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頁
一天，下著陰雨。地球所方蔚青同志（後調到國家科委）召喚我和他一起到國務院小禮堂，向主管地震工作的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匯報震情。地球所值班室密切注視震情發展，和我們保持聯繫。
到會後，才知道參加地震會戰的幾大部委專家和領導都來了。會議的主題有三個：地震趨勢、地震預報、地震機構。在這個會上，李四光先生從地質力學角度闡明他提出的新華夏構造體系與地震活動趨勢的關係，在一張大掛圖上，從邢台，過河間，向北東方向，揚手一揮，很自信也很懇切地說：要注意這個方向上的地震。他點了華北北部幾個地名（其中是否有唐山和海城，我記不准了）。在探討地震預報的前兆手段時，李先生舉著一個地應力儀電磁感應探頭，向總理解釋工作原理。總理聽得很細緻，邊聽邊問，還一邊記在紙上。
在這個會上，總理和李先念、紀登奎等與會的副總理商定成立“中央地震工作領導小組”，由李四光任組長。從此，參加會戰的幾大部委不再“各開爐灶各起火”，真正合成一家了。1971年，國家地震局成立（2000年，改稱中國地震局）。有人把1966年邢台地震作為中國地震預報的里程碑，而國家地震局的成立，為中國地震預報的發展奠定組織基礎。
>
聆聽地動脈音的十年（2）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由於地震災害的慘烈，由於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揮，由於地震專業隊伍的年輕活力，同時由於當時的特殊政治背景，在地震戰線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呼聲，要在地震預報這個領域為人類做出貢獻，“放原子彈、氫彈”！
（三）
20世紀70年代，兩次地震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個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一個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這兩個地震相隔不過一兩百公里，前後僅僅相差17個月！但對地震工作者來說，像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大自然把我們拋上又摔下，讓你笑不得，哭不得。只有經過這個年代的“地震人”才會有的歡樂和悲哀。
走過來的人都記得，20世紀70年代的前五年，進駐大華北地震現場的專業隊伍多達萬人，採用的各種觀測儀器數量多達上千件，再加上“廣大工農兵群眾”組成的業餘測報隊伍，形成名副其實的浩浩蕩蕩的地震預報大軍。
儘管地震是小概率事件，預報難度大，但在特定的地震區和一定的地震活動期內，中小地震頻發，檢驗方法的機會多，預報成功的機遇大。在當時，有非常豐富的前兆異常資料，即使採用“看圖識字”等直觀方法，預報也能“屢屢得手”。大家不由得驚嘆不已，興奮不已。有“紅寶書”，有成就感、使命感、緊迫感、榮譽感等等精神力量的驅動，我們的同志更加吃苦耐勞、不畏艱險、勇於實踐、大膽預報，取得不少感性認識和實踐經驗。像是摸到了苗頭，像是看到了曙光。等待著、期盼著、爭取著取得勝利的那一天。
蒼天不負有心人。1975年，大地對我們的誠意和辛苦給予回報。這是人類預報地震歷史上的重大突破。直到目前為止，這是被聯合國和國際科研組織承認的惟一“有預報依據並取得減災實效”的地震事件。
成功歸成功。但人類（應當說是我們）過於衝動了。當時一位領導，曾在一次莊嚴的大會上宣稱：“地震預報的堅冰已經打開”。剩下的就是“乘勝前進”了。當然，我們有些科技工作者頭腦冷靜，提出對地震預報水平不能估計過高。但有相當多的人的思想，因思維模式上的疲勞而疲勞了，不去想更多困難。這與那個年代泛濫成災的形式主義和空泛口號有關。1975年的預報成功，使眾人為之振奮，精神抖擻，一掃征塵。似乎這次的成功預報標誌著，我們真的看穿了天，洞察了地，預報地震不在話下了，正準備開發地震的能量“為我所用”了。忘乎所以，忘記人是地球演化的產物，忘記了人終究是大地的兒子。
但是，大地並沒有忘記我們，沒有欺騙它的兒子。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簡單明了的“語言”促成我們預報成功一樣，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時提醒我們，在科學面前來不得半點驕傲。
1976年7月28日，在華北重鎮唐山發生了20世紀後半葉死亡人數和財產損失最大的破壞性地震，將24萬生命和100億人民幣寫進了歷史。
對於唐山大地震，我們沒有做出臨震預報。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疑問：這次地震發生前一點異常都沒有嗎？當年，錢鋼寫了一本影響巨大的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最近再版。唐山地震的巨大災害，對國人的影響太深、太大、太久了。即使再經過10年、20年、30年，依然有值得總結和思考的問題。
談起1976年唐山地震後地震工作者的處境，陳煥新有一部反映地震部門工作的報告文學，書名就叫《一個沒有掛牌子的國務院機關》。那個機關就是中國地震局。我們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從事地震事業，用“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來形容並不過分。我們一門心思要搞出地震預報，為了給震區老鄉提前打個招呼，夢裡都在想前兆，想預報。但是，科學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地震類型的多樣性，地震過程的複雜性，發布預報所涉及的社會問題的敏感性，以及一次災害地震帶來的巨大傷亡和社會動盪，使我們深感心理壓力和肩頭擔子的沉重。現在人們認識到，也取得社會公眾的理解和認同。這是社會進步的標誌。這是世界地震科學發展水平問題，防震減災任重而道遠。
從1966到1975（包括1976）的十年間，中國的地震工作者沒有片刻歇息。“不搞出地震預報死不瞑目”，成為具有那個時代特徵的地震戰士的豪言壯語。歲月蹉跎。當年的小青年，大都老矣，多已退休。人未閒置，事業未成。一顆顆不息的心，仍在跳動。我們相信歷史，我們相信後人，後人會在歷史上對這一代人的工作給出一個公正評價。
（四）
20世紀80年代，有重要影響的不僅有地震，而且有兩件大事：一個是國際上開始醞釀、直到90年代才開始執行的一項“十年減災計劃”（1990—1999），另一個是隨國內改革力度加大，依法治國和科教興國的方針開始落到包括地震在內的各個具體領域的實處。這兩件事，讓我們從理念和立法上把近代中國地震事業推上歷史的高度。這在地震事業的發展歷程中，是了不起的大事，這是用實際行動紀念唐山—海城地震。
>
聆聽地動脈音的十年（3）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這段時間的典型地震事件是1988年的雲南瀾滄—耿瑪地震，發生在這個年代的尾部，業內人士稱其為“信號震”，表示下一個新的地震活動期的開始，換種說法，表示上一個地震平靜期的結束。但它不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地震那樣具有標誌性特徵。
從地震工作的角度看，這個年代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休養生息”的時間。有人說，這是一個人類與地震的休戰期。大地累了，人也累了。大地要利用這個時間積蓄能量，人要利用這個時間進行反思。偃旗息鼓，雙方取得表面的寧靜。從此開始長達約十年的戰略思考和戰略性實踐。
有人把中國地震事業在這個年代的變化，稱為大調整。這次調整所發生的變化，在“中國地震事業發展史課題組”撰寫的《艱苦奮鬥五十載 防震減災鑄輝煌——中國地震事業50年紀念》一文中，有所反映。摘要如下：第一，首次對地震預報的現狀做了較為客觀的評價，並且就長期、中期、短期和臨震的四個階段（實際代表不同類型）給予不同可信度的評價。其中，對短臨預報的成功，提出若干約束條件，如“對於地震類型簡單、觀測環境良好、通訊條件理想、觀測資料充分、分析經驗豐富的地區的較大地震”，可以做出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預報。
第二，首次對防震減災工作作了全面闡述。開始形成監測預報、災害防禦、應急救助和震後恢復的科學認識。後來寫進“防震減災法”內的“地震工作四個環節”，以及中央明確的當前地震工作的三大工作體系，基本源於這個時期的理論提煉。
第三，由於以上這兩個“首次”，使我們在思想認識上獲得解放，從而避免一談預報，就狹窄的限定為幾天或幾個小時的臨震預報的尷尬局面；同時也避免一談地震工作就是預報那麼一點點的領域的被動處境。社會逐漸認同我們的認識。最近有家媒體的記者感慨地震工作的深入和廣泛後，很富同情心地說，你們付出的太多了，你們的工作是一條在“人生不歸路上”行進的高尚職業。可以這樣說，我們首次從自我設置的思想“約束”中解脫出來了 .第四，由于思想認識上的解放，使我們在隊伍建設上也發生重要變化。在這個時期，地震局直屬研究所的不少業務骨幹，下到省局，省局骨幹下到地方；同時，不少地方行政幹部和管理幹部，充實到我們這個原由幾大部委的技術幹部為主要成分的班子裡來。在某種意義上，一座地震科學的象牙之塔終於溶入生機勃勃的大社會裡了。
到會後，才知道參加地震會戰的幾大部委專家和領導都來了。會議的主題有三個：地震趨勢、地震預報、地震機構。在這個會上，李四光先生從地質力學角度闡明他提出的新華夏構造體系與地震活動趨勢的關係，在一張大掛圖上，從邢台，過河間，向北東方向，揚手一揮，很自信也很懇切地說：要注意這個方向上的地震。他點了華北北部幾個地名（其中是否有唐山和海城，我記不准了）。在探討地震預報的前兆手段時，李先生舉著一個地應力儀電磁感應探頭，向總理解釋工作原理。總理聽得很細緻，邊聽邊問，還一邊記在紙上。
在這個會上，總理和李先念、紀登奎等與會的副總理商定成立“中央地震工作領導小組”，由李四光任組長。從此，參加會戰的幾大部委不再“各開爐灶各起火”，真正合成一家了。1971年，國家地震局成立（2000年，改稱中國地震局）。有人把1966年邢台地震作為中國地震預報的里程碑，而國家地震局的成立，為中國地震預報的發展奠定組織基礎。
>
聆聽地動脈音的十年（2）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由於地震災害的慘烈，由於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揮，由於地震專業隊伍的年輕活力，同時由於當時的特殊政治背景，在地震戰線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呼聲，要在地震預報這個領域為人類做出貢獻，“放原子彈、氫彈”！
（三）
20世紀70年代，兩次地震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個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一個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這兩個地震相隔不過一兩百公里，前後僅僅相差17個月！但對地震工作者來說，像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大自然把我們拋上又摔下，讓你笑不得，哭不得。只有經過這個年代的“地震人”才會有的歡樂和悲哀。
走過來的人都記得，20世紀70年代的前五年，進駐大華北地震現場的專業隊伍多達萬人，採用的各種觀測儀器數量多達上千件，再加上“廣大工農兵群眾”組成的業餘測報隊伍，形成名副其實的浩浩蕩蕩的地震預報大軍。
儘管地震是小概率事件，預報難度大，但在特定的地震區和一定的地震活動期內，中小地震頻發，檢驗方法的機會多，預報成功的機遇大。在當時，有非常豐富的前兆異常資料，即使採用“看圖識字”等直觀方法，預報也能“屢屢得手”。大家不由得驚嘆不已，興奮不已。有“紅寶書”，有成就感、使命感、緊迫感、榮譽感等等精神力量的驅動，我們的同志更加吃苦耐勞、不畏艱險、勇於實踐、大膽預報，取得不少感性認識和實踐經驗。像是摸到了苗頭，像是看到了曙光。等待著、期盼著、爭取著取得勝利的那一天。
蒼天不負有心人。1975年，大地對我們的誠意和辛苦給予回報。這是人類預報地震歷史上的重大突破。直到目前為止，這是被聯合國和國際科研組織承認的惟一“有預報依據並取得減災實效”的地震事件。
成功歸成功。但人類（應當說是我們）過於衝動了。當時一位領導，曾在一次莊嚴的大會上宣稱：“地震預報的堅冰已經打開”。剩下的就是“乘勝前進”了。當然，我們有些科技工作者頭腦冷靜，提出對地震預報水平不能估計過高。但有相當多的人的思想，因思維模式上的疲勞而疲勞了，不去想更多困難。這與那個年代泛濫成災的形式主義和空泛口號有關。1975年的預報成功，使眾人為之振奮，精神抖擻，一掃征塵。似乎這次的成功預報標誌著，我們真的看穿了天，洞察了地，預報地震不在話下了，正準備開發地震的能量“為我所用”了。忘乎所以，忘記人是地球演化的產物，忘記了人終究是大地的兒子。
但是，大地並沒有忘記我們，沒有欺騙它的兒子。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簡單明了的“語言”促成我們預報成功一樣，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時提醒我們，在科學面前來不得半點驕傲。
1976年7月28日，在華北重鎮唐山發生了20世紀後半葉死亡人數和財產損失最大的破壞性地震，將24萬生命和100億人民幣寫進了歷史。
對於唐山大地震，我們沒有做出臨震預報。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疑問：這次地震發生前一點異常都沒有嗎？當年，錢鋼寫了一本影響巨大的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最近再版。唐山地震的巨大災害，對國人的影響太深、太大、太久了。即使再經過10年、20年、30年，依然有值得總結和思考的問題。
談起1976年唐山地震後地震工作者的處境，陳煥新有一部反映地震部門工作的報告文學，書名就叫《一個沒有掛牌子的國務院機關》。那個機關就是中國地震局。我們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從事地震事業，用“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來形容並不過分。我們一門心思要搞出地震預報，為了給震區老鄉提前打個招呼，夢裡都在想前兆，想預報。但是，科學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地震類型的多樣性，地震過程的複雜性，發布預報所涉及的社會問題的敏感性，以及一次災害地震帶來的巨大傷亡和社會動盪，使我們深感心理壓力和肩頭擔子的沉重。現在人們認識到，也取得社會公眾的理解和認同。這是社會進步的標誌。這是世界地震科學發展水平問題，防震減災任重而道遠。
從1966到1975（包括1976）的十年間，中國的地震工作者沒有片刻歇息。“不搞出地震預報死不瞑目”，成為具有那個時代特徵的地震戰士的豪言壯語。歲月蹉跎。當年的小青年，大都老矣，多已退休。人未閒置，事業未成。一顆顆不息的心，仍在跳動。我們相信歷史，我們相信後人，後人會在歷史上對這一代人的工作給出一個公正評價。
（四）
20世紀80年代，有重要影響的不僅有地震，而且有兩件大事：一個是國際上開始醞釀、直到90年代才開始執行的一項“十年減災計劃”（1990—1999），另一個是隨國內改革力度加大，依法治國和科教興國的方針開始落到包括地震在內的各個具體領域的實處。這兩件事，讓我們從理念和立法上把近代中國地震事業推上歷史的高度。這在地震事業的發展歷程中，是了不起的大事，這是用實際行動紀念唐山—海城地震。
>
聆聽地動脈音的十年（3）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這段時間的典型地震事件是1988年的雲南瀾滄—耿瑪地震，發生在這個年代的尾部，業內人士稱其為“信號震”，表示下一個新的地震活動期的開始，換種說法，表示上一個地震平靜期的結束。但它不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地震那樣具有標誌性特徵。
從地震工作的角度看，這個年代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休養生息”的時間。有人說，這是一個人類與地震的休戰期。大地累了，人也累了。大地要利用這個時間積蓄能量，人要利用這個時間進行反思。偃旗息鼓，雙方取得表面的寧靜。從此開始長達約十年的戰略思考和戰略性實踐。
有人把中國地震事業在這個年代的變化，稱為大調整。這次調整所發生的變化，在“中國地震事業發展史課題組”撰寫的《艱苦奮鬥五十載 防震減災鑄輝煌——中國地震事業50年紀念》一文中，有所反映。摘要如下：第一，首次對地震預報的現狀做了較為客觀的評價，並且就長期、中期、短期和臨震的四個階段（實際代表不同類型）給予不同可信度的評價。其中，對短臨預報的成功，提出若干約束條件，如“對於地震類型簡單、觀測環境良好、通訊條件理想、觀測資料充分、分析經驗豐富的地區的較大地震”，可以做出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預報。
第二，首次對防震減災工作作了全面闡述。開始形成監測預報、災害防禦、應急救助和震後恢復的科學認識。後來寫進“防震減災法”內的“地震工作四個環節”，以及中央明確的當前地震工作的三大工作體系，基本源於這個時期的理論提煉。
第三，由於以上這兩個“首次”，使我們在思想認識上獲得解放，從而避免一談預報，就狹窄的限定為幾天或幾個小時的臨震預報的尷尬局面；同時也避免一談地震工作就是預報那麼一點點的領域的被動處境。社會逐漸認同我們的認識。最近有家媒體的記者感慨地震工作的深入和廣泛後，很富同情心地說，你們付出的太多了，你們的工作是一條在“人生不歸路上”行進的高尚職業。可以這樣說，我們首次從自我設置的思想“約束”中解脫出來了 .第四，由于思想認識上的解放，使我們在隊伍建設上也發生重要變化。在這個時期，地震局直屬研究所的不少業務骨幹，下到省局，省局骨幹下到地方；同時，不少地方行政幹部和管理幹部，充實到我們這個原由幾大部委的技術幹部為主要成分的班子裡來。在某種意義上，一座地震科學的象牙之塔終於溶入生機勃勃的大社會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