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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鑽到棉花地里,橫枝逸出的棉棵子已經把壟溝交叉住,只要一走動,露水便紛紛落下,幾分鐘後,全身上下便濕透了。即便是夏天的清晨氣溫也低得令人發冷,何況遍身被涼露浸濕。噴到棉棵上的藥水很快又落到我們身上。所以與其說是噴藥殺蟲,不如說噴藥殺我們自己更準確,幸好我們都有了抗毒性。有一次我頭上生了虱子,方碧玉想了個高招,用噴霧器噴了我一頭劇毒農藥,虱子消滅得乾乾淨淨,我安然無恙。我們全身的每個毛孔都往體內吸收劇毒農藥。我猜想我的血液里至今還摻著些劇毒農藥,幾十年來,我身上再也沒生過寄生蟲,蚊蟲也從不咬我,大概就沾了血里有毒藥的光吧。所以當社會號召公民獻血時,我從來不敢報名,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我覺悟不高呢。

  打完一筒藥,我們又匯集到田頭井邊,讓技術員為我們灌藥水。這時好光景便展覽在我的眼前。這時候往往也是陽光碟機散濃霧的時候。燦爛陽光普照大地,未被我們攪動過的棉花地白露珠點點如珍珠在葉片上鑲著,像處女般聖潔和純淨。被我們攪動過的棉花地,葉子翻背,顏色深綠,形成鮮明的界限,就像處女與少婦有著鮮明的區別類似。這比喻既不妥又很流氓,這是跟我們一起噴藥的一位青島下鄉知青說過的。

  更好的風景自然不是在棉花地里,更好的風景在姑娘們身上,尤其是在方碧玉身上。前邊我說過,她只穿一件粉紅色的短袖襯衫,下身穿一條用染黑了的日本尿素化肥袋子fèng成的褲子。上述服裝被露水打濕後,緊緊地貼在皮肉上。她已跟赤身裸體差不多。通過看這種情景下的方碧玉,我才基本了解到,女人是什麼樣子。還有一景應該寫:“日本尿素”幾個黑體大字,是尼龍袋上原本有的,小日本科技發達,印染水平高,我們鄉下土染坊的顏色壓不住那些字,現在,那幾個黑體大字,清晰地貼在方碧玉屁股上;左瓣是“日本”,右瓣是“尿素”。於是方碧玉便有了第三個諢名:“日本尿素”。

  後來她知道了這風景,便再也不穿那條褲子,但諢名卻叫了很長一陣子。一般的玩笑難讓方碧玉發火。可這傢伙一旦發了脾氣,真是雷霆閃電,暴風驟雨,罵起人來嘴像機關槍一樣。

  有一年棉鈴蟲猖獗,把幾乎所有的棉桃兒都咬了。棉桃遭咬,很快就脫落,而落了桃的棉花等於白種。隊長著急,動員全隊,老婆孩子齊上陣,提著大瓶子捉蟲。二百條蟲一個工分。眼尖手快的一上午能抓兩千多隻。隊長一看開出工分太多,就改了價碼。由兩百條蟲一工分改成五百條蟲一工分。那些肉蟲子花花綠綠的,什麼顏色都有。一下工大家就在路上數蟲子。隊長看不過來,由點數改為稱斤兩。二兩蟲子一分。怕蟲子爬回地里去,也怕私心重的人搗鬼,隊長讓大家把蟲子提到生產隊倉庫里,由保管員過秤。有人把過了秤的蟲子提回家餵雞,雞吃了幾隻後,就抻著脖子嘔吐,連雞都消受不了的蟲子,其惡可知。

  跟我們一起抓蟲子的有一位王大娘,面目慈祥。她早年信過基督教,抓一條蟲子念一聲阿彌陀佛,基督教徒口宣佛號,又是一個中西合璧的活證據。她說,這是些神蟲,抓不盡的,到廟裡做點法事吧。有青年人斥她為老迷信,她說,不怕你們年小的嘴硬,有你們求神找不到廟門的時候。

  還是回過頭來說說種棉花的情景吧。天道輪迴,旱一陣澇一陣。60年代澇雨成災,房頂上掛浮柴。70年代來了旱魃,地幹得像窯,種棉花要用水。先打井,好累的活啊。犁開溝,挑著擔子擔水,往豁開的壟溝里澆。一桶水傾倒,啦一聲就沒有了。旱得冒青煙了。挑一天水,肩膀腫得像饅頭,遭老了罪了。赤著腳,冷、硌、扎,也得赤著,省鞋。方碧玉戴著一副帆布墊肩,墨綠色的,荷葉狀,顯得脖子更長,如同一支蓮蓬,從荷葉間高挑出來。因為她習練過武功,氣力非凡,所以,她的勞動富有表演意味。這傢伙挑著兩桶水大步流星,扁擔顫顫悠悠,水桶悠然晃動,宛若小鷹展翅,也可能我太迷戀這方碧玉了,所以她的一切我都陶醉。小青年最初的戀人多半都是比自己大的女人,孩子半大不小,青杏半熟,有酸有甜,既需要母愛又需要性愛,大女人正好一身二任。

  我還忘了說啦,給努芽的棉籽拌“3911”時節,多半刮東南風,cháo濕、輕柔的東南風把極其難聞的毒藥味兒吹到家家戶戶,吃飯也不香,睡覺也不寧,但心裡卻莫名其妙地興奮,在漆黑的夜裡,在毒藥的薰陶下,我感到心裡不寧,惴惴不安,幸福加上點恐怖。劇毒農藥催開了我的情竇。開始往臉上抹一點“葵花”牌香脂,偷我大姐的。大姐發現了就和我吵架,罵我:不害羞!小廝也學著浪。大姐罵我時我父親就用深惡痛絕的目光剜我。吃罷晚飯我躥出家門,像條小公狗一樣在灰白的大街上奔跑,滿口的革命樣板戲,因為處在變聲期,嗓子沙啞,不利索,高音總上不去,很不得意。跑一陣便在方碧玉家門前徘徊。她家門前是一塊空場,有一些糙垛,棉花柴、玉米秸什麼的。一條公狗在糙垛邊磨磨蹭蹭,不知道搞什麼鬼名堂。我當時穿得很單薄,站半夜竟不覺得冷,冷也不撤退,總幻想著奇蹟出現:心有靈犀的方碧玉臉上擦著香噴噴甜絲絲的“葵花”牌香脂,上身穿著水紅緊身衣、醬紅針織衫、紅毛衣、灰咔嘰布褂子,下身穿著紅花布褲衩、醬紅絨褲、藍布褲子,腳上穿著花格尼龍襪子,塑料底緊口布鞋,裊裊婷婷地、轉彎抹角地來到了我的身邊。她從沒如過我的願。其實這傢伙一定能夠感覺到我對她的愛慕,只是不願搭理我就是了。

  還要給棉花剪瘋枝,掐頂心,噴矮壯素,噴催熟劑。過了中秋節,頭茬棉花就要開放了。

  摘棉花也不是輕鬆活兒。採茶姑娘們絕對沒有電影《劉三姐》里那麼浪漫。腰疼著呢!

  關於摘棉花,故事很多。不過也真有首“摘棉歌”,作者不知何人。曲調我無法表現,歌詞是這樣:

  八月裡來八月八

  姐妹們呀上坡摘棉花

  眼前一片白花花

  左右開弓大把抓,抓,抓,抓

  ……

  我是半拉子勞力,隊長分派我跟女人們一起去摘棉花。當時感覺很窩囊,現在想來很浪漫。摘棉花論斤數記工分,所以大家死命地摘。

  方碧玉自然也是摘棉花的快手。

  因為有了方碧玉,什麼腰痛、手痛,全都拋到九霄雲外。

  摘棉花的季節跟煮熟的紅薯、醃紅蘿蔔條、大蔥、豆瓣醬有聯繫。為了搶摘,我們的午飯都在地里吃。

  棉花運到生產隊倉庫里,由老太太們擇去沾在花絮上的糙,攤在秫秸箔上晾曬,然後裝包,由男勞力們裝上大車小車,送到棉花加工廠里賣掉,而這時,棉花加工廠里的好戲就開始了。

  1973年,我和方碧玉一起,到離我們家二十里的棉花加工廠里去乾季節性合同工。這是個美差。我能去棉廠是因為我叔叔在那廠里干會計。方碧玉能去棉廠,是因為她已成為我們大隊支部書記國家良那個疤眼兒子國忠良的未婚妻。

  那年我17歲,方碧玉22歲。我們懷揣著大隊裡的證明信,背著鋪蓋捲兒,走出了從未離開過的村莊,踏上了通往縣棉花加工廠的車馬大道。支部書記的疤眼兒子國忠良像個跟屁蟲一樣跟在我們背後。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們背後,因為他和方碧玉訂了婚。在我們那兒,定婚契約似乎比蓋著大紅印章的結婚證書還要重要。我不清楚國忠良的準確年齡,估計將近30歲吧。我恨這個傢伙。我幾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敵。當然,這字眼既抬舉了他也抬舉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視著這個身軀高大、儼然一座黑鐵塔似的我們村的太子。他馬牙、驢嘴、獅鼻,兩隻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開,臉上布滿了青紫的疙瘩,眼皮上有一堆紫紅的疤痕,據說是生眼癤子落下的。離村已有5里遠了,他還沒有絲毫回去的意思。方碧玉突然站住,半側著身子,眼睛注視著路邊那些生滿了毒蟲的疤瘌柳樹,像木頭一樣用木頭般的聲音說:

  “你甭送了。”

  國忠良血液上沖,臉皮變紫,眼皮上那堆肉雜碎變得像成熟的桑椹。他那兩隻小蒲扇一樣的大手下意識地搓著嶄新的灰布制服,口唇扭動,發出吭吭哧哧的聲音。

  “你回去吧。”方碧玉說。

  “俺……俺娘……俺爹……讓俺往遠里送送你……”

  “回去跟你爹娘說,讓他們放心。”方碧玉大步向前走去。

  我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還在搓衣裳的國忠良,尾隨著方碧玉往前走。我甚至無恥地說:

  “忠良大哥,碧玉姐讓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昨天夜晚的情景如同翩翩的蝴蝶飛到我的眼前。我家那隻蘆花公雞學母雞叫,好運氣降臨,我的福氣逼得家禽都性錯亂。爹對我說:

  “支書終於開了恩,放你去棉花加工廠了。吃過晚飯你到支書家去趟,說話小心點,別惹他老人家生氣。站著,讓座你也別坐,聽仔細了沒有?”

  我牢記著爹的話,衣袋裡裝著母親給我的十個雞蛋,忐忑不安地往支書家走。十個雞蛋,讓我心疼。支書家的黑狗猛撲上來,嚇得我喪魂落魄,緊貼在牆邊。是國忠良喝退了黑狗,並把我引進了他的家。玻璃罩子燈明亮。支書盤著腿坐在炕上,像一尊神秘的大佛。我喉嚨發緊,說話不利索。支書睜開眼,輕蔑地打量著我,使我小肚子下墜,想蹲茅坑。俺爹……說你……叫俺……我說著,看到他擺擺手說你坐下吧,果然是嗓音洪亮,猶如銅鐘。老人們說有大造化的人都是聲若銅鐘。我忘了爹的囑託,忸忸怩怩地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支書說,小子,看在你叔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馬。我感激不盡,胡亂點頭。你們家出身老中農,土地改革時你家門上貼過封條,你知道嗎?你堂叔1947年逃竄到台灣你知道嗎?我嚇得直冒冷汗,支書繼續說,我能放你出去就能揪你回來,你不要忘了姓什麼!我連連點頭。支書說,方碧玉跟你一起去。她是什麼人你知道嗎?我連連點頭。知道就好,你給我看著她,有什麼情況立即回來跟我說,她出了事我找你。我夾著尾巴逃回家,褲襠里濕漉漉的。衣袋裡粘糊糊,十個雞蛋碎了八個。母親痛罵我,並掄起燒火棍敲打我的頭。爹寬宏大量地說:算了,別打了,明天他就要去棉花加工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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