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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唐山地震現場工作期間，河北地震局的一位姓蔣的小伙子向我描述過他的經歷，唐山大震前他在唐山陡河地震台工作，並住在台內。1976年7月28日凌晨，因天氣異常悶熱，小蔣睡不著，就起來擺弄半導體收音機。突然間，他感到大地在搖動，本能地從心裡叫一聲：不好，唐山大震來了！就立即快步移動蹲到牆角下，躲過了隨後塌下的混凝土房頂的襲擊。據說，在同一時刻，住在另一間屋內的一對職工夫婦也是從夢中驚醒，以類似方式避開了厄運。我想，這個實例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因職業和有知識的緣故，他們一旦感到大地的搖動，立即意識到是發生了地震，而且知道就是原來預計的唐山地震；第二，在地震襲來的瞬間，他們沒有驚慌失措，而是迅速採取了適當的緊急避險、自我防護的行動，顯然是銘刻在心的防震減災意識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也許還有其他偶然因素，但上述事實是真實而有說服力的。
我還記得大地震後的另一種景象。7月底我們到達北京時，到處是用塑料、木板搭建的防震棚，人們擔心還有強餘震會波及影響北京，夜間不敢在房屋內睡覺。這樣的景象居然一直持續到10月份，涉及幾百萬居民。而在三里河，當時的分析預報組會商會議依舊在大樓內舉行。我們在出發前往唐山前，一直住在招待所的樓內，沒想過找個帳篷或其他防震棚；還聽說住在中關村的顧功敘、傅承義等科學家固執地不搬出樓房，始終居住在家中。我想，大地震後地震工作者與普通群眾之間在心理和行為上差別可能與是否具有地震科學知識相關，正確的科學知識會使人類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產生戰勝恐懼的力量。至少在我的意識中，認為唐山大地震後的強餘震一般至多為5或6級，不會對160公里外的北京再產生破壞，沒必要遭受居住防震棚的艱苦。而當時的北京群眾可能是不敢相信地震專家的判斷了，因為我在去唐山前，拜訪了幾位過去在寧夏認識、後來返回北京的朋友，勸他們不必住防震棚，但他們對我的解釋半信半疑，仍然不敢立即搬回樓房。
大震之謎，有待探索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向地震工作者，特別是從事地震科學研究的專業人員提出了一系列嚴重的挑戰性難題：為什麼在一個遠離板塊邊界的地區（地質學上又稱大陸板塊內部地區），一個沒有破壞性地震歷史記錄的地方，在一個不設防的VI度區的城市，會發生震中烈度高達XI度的巨大地震？地質學家通常認為，大地震發生在較大的活動斷層上或其附近，地震是沿已有斷層的突然破裂和滑動產生的，但在唐山地區並沒有發現相應的活動斷層（甚至近年來，靈敏度很高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觀測也沒有探測到這樣的斷層活動），唐山的地下究竟有什麼特別結構和變形過程，會爆發出這麼巨大的地震能量？大震前為什麼沒有小地震（前震）活動？或者是當時的儀器不夠靈敏因而探測不到？大震前，地震工作管理部門曾受到來自唐山等地區觀測異常或地震預測的報告；在震後的總結中，也列出了大量震前的可觀測異常現象，但為什麼在震前不能做出準確的識別和判斷？這些都是當今世界地球科學中的難題，也是地震工作者無法迴避的。可是，30年過去了，但仍然沒有看到完滿的解釋，探索的道路依舊還很漫長。
從歷史記錄看，在華北地區，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這樣的事件幾百年甚至幾千年才發生一次。因此，它對於地震科學研究是一次極為珍貴的機會；唐山也就應是一個重要的觀測和研究基地。我在寫研究生畢業論文時，曾經試圖從世界範圍的實例比較，探討唐山大地震的發生原因。可惜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這方面的研究不夠詳細和深入，以後也未能堅持下來，現在想起來，仍感到是莫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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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唐山震後三個月（3）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30年過去了，我們的祖國已發生了巨大變化，防震減災事業也取得了很大發展。與唐山地震時期相比，現在的年輕一代地震工作者，已有非常好的物質條件開展更加廣泛、深入的觀測和研究，探索地震預測和預防的新途徑。從科學發展規律看，任何新的理論和方法都應受到嚴格檢驗，包括像唐山大地震這樣的實例的檢驗。例如，現在正在全國範圍開展城市活動斷層探測和研究，人們自然希望，通過這樣的工作能為防震減災規劃提供科學依據，這就涉及對地震與斷層之間複雜關係的科學認識問題。我在研究生學習時期，已注意到國內外有一些大地震與地表可見的或地下淺部斷層沒有直接關係的實例，唐山地震也是其中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應慎重考慮城市活斷層調查結果應用意義的有限性？或者應考慮開拓發展探測地下結構的新途徑、新技術？既然大地震是小概率的稀少事件，不是任何地方都會發生大地震，那麼唐山地區的地下一定有某些特殊的結構、物理性質和變形過程的特徵，經過長久的探索努力，或許將來有一天，地震工作者能夠發現並解釋這些特徵，從而為發展更完善的地震預測技術建立指導性理論基礎，就像早期的物理學中的晶格動力理論為現在的微電子技術迅猛發展創造了必需的知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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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地動脈音的十年（1）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張少泉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簡單明了的“語言”促成我們預報成功一樣，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時提醒我們，在科學面前來不得半點驕傲。
（一）
2005年是海城地震30周年。2006年是唐山地震30周年。我記得，這兩次地震的10周年、20周年紀念活動中，最為重要的是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能否隨時間流逝，使我們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兩次地震距離不遠，發生時間也僅差一年。它們在30年前相繼出現，好像特意出來給中國大陸地震的第三個活動期（1966—1976）作個總結。有時遐想，如果能把這兩次地震放在一起紀念，可能更有意義，因為這兩次地震在中國地震人的心目中，位置非同尋常。伴隨這兩次地震的預報和反思過程，凝聚了幾乎我們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並將持續的影響下去。在中國地震學史上，這兩次地震的發生及其這一代人的研究活動，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一個時代，具有難以言喻的時代特徵。談不上載入史冊，但確是深深打上了時代烙印。
（二）
20世紀60年代，華北大地發生了一系列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1967年河間地震，1969年渤海地震。業內人士認為，這些地震揭開近代中國地震活動的一幕。這些地震自南向北，一路擴展，逼近京城，大有兵臨城下之勢。地震的發展和對地震的探索，像在賽跑。現在看起來，賽跑的終點，至少是10年賽程的終點在海城和唐山。
1966年，邢台地震發生後，國務院一紙調令，我和幾個北大稍早畢業的同志，紛紛從非地震專業部門“歸隊”，加強地震工作的力量。那時，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人才濟濟。我分在所值班室（通稱638組，意指邢台地震發生的日期，1966年3月8日）內，和“地震戰士”一起，“為毛主席站崗，為首都人民放哨”。實際做的，就是大震速報，抓大趨勢。和值班室對應，地球所還有一個在地震現場工作的邢台地震隊。他們主要是抓現場，抓地震前兆。值班室和邢台隊，這兩個部門被列為地球所地震科研工作的“第一線”，兵強馬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所上下，把地震看成重中之重。許多人是從當時承擔國防任務的第七研究室抽調來的。
有一張近代中國地震事業的經典照片，照片正中，是周總理俯下身子，檢查地震熏煙記錄，陪同的有被稱為“中國地震預報之父”的地球所所長顧功敘先生（已去世），以及林庭煌先生和李鳳傑先生。就在這次視察之後的一次地震現場會上，周總理拿著一份地震歷史文獻，讀了一段後，語重心長地對現場的同志講：“我們不能給後人只留下地震記錄，要留下地震經驗。”在周總理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國多災多難的大地上，從此開始跋涉地震預報的萬里長征。同時，在這批青年學子的心理，深深埋下“獻身地震事業、不搞出地震預報死不瞑目”的報國志向。
1967年，河間地震發生，地震離北京不到百十公里。形勢逼人。根據地球所安排，我和宋輔弼（後調到石油隊）等人，趁地震剛過，趕到河間—大城極震區，想從震區的度量衡廠及其主管的縣科委，搜集、核實震前大地微震動或有感無震的各種顯現，從中獲得可能成為地震前兆的“蛛絲馬跡”。結果不理想，但也做了幾個有意義的否定結論，如一般天平的精度不能察覺地面傾斜等等。 1969年，渤海灣發生地震。地震不算大，又因為發生在海里，沒有什麼損失，但環渤海的幾個省份大範圍有感。社會動盪。下一個地震在哪裡？什麼時候？北京有沒有危險？這些問題牽扯著京城人的心。
我還記得大地震後的另一種景象。7月底我們到達北京時，到處是用塑料、木板搭建的防震棚，人們擔心還有強餘震會波及影響北京，夜間不敢在房屋內睡覺。這樣的景象居然一直持續到10月份，涉及幾百萬居民。而在三里河，當時的分析預報組會商會議依舊在大樓內舉行。我們在出發前往唐山前，一直住在招待所的樓內，沒想過找個帳篷或其他防震棚；還聽說住在中關村的顧功敘、傅承義等科學家固執地不搬出樓房，始終居住在家中。我想，大地震後地震工作者與普通群眾之間在心理和行為上差別可能與是否具有地震科學知識相關，正確的科學知識會使人類做出正確的判斷，從而產生戰勝恐懼的力量。至少在我的意識中，認為唐山大地震後的強餘震一般至多為5或6級，不會對160公里外的北京再產生破壞，沒必要遭受居住防震棚的艱苦。而當時的北京群眾可能是不敢相信地震專家的判斷了，因為我在去唐山前，拜訪了幾位過去在寧夏認識、後來返回北京的朋友，勸他們不必住防震棚，但他們對我的解釋半信半疑，仍然不敢立即搬回樓房。
大震之謎，有待探索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向地震工作者，特別是從事地震科學研究的專業人員提出了一系列嚴重的挑戰性難題：為什麼在一個遠離板塊邊界的地區（地質學上又稱大陸板塊內部地區），一個沒有破壞性地震歷史記錄的地方，在一個不設防的VI度區的城市，會發生震中烈度高達XI度的巨大地震？地質學家通常認為，大地震發生在較大的活動斷層上或其附近，地震是沿已有斷層的突然破裂和滑動產生的，但在唐山地區並沒有發現相應的活動斷層（甚至近年來，靈敏度很高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觀測也沒有探測到這樣的斷層活動），唐山的地下究竟有什麼特別結構和變形過程，會爆發出這麼巨大的地震能量？大震前為什麼沒有小地震（前震）活動？或者是當時的儀器不夠靈敏因而探測不到？大震前，地震工作管理部門曾受到來自唐山等地區觀測異常或地震預測的報告；在震後的總結中，也列出了大量震前的可觀測異常現象，但為什麼在震前不能做出準確的識別和判斷？這些都是當今世界地球科學中的難題，也是地震工作者無法迴避的。可是，30年過去了，但仍然沒有看到完滿的解釋，探索的道路依舊還很漫長。
從歷史記錄看，在華北地區，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這樣的事件幾百年甚至幾千年才發生一次。因此，它對於地震科學研究是一次極為珍貴的機會；唐山也就應是一個重要的觀測和研究基地。我在寫研究生畢業論文時，曾經試圖從世界範圍的實例比較，探討唐山大地震的發生原因。可惜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這方面的研究不夠詳細和深入，以後也未能堅持下來，現在想起來，仍感到是莫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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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唐山震後三個月（3）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30年過去了，我們的祖國已發生了巨大變化，防震減災事業也取得了很大發展。與唐山地震時期相比，現在的年輕一代地震工作者，已有非常好的物質條件開展更加廣泛、深入的觀測和研究，探索地震預測和預防的新途徑。從科學發展規律看，任何新的理論和方法都應受到嚴格檢驗，包括像唐山大地震這樣的實例的檢驗。例如，現在正在全國範圍開展城市活動斷層探測和研究，人們自然希望，通過這樣的工作能為防震減災規劃提供科學依據，這就涉及對地震與斷層之間複雜關係的科學認識問題。我在研究生學習時期，已注意到國內外有一些大地震與地表可見的或地下淺部斷層沒有直接關係的實例，唐山地震也是其中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應慎重考慮城市活斷層調查結果應用意義的有限性？或者應考慮開拓發展探測地下結構的新途徑、新技術？既然大地震是小概率的稀少事件，不是任何地方都會發生大地震，那麼唐山地區的地下一定有某些特殊的結構、物理性質和變形過程的特徵，經過長久的探索努力，或許將來有一天，地震工作者能夠發現並解釋這些特徵，從而為發展更完善的地震預測技術建立指導性理論基礎，就像早期的物理學中的晶格動力理論為現在的微電子技術迅猛發展創造了必需的知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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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地動脈音的十年（1）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張少泉就像1975年大地用它的有力的震撼，以簡單明了的“語言”促成我們預報成功一樣，又用它的有力震撼及時提醒我們，在科學面前來不得半點驕傲。
（一）
2005年是海城地震30周年。2006年是唐山地震30周年。我記得，這兩次地震的10周年、20周年紀念活動中，最為重要的是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能否隨時間流逝，使我們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兩次地震距離不遠，發生時間也僅差一年。它們在30年前相繼出現，好像特意出來給中國大陸地震的第三個活動期（1966—1976）作個總結。有時遐想，如果能把這兩次地震放在一起紀念，可能更有意義，因為這兩次地震在中國地震人的心目中，位置非同尋常。伴隨這兩次地震的預報和反思過程，凝聚了幾乎我們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並將持續的影響下去。在中國地震學史上，這兩次地震的發生及其這一代人的研究活動，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一個時代，具有難以言喻的時代特徵。談不上載入史冊，但確是深深打上了時代烙印。
（二）
20世紀60年代，華北大地發生了一系列地震：1966年邢台地震，1967年河間地震，1969年渤海地震。業內人士認為，這些地震揭開近代中國地震活動的一幕。這些地震自南向北，一路擴展，逼近京城，大有兵臨城下之勢。地震的發展和對地震的探索，像在賽跑。現在看起來，賽跑的終點，至少是10年賽程的終點在海城和唐山。
1966年，邢台地震發生後，國務院一紙調令，我和幾個北大稍早畢業的同志，紛紛從非地震專業部門“歸隊”，加強地震工作的力量。那時，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人才濟濟。我分在所值班室（通稱638組，意指邢台地震發生的日期，1966年3月8日）內，和“地震戰士”一起，“為毛主席站崗，為首都人民放哨”。實際做的，就是大震速報，抓大趨勢。和值班室對應，地球所還有一個在地震現場工作的邢台地震隊。他們主要是抓現場，抓地震前兆。值班室和邢台隊，這兩個部門被列為地球所地震科研工作的“第一線”，兵強馬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全所上下，把地震看成重中之重。許多人是從當時承擔國防任務的第七研究室抽調來的。
有一張近代中國地震事業的經典照片，照片正中，是周總理俯下身子，檢查地震熏煙記錄，陪同的有被稱為“中國地震預報之父”的地球所所長顧功敘先生（已去世），以及林庭煌先生和李鳳傑先生。就在這次視察之後的一次地震現場會上，周總理拿著一份地震歷史文獻，讀了一段後，語重心長地對現場的同志講：“我們不能給後人只留下地震記錄，要留下地震經驗。”在周總理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在中國多災多難的大地上，從此開始跋涉地震預報的萬里長征。同時，在這批青年學子的心理，深深埋下“獻身地震事業、不搞出地震預報死不瞑目”的報國志向。
1967年，河間地震發生，地震離北京不到百十公里。形勢逼人。根據地球所安排，我和宋輔弼（後調到石油隊）等人，趁地震剛過，趕到河間—大城極震區，想從震區的度量衡廠及其主管的縣科委，搜集、核實震前大地微震動或有感無震的各種顯現，從中獲得可能成為地震前兆的“蛛絲馬跡”。結果不理想，但也做了幾個有意義的否定結論，如一般天平的精度不能察覺地面傾斜等等。 1969年，渤海灣發生地震。地震不算大，又因為發生在海里，沒有什麼損失，但環渤海的幾個省份大範圍有感。社會動盪。下一個地震在哪裡？什麼時候？北京有沒有危險？這些問題牽扯著京城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