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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該進行中外安全文化教育差距之比較。自2003年末至今，井噴、火災、爆炸、踩踏事故、遊船翻沉、文物燒毀事故等，被媒體通天熱炒，已是一種社會防災預警的覺醒，但仍需要對比中外公眾在安全文化上的差異：（1）中外公眾的不同生命價值觀。西方人——“惜命如金”、“珍視健康”；中國人——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於“事業”之後，從而導致了對生命的“無視”與“踐踏”。不少事故源於“要錢不要命”；（2）中外公眾的不同行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遵守安全規章制度表現出自覺性及自律性，強調保障安全是人的權力；中國人——從古人至今更多地強調用典範的影響力來影響行為，此種方式極不適宜現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頻發“三違”現象的文化基礎；（3）中外公眾的不同的“生命文化”原則。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國人——過多地宣傳了“國家財產第一原則”，所以與“應急避險權”所主張的“生命高於一切”的安全原則格格不入；（4）中外公眾的不同安全技能觀。西方人——美國早在1985年就組建了社區救災反應隊，美國國家防火協會經常組織北美統一的火災“大逃亡”訓練活動；中國人——現在還停留在對安全警鐘的認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國共舉辦過幾十萬人參加的近千次各類防災演習，但每每事故慘劇暴露出的問題還都是安全知識、安全技能、安全產品上的問題。它告誡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系統地開展公眾安全文化教育。
具體講，要提高我國國民的公共安全防災文化意識還至少必須關注兩點：一是政府對公共安全職能的定位。無論是新北京、新奧運，還是全面小康建設，公共安全問題都成為人們的公共需求。按照美國學者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在溫飽及生理需求滿足後，安全生存已成為首要目標。公共安全對於一個城市而言，不僅是一種需求，更成為一種文明標誌，為此應成為考查政府績效的關鍵指標；二是該告之公眾的是安全是人們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研讀並實踐它正是當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機的良方，其關鍵點在於不要“就事故論事故”，而是要從更高的文化層面去剖析事故災禍的發生背景中人為致因的種種要素。
（1） 城市災難，饋贈給人類的難題，要求人類去正確解讀。面對突發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現過度的焦慮、無助、沮喪與恐慌，但逆境催人成熟，從安全文化層面上講，災害有理由且事實上使人類演習了應對技能。不能不承認，由於我們平時太缺少準備，經歷了從茫然、無措、正視、反思、調整到逐步地鎮定，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構過程；（2） 城市災難，更呼喚行政與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鑄。文化的重鑄在危機開始時並未凸顯，它是長期以來社會上一些思維慣性與惰性的反映，事實上也是對我們向來以樂觀主義為主流的文化習性的寫照。危機就是危機，有專家將其描述為軟危機，既然是“軟”的就不構成災難，這分明是一種危害更大的文化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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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與思索（3）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3） 城市災難，在抗擊非典中體現出的責任及關懷，更滲透著一種可貴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應該說，由於全社會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夠及時，不夠普及，公眾中發生一定程度的恐慌是災難事件中的正常反應，但由於災難本身及公眾的復甦的希望，人們的“人情味”開始變得濃郁，人們及社會增加了一種對生命價值更深切的理解，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
其三，該如何展開國家層面的“728”唐山大震30周年紀念。面對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1998年米奇颶風（死亡近2萬人），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嘯（死亡20多萬人）的慘重災難，雖然人類正探求更準確的預報手段，但對於下一次災難何時臨頭，下一次大災是什麼，尚說不清楚。因此，中國極有必要從現在起認真研究並策劃好2006年“728”大地震30周年紀念行動。我以為，在確定並設立“728”為全國“防災減災日”的同時，要抓住7月28日的時機，做深全民的安全文化自護教育活動，建議應開展的活動是：（1）組織一次以“平安中國，和諧社會”為主題的全國安全文化普及教育的徵文及知識競賽，讓更多的“親歷者”講述發生在身邊的歷史及現實中災害“故事”，將系統化、專業化的安全文化知識傳授給公眾；（2）組織一個高水準的以“人與自然，如何應對突發災害危機”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重點總結20世紀以來國際社會及各國面對自然巨災及特大型事故（高風險危害）所採取的對策，經驗與教訓。此會議應由中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力求反映出中國對全球安全減災事業的新貢獻；（3）組織國內專家再一次站在21世紀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視角上全方位思考唐山“728”大地震，其命題包括：唐山大地震作為人類災難的極致，是否可以成功預測，使那些悲劇不發生；唐山大地震屬地域性災難，如何防止並減弱它的社會振盪及影響，是現代社會極為關注的社會問題，對此應如何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更加有效的工作；唐山大地震給今人的頓悟是如何高舉“科學減災”的旗幟，客觀地對災情完成從預警、防範、救援、搶險、恢復生活全過程。在大地震腹地的開灤煤礦，30年前由於有“寧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抗震思想指導，使井下萬名礦工在大地震到來後成功脫險，其意義在於它為人類防災減災提供了科學範本，然而對此我們宣傳的為什麼太少……
唐山大地震、印度洋地震海嘯使我們深感，人是渺小的，但在與災害的抗爭中，人又是偉大的和能有所作為的。在防災減災這場悲壯的人與自然的較量中，人性如建築一般經歷了破碎與再組合。災害雖可抹掉一切城市的痕跡，但人類及其人性的力量最終會全面凸顯出來，會升華起在新世紀條件下中華民族對生存與生命意義的認知，這或許才是我們超前研討“十一五”國家安全減災文化宣教計劃的緣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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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講，要提高我國國民的公共安全防災文化意識還至少必須關注兩點：一是政府對公共安全職能的定位。無論是新北京、新奧運，還是全面小康建設，公共安全問題都成為人們的公共需求。按照美國學者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們在溫飽及生理需求滿足後，安全生存已成為首要目標。公共安全對於一個城市而言，不僅是一種需求，更成為一種文明標誌，為此應成為考查政府績效的關鍵指標；二是該告之公眾的是安全是人們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研讀並實踐它正是當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機的良方，其關鍵點在於不要“就事故論事故”，而是要從更高的文化層面去剖析事故災禍的發生背景中人為致因的種種要素。
（1） 城市災難，饋贈給人類的難題，要求人類去正確解讀。面對突發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現過度的焦慮、無助、沮喪與恐慌，但逆境催人成熟，從安全文化層面上講，災害有理由且事實上使人類演習了應對技能。不能不承認，由於我們平時太缺少準備，經歷了從茫然、無措、正視、反思、調整到逐步地鎮定，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構過程；（2） 城市災難，更呼喚行政與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鑄。文化的重鑄在危機開始時並未凸顯，它是長期以來社會上一些思維慣性與惰性的反映，事實上也是對我們向來以樂觀主義為主流的文化習性的寫照。危機就是危機，有專家將其描述為軟危機，既然是“軟”的就不構成災難，這分明是一種危害更大的文化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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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與思索（3）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3） 城市災難，在抗擊非典中體現出的責任及關懷，更滲透著一種可貴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應該說，由於全社會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夠及時，不夠普及，公眾中發生一定程度的恐慌是災難事件中的正常反應，但由於災難本身及公眾的復甦的希望，人們的“人情味”開始變得濃郁，人們及社會增加了一種對生命價值更深切的理解，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
其三，該如何展開國家層面的“728”唐山大震30周年紀念。面對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1998年米奇颶風（死亡近2萬人），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嘯（死亡20多萬人）的慘重災難，雖然人類正探求更準確的預報手段，但對於下一次災難何時臨頭，下一次大災是什麼，尚說不清楚。因此，中國極有必要從現在起認真研究並策劃好2006年“728”大地震30周年紀念行動。我以為，在確定並設立“728”為全國“防災減災日”的同時，要抓住7月28日的時機，做深全民的安全文化自護教育活動，建議應開展的活動是：（1）組織一次以“平安中國，和諧社會”為主題的全國安全文化普及教育的徵文及知識競賽，讓更多的“親歷者”講述發生在身邊的歷史及現實中災害“故事”，將系統化、專業化的安全文化知識傳授給公眾；（2）組織一個高水準的以“人與自然，如何應對突發災害危機”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重點總結20世紀以來國際社會及各國面對自然巨災及特大型事故（高風險危害）所採取的對策，經驗與教訓。此會議應由中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力求反映出中國對全球安全減災事業的新貢獻；（3）組織國內專家再一次站在21世紀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視角上全方位思考唐山“728”大地震，其命題包括：唐山大地震作為人類災難的極致，是否可以成功預測，使那些悲劇不發生；唐山大地震屬地域性災難，如何防止並減弱它的社會振盪及影響，是現代社會極為關注的社會問題，對此應如何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更加有效的工作；唐山大地震給今人的頓悟是如何高舉“科學減災”的旗幟，客觀地對災情完成從預警、防範、救援、搶險、恢復生活全過程。在大地震腹地的開灤煤礦，30年前由於有“寧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抗震思想指導，使井下萬名礦工在大地震到來後成功脫險，其意義在於它為人類防災減災提供了科學範本，然而對此我們宣傳的為什麼太少……
唐山大地震、印度洋地震海嘯使我們深感，人是渺小的，但在與災害的抗爭中，人又是偉大的和能有所作為的。在防災減災這場悲壯的人與自然的較量中，人性如建築一般經歷了破碎與再組合。災害雖可抹掉一切城市的痕跡，但人類及其人性的力量最終會全面凸顯出來，會升華起在新世紀條件下中華民族對生存與生命意義的認知，這或許才是我們超前研討“十一五”國家安全減災文化宣教計劃的緣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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