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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科學技術上解決了準確預報的問題，是否一旦準確預報了地震，就一定能夠防禦、減輕甚至避免地震災害了呢，其實也不然，事情要複雜得多。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提出了“大防禦”的思想和戰略，認為震災防禦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震災防禦是指震災預防，而廣義震災防禦則是指在狹義震災防禦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進一步措施，在地震已經發生的情況下，採取減輕災害的應急措施，並防止次生災害的發生，保證災區人民不再遭受新的傷害。這後者便稱為“大防禦”戰略。《地震社會學初探》書中指出：“所以要提出大防禦，是因為震災的發生是一個過程。它始於地震的發生，卻並不止於地震的停止。地震之後，由於人類生存條件的被破壞，會發生一系列連鎖反應，造成一系列繼發性災害，如火災、水災、饑荒、瘟疫等。這種種繼發性災害將會繼續傷害倖存下來的人們。因此，震災防禦應貫穿在震前、震時、震後這一全過程中。”全面的地震災害防禦必須解決以下三個方面的任務這就是：“第一，震前作好一系列防範工作，以求地震發生時不至大規模破壞人工建築等人的生存條件，進而傷及人的生命；第二，地震發生時，在人工建築物等生存條件遭到直接破壞時，人們運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智慧和知識以及其他可以利用的一切條件，儘可能地避開危險，保存自己；第三，地震發生後，防止發生新的繼發性災害。這一條通常被認為是救災的內容。其實，既然是防止它的發生，那就應當屬于震災防禦的範圍。”由此也就可以看出，震災防禦是一項具有廣泛內容的社會活動，它需要動員包括政府、科技工作者、公眾和社會群體等各方面的力量，通過各種手段，防護人的生存條件免遭破壞，從而使災區人民能夠正常地或基本正常地生活。這一戰略思想是上世紀80年代提出來的，至今依然有著它的現實價值。穿越地獄的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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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地獄邊沿（5）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我對災害的研究同樣是一個混雜著痛苦和艱難的過程。我把這個過程叫做為“穿越地獄的行旅”。大地震中我是偶然地被遺忘在地獄門口，而這次則是我主動下了地獄，有一點“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勁頭。
1983年春天，我著手組織唐山抗震救災史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就是《瞬間與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書。鑑於當時依然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我為自己確定了幾條準則：堅持實事求是，要反映出地震前後的歷史真實；要為後人多保留一些歷史資料和可以借鑑的經驗；要站在社會公眾角度反映這場災難，反映出人民的心情和感受。這些想法在今天看來太普通平常了，但經歷過20多年前那個時代的人們都會想到，這些想法本身就承擔著許多風險。值得欣慰的是，我在研究和編寫工作中堅持了這些準則。這才使得《瞬間與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書至今依然有著它的價值，依然為人們所看重。
研究唐山抗震救災史，其中必然地會涉及、甚至要對中共唐山市委十年中領導的抗震救災工作作某種總結和評價。但是，由於“文革”造成的分裂和影響，從市委機關幹部到各級黨組織成員，對許多問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為人們完全接受的看法或見解。“文革”遺風還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思想上。繞開這些問題根本不可能，而如完全適應這些矛盾著是要求，同樣不現實。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對我說：作成這件事，你得找一個後台！問：什麼樣的後台？答：胡耀邦那樣的！我明白這話的意思：這件事太大，你根本不能做。後來出版社在接受書稿的同時，提出書稿內容必須由唐山市委審查通過，而我當時僅僅是普通院校的一名普通講師。費盡周折，唐山市委書記指示市委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15個人參加的審查班子，其中包括原市委、地委主要領導以及唐山市的文化名人。我獨自面對的這多位地位高、權勢重的人。這幾乎是矗立在激流淺灘中的15塊大石頭，我劃著名小船，無論碰上哪塊都會翻船，掉下水去。而且，這15位審查者“文革”的關係，是分列在兩邊、甚至是對立的。比如，如何處理“文革”中就曾引發兩派對立的原市委書記許某？是寫，還是不寫？對立、爭論，根本不能形成統一意見。在第三次會上，一位原市委副書記講：大家有分歧，說明書稿不成熟，還是等成熟了再出吧！這話就是要“槍斃”書稿。我不亢不卑，能接受的就接受，該據理以爭的就爭，當然也做必要妥協。蘇鋒、楊遠、郭耀臣三位老市委書記給了我極大支持和幫助。他們三人單獨開會，要我參加。蘇鋒同志說：我們的任務是幫助子平同志通過這一關，把書印出來，而不是找個什麼理由將書槍斃掉！後來的情形急轉直下，書稿順利地通過了，也按時印刷出來。在紀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書也開了我國地震社會學研究的先河。
我對地震以及一般性災害的研究，從心理上講，經過了這樣兩個階段。起初，這完全是出於一種責任和使命感，很少有現實功利的考慮。這並非是因為我沒有功利要求，而是這種研究與專業基本無關。在對災害的研究活動中，既有諸如經費、資料、時間、人力等客觀條件方面的困難；更有研究過程中調查、思考、分析、寫作等過程中的體力、精力和心理上的付出；我還要接受“不務正業”的責難和非議。但是，隨著研究過程的深入，這種責任與使命感便升華為一種內在欲求和興趣，成為一種難以自己的學術衝動，一種欲罷不能的動力。接連我又完成了幾項研究課題。
1996年炎熱的夏季中，我進入《災害社會學》一書的緊張撰寫，整日揮汗伏案。一日，思路正在十分酣暢之時，我卻進入極度疲勞的狀態。我感覺到一種承受力的極限，心裡升起一種恐慌。這時，我忽地明白了：為什麼科學史上總有那麼多的科學家會倒在工作檯上。這是因為，此時的研究活動已經成為一種發自研究活動本身的、在理性基礎上產生的帶有強烈情感因素的內心欲求。是這種欲求驅使著科學家繼續做下去，停不下來，直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時他們已經把自己放在了全速前進的科學列車上，科學家與列車渾然成為一體。這時已經難以分清科學家在推動著科學列車的行進，還是科學列車在帶動著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了。這是我的一種感受，一種體驗，一種心情，並不表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有多大價值。這年11月底，《災害社會學》初稿完成，對老伴說：“我真想哭一場！”
值得慶幸的是，我終於走了出來。所以說，這是一次穿越地獄的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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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白介夫在北京市主管地震（1）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剪文聲地震後，北京持續下了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餘震，在雨里待著，不敢進屋。市政府大樓里也是人去樓空，已經幾乎沒有人工作了。整座市委大樓里，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傳部的一個人還在辦公、住宿……
197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四人幫猖獗，造反派把持著一些部門的權力，全國的政治和經濟情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加雜亂。掌權的造反派只重視“革命”、“運動”，對現實中的一些國計民生的大事卻漠不關心，幾近誤國誤民。當時，以技術幹部身份從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調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任副主任、主管科技的白介夫，工作起來困難重重。
“文革”中儘是怪事白介夫本來在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從事領導工作，1972年5月份領導臨時決定把他從幹校調回來，為籌備一次全國性的科技大會。此次科技大會是周恩來總理提出來的，當時開始重視科技工作，而且正趕上全國整頓經濟工作。早在1971年8月24日，國務院科教組與科學院向國務院請示關於編制科技計劃和召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問題。報告提出會議主要就科技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和“斗、批、改”中共同性的問題進行討論，並對制定科技長遠規劃問題交換意見。為此，1972年8月10日至1973年1月10日，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這大概是有史以來會期最長的一次全國科技大會，開了整整5個月的時間。為什麼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呢？會議的關鍵點是到底應該強調反左還是反右。“文革”期間政治動態一直飄忽不定，今天批左，明天反右，忽左忽右讓人難以把握。科技大會從始至終也沒法定準調，一直想等著周總理把關、作結論，結果周總理最後也沒參加大會。無奈之下，最後由紀登奎等作了發言，大會才糙糙結束。所以，會後有人講這次的全國科技大會最終變為一場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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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地獄邊沿（5）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我對災害的研究同樣是一個混雜著痛苦和艱難的過程。我把這個過程叫做為“穿越地獄的行旅”。大地震中我是偶然地被遺忘在地獄門口，而這次則是我主動下了地獄，有一點“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勁頭。
1983年春天，我著手組織唐山抗震救災史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就是《瞬間與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書。鑑於當時依然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我為自己確定了幾條準則：堅持實事求是，要反映出地震前後的歷史真實；要為後人多保留一些歷史資料和可以借鑑的經驗；要站在社會公眾角度反映這場災難，反映出人民的心情和感受。這些想法在今天看來太普通平常了，但經歷過20多年前那個時代的人們都會想到，這些想法本身就承擔著許多風險。值得欣慰的是，我在研究和編寫工作中堅持了這些準則。這才使得《瞬間與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書至今依然有著它的價值，依然為人們所看重。
研究唐山抗震救災史，其中必然地會涉及、甚至要對中共唐山市委十年中領導的抗震救災工作作某種總結和評價。但是，由於“文革”造成的分裂和影響，從市委機關幹部到各級黨組織成員，對許多問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為人們完全接受的看法或見解。“文革”遺風還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思想上。繞開這些問題根本不可能，而如完全適應這些矛盾著是要求，同樣不現實。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對我說：作成這件事，你得找一個後台！問：什麼樣的後台？答：胡耀邦那樣的！我明白這話的意思：這件事太大，你根本不能做。後來出版社在接受書稿的同時，提出書稿內容必須由唐山市委審查通過，而我當時僅僅是普通院校的一名普通講師。費盡周折，唐山市委書記指示市委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15個人參加的審查班子，其中包括原市委、地委主要領導以及唐山市的文化名人。我獨自面對的這多位地位高、權勢重的人。這幾乎是矗立在激流淺灘中的15塊大石頭，我劃著名小船，無論碰上哪塊都會翻船，掉下水去。而且，這15位審查者“文革”的關係，是分列在兩邊、甚至是對立的。比如，如何處理“文革”中就曾引發兩派對立的原市委書記許某？是寫，還是不寫？對立、爭論，根本不能形成統一意見。在第三次會上，一位原市委副書記講：大家有分歧，說明書稿不成熟，還是等成熟了再出吧！這話就是要“槍斃”書稿。我不亢不卑，能接受的就接受，該據理以爭的就爭，當然也做必要妥協。蘇鋒、楊遠、郭耀臣三位老市委書記給了我極大支持和幫助。他們三人單獨開會，要我參加。蘇鋒同志說：我們的任務是幫助子平同志通過這一關，把書印出來，而不是找個什麼理由將書槍斃掉！後來的情形急轉直下，書稿順利地通過了，也按時印刷出來。在紀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書也開了我國地震社會學研究的先河。
我對地震以及一般性災害的研究，從心理上講，經過了這樣兩個階段。起初，這完全是出於一種責任和使命感，很少有現實功利的考慮。這並非是因為我沒有功利要求，而是這種研究與專業基本無關。在對災害的研究活動中，既有諸如經費、資料、時間、人力等客觀條件方面的困難；更有研究過程中調查、思考、分析、寫作等過程中的體力、精力和心理上的付出；我還要接受“不務正業”的責難和非議。但是，隨著研究過程的深入，這種責任與使命感便升華為一種內在欲求和興趣，成為一種難以自己的學術衝動，一種欲罷不能的動力。接連我又完成了幾項研究課題。
1996年炎熱的夏季中，我進入《災害社會學》一書的緊張撰寫，整日揮汗伏案。一日，思路正在十分酣暢之時，我卻進入極度疲勞的狀態。我感覺到一種承受力的極限，心裡升起一種恐慌。這時，我忽地明白了：為什麼科學史上總有那麼多的科學家會倒在工作檯上。這是因為，此時的研究活動已經成為一種發自研究活動本身的、在理性基礎上產生的帶有強烈情感因素的內心欲求。是這種欲求驅使著科學家繼續做下去，停不下來，直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時他們已經把自己放在了全速前進的科學列車上，科學家與列車渾然成為一體。這時已經難以分清科學家在推動著科學列車的行進，還是科學列車在帶動著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了。這是我的一種感受，一種體驗，一種心情，並不表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有多大價值。這年11月底，《災害社會學》初稿完成，對老伴說：“我真想哭一場！”
值得慶幸的是，我終於走了出來。所以說，這是一次穿越地獄的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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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白介夫在北京市主管地震（1）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剪文聲地震後，北京持續下了傾盆大雨，很多人害怕餘震，在雨里待著，不敢進屋。市政府大樓里也是人去樓空，已經幾乎沒有人工作了。整座市委大樓里，只有白介夫和市委宣傳部的一個人還在辦公、住宿……
197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四人幫猖獗，造反派把持著一些部門的權力，全國的政治和經濟情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加雜亂。掌權的造反派只重視“革命”、“運動”，對現實中的一些國計民生的大事卻漠不關心，幾近誤國誤民。當時，以技術幹部身份從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調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任副主任、主管科技的白介夫，工作起來困難重重。
“文革”中儘是怪事白介夫本來在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從事領導工作，1972年5月份領導臨時決定把他從幹校調回來，為籌備一次全國性的科技大會。此次科技大會是周恩來總理提出來的，當時開始重視科技工作，而且正趕上全國整頓經濟工作。早在1971年8月24日，國務院科教組與科學院向國務院請示關於編制科技計劃和召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問題。報告提出會議主要就科技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和“斗、批、改”中共同性的問題進行討論，並對制定科技長遠規劃問題交換意見。為此，1972年8月10日至1973年1月10日，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這大概是有史以來會期最長的一次全國科技大會，開了整整5個月的時間。為什麼要花這麼長的時間呢？會議的關鍵點是到底應該強調反左還是反右。“文革”期間政治動態一直飄忽不定，今天批左，明天反右，忽左忽右讓人難以把握。科技大會從始至終也沒法定準調，一直想等著周總理把關、作結論，結果周總理最後也沒參加大會。無奈之下，最後由紀登奎等作了發言，大會才糙糙結束。所以，會後有人講這次的全國科技大會最終變為一場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