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頁
第一個應急避險場地，就這樣誕生了。
2004年，北京市的有關領導在北京減災協會開會時表示，北京市要推廣市地震局和朝陽區的這一試點工程，建設更多的避險場地，初步要求每個區要有一個面積比較大些的。中國地震局也要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大中城市，要考慮建設應急避險的場地和設施，而且，國務院對防震減災工作的要求里也明確提到要這個問題。各省、地、市的許多領導和專家，陸續來到北京朝陽區元大都遺址公園考察學習。
2006年來到了從北京市開始考慮防震減災立法時起，已經又是十年。北京市在市政府領導下，吉林副市長具體負責，由北京市地震局具體指導，已經在各區縣建設了20處應急避險場所。全國各大城市，也紛紛開始了這項工作，像上海、天津、汕頭、廣州、南寧、青島、廈門、大連等等，都開始注意並實施了應急避險建設工程，並且因地制宜，不斷完善其功能，注重實用，平時常備不懈，緊急時派上用場。這項工作看似不大，卻引起很大反響，這是為什麼呢？<br>by hzyben from www.sjshu.net/?a=hzyben<br>正是因為所想到的是群眾最需要的，是減輕災害的基礎設施，體現了以人為本的觀念，所以受到了群眾的認可。更重要的是，從各級政府到人民群眾，對防災減災比以前更重視了，更關心了，安全意識和防災意識比以前加強了。
我又想起了當年學校校園裡的那幾百人居住的、連成一片的“防震棚”。30年過去，只是瞬間。社會進步了，經濟發展了，安全意識呢？也要同步發展，包括建設“應急避險場地”在內，我們要更周密、細緻地思考減輕災害的各項具體措施，把防震減災的工作做得更好。
是以此文，紀念唐山地震30周年，祭奠逝去的亡者，鼓勵從事防震減災工作的同事，腳踏實地地為國家和人民的平安康樂，多做一點貢獻。
>
銘記與思索（1）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金磊儘管1976年7月28日那場巨災已過去30周年，儘管經過近30年的努力唐山災區已消滅了災難痕跡；儘管現在一二十歲的唐山青少年甚至不太知曉歷史上曾發生的那場噩夢；儘管與新唐山一同走來的還有無數個來自國內外的建設榮譽和獎項，但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來的“大日子”面前，作為每一位國人都該認真梳理思緒。我作為一個已經走上防災減災之路近20年的城市建設科技工作者，尤願以自己的感受，也來一個驀然回首，因為唐山大地震的記憶確能讓人產生一種激情的書寫及思索。
我是天津人，唐山大地震時恰逢高中畢業，是地震使天津也成為重災區之一，是地震讓天津留下更多的高中畢業生為天津城市建設恢復而工作，我也正是這樣的幸運者。而更是由於留在天津做了工人，使我要再次讀書，而步入大學更讓我畢業後自覺不自覺地從事了近20年的防災減災研究。
現在我都記得清地震中那聲巨響記得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和弟弟被大地震搖醒。此時，室內電燈已不亮，由於劇烈的晃動，拉線開關的燈繩已找不到了，我在黑暗中拿起凳子放在床上，可由於晃動太厲害，我站立不穩從高處摔了下來，這時才意識到是發生地震了。由於此前沒有對大地震恐怖的認知，甚至認為很好玩，是在爸爸的催促下我和弟弟才跑出房門下了樓。
當全家人及全院鄰居陸續跑到院子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居住的院落對避難十分危險），就聽到附近大街小巷中傳來的哭聲與叫聲，這才開始意識到我所在的城市發生了“災事”。我和弟弟幾乎猛然想到了我們的那些寶貝：地震前夜的7月27日晚上，天氣悶熱，我們全家還有從濟南來津過暑假的小表妹在吃過西瓜後，舉行了一場“家庭音樂會”，因睡得太晚，因沉浸在太多的美好之中，大提琴未入袋，小提琴也未入盒，手風琴更未及時裝箱……地震中，這些樂器是否安然無恙？聽爸爸講，我們家的大屋的頂棚已經出現了裂fèng，我們就更加擔心了。過了1個多小時，驚恐的人們隨天漸漸亮起紛紛回家去取重要的物件，我和弟弟也大著膽子跑回我家大屋，只見門框已毀壞，門已經鎖不上了，頂上牆上的灰皮及瓦礫掉下不少，可惟獨那能奏響美好旋律的樂器完好無損。我們急忙將它們轉移到小屋，心才踏實下來。因當時我居住的大院十幾戶人家中少有傷者，因此，像往常一樣，早晨大人們都陸續上班去了，整個城市在創傷中保持著一種“隨遇的平靜”。那一天，有幾次餘震，最大的一次餘震發生在下午6點多鐘，將我家大屋的頂棚震塌了，現在我都記得那聲巨響。多虧我和弟弟的及時預防和“搶險”，否則我們那些心愛的樂器及家中的貴重物品恐怕難逃厄運。
我所居住的院子是一個由四面二層樓圍起的閉合空間，整個院落空地不大於15×35米，用現在觀點看，幾乎根本不能滿足疏散要求。早幾年因上級號召“備戰、備荒、為人民”及“深挖洞”，全院老少在院中央挖了一個防空洞，現在看來院牆未倒真是幸運，如果倒下來一切將不復存在。那是如此簡陋的防空洞，其頂竟是我院早先的大鐵門，基本上沒有疏散距離及可休息的空間，但難以想像全院幾十人竟先後在此待了幾日。而後，由於中央及天津市委的指示，我們才告別這危險的院落。我家先後在天津海河邊、我母親的學校操場等處蓋起防震棚，大約一年多以後才搬回修復後的老住所。
在台灣遇到第二次大地震其後，我被充實到建築行業，分配到天津市建築設計院，在這人才濟濟的單位做了一名汽車修理工，應該說從那時就在關注著城市的修復建設中度過。1983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更使我自然地將城市安全納入項目設計之中。迄今20多年中，曾多次去過唐山市，參加過十多次天津、唐山、北京、上海等地不同規模的防災減災會議，也作過近百次不同規模的安全講座，恰恰方便結合所設計的工程思考防災減災設計。1986—1988年我參加了第十一屆亞運會工程，我所承擔的亞運會南小區（整個亞運會動力源）電氣工程設計，就大膽嘗試用可靠性理論構成網絡，從而做到對安全設計心中有底。而後1994年受外國專家局委派赴瑞典參加災害管理及風險評估國際研修，更讓我在防災減災上前進了一步。在我的文稿中如今可以找到十幾篇在每年“7.28”前後發表的紀念文章，雖然迄今中國未將“7.28”視為“國難日”也不賦予其主題詞，但它更讓人思考，這不僅是指就唐山說唐山，更是指要結合國際大災與唐山聯想。
雖然我已算是唐山大地震的間接親歷者，本人已步入了防災減災事業，且在致力於公眾安全文化教育及災害憂患意識的普及方面不斷探索。但有一次經歷讓我難忘：2002年北京組織赴台防災考察團赴台北期間正趕上一次6級強烈地震，它不僅讓我憶起唐山，更看到有無安全文化教育的差異。5月15日正值“海峽兩岸大城市災害防禦研討會”進行大會學術報告之際，會議在台北市防災科學教育館十層學術報告廳舉行。大約上午11時42分，大地突然強烈地搖晃起來，動感十分顯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須抓緊扶手，地上的花籃都被掀翻了。面對此情此景，學術交流仍在有序地進行，全場120名聽眾基本上無緊張神態，有些騷動的倒是北京減災專家代表團的一些同事。對此，我為當時的情景拍下了一幅照片。整個地震時間大約持續了25秒。這是我親歷的記憶深刻的第二次大地震（第一次當屬1976年7月28日在天津）。11：50左右，上午的學術報告結束了，專家代表們才用手機向各地撥打電話。據悉，整個有線與無線系統中斷不到五分鐘。中午12：00，台灣氣象廳便報告說此地震震中在距台北市僅60公里的宜蘭海上，震級為65級。
>
銘記與思索（2）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正視我國災害現狀和安全文化教育的差距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來之際回憶這些經歷有何意義呢？我以為其最大的價值在於要喚起國民的防災減災及安全文化意識，最大限度地激發起中國在推進防災減災教育上的動力，因為迄今為止的幾百年中外災難史中，尚未有像唐山地震那樣如此慘烈的“災事”。作為一種思考，集中在如下幾方面：其一，該正視兩個“100萬”。30年前的7月28日，中國唐山發生了78級大地震。頃刻之間，246萬人喪生，一個百萬人口的工業化城市化為烏有。對於中國唐山大地震，國外學術界一直認為是20世紀人類最為慘烈的自然巨災。如今，我國雖然一個個叫“震生”的孩童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客觀地說，人們能有所記憶的僅僅是1986年唐山大地震10周年時錢鋼先生發表的報告文學，而在其後年份的“728”，多數媒體對這樣一件大事卻基本上保持了令社會各界十分尷尬和對公眾十分有害的沉默。面對日漸頻發的事故災難，我們在一次次反思，但發現最弱的卻是對國民安全文化教育欠缺的足夠認知。對於已經到來的“728”，中國災難史上無比沉痛的一頁，我們該如何真正走出陰影。該正視中國的“兩個”100萬：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使100萬人口的城市頃刻間化為烏有；同樣，2004年，全國有100萬個家庭因各種事故遭遇不幸。2005年6月，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公布的一組驚人數據，暴露了城市的脆弱性：2004年在全國GDP達到136萬億元的同時，也有136萬人死於事故。全國人口有13億多，差不多每1萬居民中就有一個人死於事故。2004年有70萬人因事故傷殘，再加上職業病造成的影響，2004年因事故傷亡的就達100萬人，也即一年中有100萬個家庭因事故導致不幸。
2004年，北京市的有關領導在北京減災協會開會時表示，北京市要推廣市地震局和朝陽區的這一試點工程，建設更多的避險場地，初步要求每個區要有一個面積比較大些的。中國地震局也要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大中城市，要考慮建設應急避險的場地和設施，而且，國務院對防震減災工作的要求里也明確提到要這個問題。各省、地、市的許多領導和專家，陸續來到北京朝陽區元大都遺址公園考察學習。
2006年來到了從北京市開始考慮防震減災立法時起，已經又是十年。北京市在市政府領導下，吉林副市長具體負責，由北京市地震局具體指導，已經在各區縣建設了20處應急避險場所。全國各大城市，也紛紛開始了這項工作，像上海、天津、汕頭、廣州、南寧、青島、廈門、大連等等，都開始注意並實施了應急避險建設工程，並且因地制宜，不斷完善其功能，注重實用，平時常備不懈，緊急時派上用場。這項工作看似不大，卻引起很大反響，這是為什麼呢？<br>by hzyben from www.sjshu.net/?a=hzyben<br>正是因為所想到的是群眾最需要的，是減輕災害的基礎設施，體現了以人為本的觀念，所以受到了群眾的認可。更重要的是，從各級政府到人民群眾，對防災減災比以前更重視了，更關心了，安全意識和防災意識比以前加強了。
我又想起了當年學校校園裡的那幾百人居住的、連成一片的“防震棚”。30年過去，只是瞬間。社會進步了，經濟發展了，安全意識呢？也要同步發展，包括建設“應急避險場地”在內，我們要更周密、細緻地思考減輕災害的各項具體措施，把防震減災的工作做得更好。
是以此文，紀念唐山地震30周年，祭奠逝去的亡者，鼓勵從事防震減災工作的同事，腳踏實地地為國家和人民的平安康樂，多做一點貢獻。
>
銘記與思索（1）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金磊儘管1976年7月28日那場巨災已過去30周年，儘管經過近30年的努力唐山災區已消滅了災難痕跡；儘管現在一二十歲的唐山青少年甚至不太知曉歷史上曾發生的那場噩夢；儘管與新唐山一同走來的還有無數個來自國內外的建設榮譽和獎項，但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來的“大日子”面前，作為每一位國人都該認真梳理思緒。我作為一個已經走上防災減災之路近20年的城市建設科技工作者，尤願以自己的感受，也來一個驀然回首，因為唐山大地震的記憶確能讓人產生一種激情的書寫及思索。
我是天津人，唐山大地震時恰逢高中畢業，是地震使天津也成為重災區之一，是地震讓天津留下更多的高中畢業生為天津城市建設恢復而工作，我也正是這樣的幸運者。而更是由於留在天津做了工人，使我要再次讀書，而步入大學更讓我畢業後自覺不自覺地從事了近20年的防災減災研究。
現在我都記得清地震中那聲巨響記得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和弟弟被大地震搖醒。此時，室內電燈已不亮，由於劇烈的晃動，拉線開關的燈繩已找不到了，我在黑暗中拿起凳子放在床上，可由於晃動太厲害，我站立不穩從高處摔了下來，這時才意識到是發生地震了。由於此前沒有對大地震恐怖的認知，甚至認為很好玩，是在爸爸的催促下我和弟弟才跑出房門下了樓。
當全家人及全院鄰居陸續跑到院子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居住的院落對避難十分危險），就聽到附近大街小巷中傳來的哭聲與叫聲，這才開始意識到我所在的城市發生了“災事”。我和弟弟幾乎猛然想到了我們的那些寶貝：地震前夜的7月27日晚上，天氣悶熱，我們全家還有從濟南來津過暑假的小表妹在吃過西瓜後，舉行了一場“家庭音樂會”，因睡得太晚，因沉浸在太多的美好之中，大提琴未入袋，小提琴也未入盒，手風琴更未及時裝箱……地震中，這些樂器是否安然無恙？聽爸爸講，我們家的大屋的頂棚已經出現了裂fèng，我們就更加擔心了。過了1個多小時，驚恐的人們隨天漸漸亮起紛紛回家去取重要的物件，我和弟弟也大著膽子跑回我家大屋，只見門框已毀壞，門已經鎖不上了，頂上牆上的灰皮及瓦礫掉下不少，可惟獨那能奏響美好旋律的樂器完好無損。我們急忙將它們轉移到小屋，心才踏實下來。因當時我居住的大院十幾戶人家中少有傷者，因此，像往常一樣，早晨大人們都陸續上班去了，整個城市在創傷中保持著一種“隨遇的平靜”。那一天，有幾次餘震，最大的一次餘震發生在下午6點多鐘，將我家大屋的頂棚震塌了，現在我都記得那聲巨響。多虧我和弟弟的及時預防和“搶險”，否則我們那些心愛的樂器及家中的貴重物品恐怕難逃厄運。
我所居住的院子是一個由四面二層樓圍起的閉合空間，整個院落空地不大於15×35米，用現在觀點看，幾乎根本不能滿足疏散要求。早幾年因上級號召“備戰、備荒、為人民”及“深挖洞”，全院老少在院中央挖了一個防空洞，現在看來院牆未倒真是幸運，如果倒下來一切將不復存在。那是如此簡陋的防空洞，其頂竟是我院早先的大鐵門，基本上沒有疏散距離及可休息的空間，但難以想像全院幾十人竟先後在此待了幾日。而後，由於中央及天津市委的指示，我們才告別這危險的院落。我家先後在天津海河邊、我母親的學校操場等處蓋起防震棚，大約一年多以後才搬回修復後的老住所。
在台灣遇到第二次大地震其後，我被充實到建築行業，分配到天津市建築設計院，在這人才濟濟的單位做了一名汽車修理工，應該說從那時就在關注著城市的修復建設中度過。1983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更使我自然地將城市安全納入項目設計之中。迄今20多年中，曾多次去過唐山市，參加過十多次天津、唐山、北京、上海等地不同規模的防災減災會議，也作過近百次不同規模的安全講座，恰恰方便結合所設計的工程思考防災減災設計。1986—1988年我參加了第十一屆亞運會工程，我所承擔的亞運會南小區（整個亞運會動力源）電氣工程設計，就大膽嘗試用可靠性理論構成網絡，從而做到對安全設計心中有底。而後1994年受外國專家局委派赴瑞典參加災害管理及風險評估國際研修，更讓我在防災減災上前進了一步。在我的文稿中如今可以找到十幾篇在每年“7.28”前後發表的紀念文章，雖然迄今中國未將“7.28”視為“國難日”也不賦予其主題詞，但它更讓人思考，這不僅是指就唐山說唐山，更是指要結合國際大災與唐山聯想。
雖然我已算是唐山大地震的間接親歷者，本人已步入了防災減災事業，且在致力於公眾安全文化教育及災害憂患意識的普及方面不斷探索。但有一次經歷讓我難忘：2002年北京組織赴台防災考察團赴台北期間正趕上一次6級強烈地震，它不僅讓我憶起唐山，更看到有無安全文化教育的差異。5月15日正值“海峽兩岸大城市災害防禦研討會”進行大會學術報告之際，會議在台北市防災科學教育館十層學術報告廳舉行。大約上午11時42分，大地突然強烈地搖晃起來，動感十分顯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須抓緊扶手，地上的花籃都被掀翻了。面對此情此景，學術交流仍在有序地進行，全場120名聽眾基本上無緊張神態，有些騷動的倒是北京減災專家代表團的一些同事。對此，我為當時的情景拍下了一幅照片。整個地震時間大約持續了25秒。這是我親歷的記憶深刻的第二次大地震（第一次當屬1976年7月28日在天津）。11：50左右，上午的學術報告結束了，專家代表們才用手機向各地撥打電話。據悉，整個有線與無線系統中斷不到五分鐘。中午12：00，台灣氣象廳便報告說此地震震中在距台北市僅60公里的宜蘭海上，震級為65級。
>
銘記與思索（2）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正視我國災害現狀和安全文化教育的差距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來之際回憶這些經歷有何意義呢？我以為其最大的價值在於要喚起國民的防災減災及安全文化意識，最大限度地激發起中國在推進防災減災教育上的動力，因為迄今為止的幾百年中外災難史中，尚未有像唐山地震那樣如此慘烈的“災事”。作為一種思考，集中在如下幾方面：其一，該正視兩個“100萬”。30年前的7月28日，中國唐山發生了78級大地震。頃刻之間，246萬人喪生，一個百萬人口的工業化城市化為烏有。對於中國唐山大地震，國外學術界一直認為是20世紀人類最為慘烈的自然巨災。如今，我國雖然一個個叫“震生”的孩童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客觀地說，人們能有所記憶的僅僅是1986年唐山大地震10周年時錢鋼先生發表的報告文學，而在其後年份的“728”，多數媒體對這樣一件大事卻基本上保持了令社會各界十分尷尬和對公眾十分有害的沉默。面對日漸頻發的事故災難，我們在一次次反思，但發現最弱的卻是對國民安全文化教育欠缺的足夠認知。對於已經到來的“728”，中國災難史上無比沉痛的一頁，我們該如何真正走出陰影。該正視中國的“兩個”100萬：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使100萬人口的城市頃刻間化為烏有；同樣，2004年，全國有100萬個家庭因各種事故遭遇不幸。2005年6月，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公布的一組驚人數據，暴露了城市的脆弱性：2004年在全國GDP達到136萬億元的同時，也有136萬人死於事故。全國人口有13億多，差不多每1萬居民中就有一個人死於事故。2004年有70萬人因事故傷殘，再加上職業病造成的影響，2004年因事故傷亡的就達100萬人，也即一年中有100萬個家庭因事故導致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