋捲兒，引導著團委書記和他的妹妹，朝著女宿舍這邊來了。
“馬成功，你自己去占鋪吧，我能安頓自己。”方碧玉對我說著，一隻手提著鋪蓋卷，一隻手把住梯子的橫樑，矯健地攀到上鋪上去。鋪上立即嘎嘎吱吱地響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