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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地獄邊沿（3）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唐山人在地震中以及在震後恢復建設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受到全國人民的讚賞和崇敬。其實，唐山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血性男女，他們在遭受了巨大犧牲和痛苦之後，精神上不可能沒有受到傷害，只是由於精神救災的及時和有效，精神世界得到了快速和良好的恢復。在這一點上唐山人民也為後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經驗。首先，唐山人吃苦耐勞品質和優秀傳統在遭受巨大災害時得到了發揚。產業工人是唐山城市的主體，在同政治敵人和自然界“敵人”的鬥爭中，都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這種精神在地震災害發生後也發揮出巨大力量。其次，強大精神後盾的存在。這後盾就是毛主席，就是共產黨，就是全國各族人民。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強烈感情，其強烈程度是那個時代和災後那個特殊環境的人特有的。最後，精神救災工作的巨大成效。唐山救災一開始就把物質救災同精神救災結合了起來。精神救災的目的是重建人的精神世界，而其中強化人的主體意識和生存意識有著決定性意義。有291％的調查對象是在聽到中央慰問電後“心情開始平靜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往災區進行慰問，廣大文藝工作者到災區慰問演出；運用多種傳媒手段，形成積極、樂觀、奮勇向前的社會輿論環境與氛圍，並盡力扼制各種消極社會情緒的蔓延，保持社會心理穩定；及時提出“恢復生產，重建家園”的口號，以鼓舞人民，引導災民面向未來。唐山震後經驗表明，在重建精神世界進而在物質救災和城市重建過程中，精神救災是防止災情繼續擴大的重要條件。地震的震動不過十幾秒鐘時間，但地震造成的災害並未由於大地震動的停止而停止下來。中外歷史上多次大地震之後都發生過嚴重次生災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災民精神世界的崩潰，引起社會動亂的發生。唐山救災是國家政治經濟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但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唐山人經由精神救災鞏固和發揚了主體意識，始終都是救災和重建的主導力量。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影響深遠的著名唐山抗震精神。這一精神已經成為唐山城市的巨大精神財富。
地震災害觀是強大精神武器對一個地區人們的地震災害觀念問題，我一直在做著觀察和思考。1996年3月，邢台市政府邀我出席邢台地震30周年紀念活動。我在學術研討會上做了《論地震災害觀》的報告。同年7月某日，我在接受香港《明報》記者採訪時，也著重談了對地震災害觀的理解和闡釋。後來這家報紙發表了專訪。我之所以研究和思考這個問題，是因為發現它在相當程度上直接地制約和影響著人們乃至政府人士對於地震災害的態度和行為。
在經歷了造成巨大災難的地震後，唐山人逐漸形成了科學的地震災害觀。它的現實形態可以用這樣三句話表示：“地震是可怕的災害”、“地震發生時人並非完全無能為力”、“減輕地震時人員傷亡的關鍵是用科學知識武裝人們！”這三層意思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有關地震災害的觀念。
第一，“地震是可怕的災害”是地震災害觀的基礎。它的形成源自古代，唐山大地震為世人提供的新認識，是讓人們進一步了解到地震災害的立體性和全方位性：它不僅會傷及人，而且會破壞社會；不僅會毀滅物質性的生存條件，而且會損壞社會性的生存條件；不僅會嚴重影響到災區人民當前生存，而且會使災區社會和人的長遠發展受到阻遏；即以對人的傷害來說，它不僅會造成人的生命的喪失，而且會損害人的心理與精神世界。
第二，“地震時人並非完全無能為力”則反映了對於人與地震災害關係的新認識、新觀念。以往人們認為，在地震面前人是完全被動的、只能消極承受，幾乎失去了任何保護自己的可能和機會。研究表明：即使在地震發生、房倒屋塌的情況下，人依然有著生存空間，有著防衛和保護自己的可能。儘管這“空間”極小，“可能”極少，但的確存在著。這裡的關鍵在於人們在地震發生時及發生後能否採取及時、適當、有效的避險和自救行為。唐山地震中，在被統計的974例倖存者中，有258人採取了避險措施，其中183人取得成功，占729％。人在地震災害面前並非完全無能為力。這是地震災害觀的一大飛躍。人的主體性、人在地震災害面前的地位提高了起來。
第三，“關鍵在於用科學知識武裝人自身”這是在犧牲了數以十萬計的生命之後得出的珍貴歷史經驗。唐山人在地震發生時有一部分人採取避險措施，並有一個不大的部分取得了成功。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擁有一定的地震科學知識，並在地震前或地震發生當時採取了合理的避險與自救行為。對唐山地震時觀察到宏觀前兆的509人的調查表明，地震時處於清醒、半清醒狀態的占338%；地震前已經得到某種程度關於地震消息並採取避險措施的人占75%，而這部分人的文化程度與其行為有著明顯關係。據調查，具有初等、中等和高等文化的人中，採取避險行為的比例分別為616％、700％、843%.可以看出，這一比例是隨著人的文化程度而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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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地獄邊沿（4）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地震災害觀是一種關於地震災害的感性和理性反映，它制約著人們對地震災害的態度。唐山人在經歷了大地震的血的洗禮後總結出來的地震災害觀，不僅來之不易，而且有著重大理論與實踐意義。首先，有助於政府制定地震災害對策。政府制定地震對策的基本依據有：對地震災害程度和規模的預測；減輕和消除地震災害的具體目標與要求；當地社會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發達程度；再則是當地居民對地震災害的應變能力，這是直接制約與決定地震對策能否實現的人的因素。其次，有助於強化公眾抗禦地震災害的能力。明確提出地震災害觀問題，分析其內涵、構成要素、表現形式等，並進而有目的、有計劃地樹立、培養人的科學災害觀，是提高居民抗禦地震災害能力的核心。再次，推進地震科學研究的發展。與整個科學發展大趨勢一樣，地震科學也在逐步走向“大科學”。對地震災害的研究日益動員起自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技術兩種力量，而這當中對人的研究又占據著愈來愈重要的地位。將人文科學引入對地震災害的研究領域，是當今地震科學發展的一條必經之路。
大防禦戰略是時代的要求在唐山地震發生及其以後的長時間裡，對於地震防禦和減輕震災問題，人們大多只是考慮到兩種對策：一是地震預報，一是地震救災。但當我們研究了唐山以及其他震例之後，發現問題遠沒有這樣簡單。預報也好，救災也好，都只是在地震發生前或發生後做文章，而地震發生當時，人是否也可以有所作為呢？回答是應當肯定的。美國科學史學者喬治。薩頓在《科學的生命》一書中講過這樣的話來說明人在災難面前的主體能動性：“一切災難，無論是由不可駕馭自然力量還是由不能制止的人類愚蠢行為造成的，都不過是偶然事件。這些災難是很可怕的，它們干擾了人們的基本活動，然而沒有也不能支配人們的基本活動。”我們在《地震社會學初探》一書中對上述問題給予探討並試圖作出回答。這就是大防禦戰略的提出。
地震預報對於防禦和減輕地震災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後，周恩來總理就提出了加強地震預報研究的任務。1975年還取得了準確預報海城地震的成功。地震後，在唐山以及更廣大地區有一種說法廣泛流傳：已經有人測出了地震發生的時間，就是因為上級不讓報，才造成那麼多的人死於非命。這種說法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的研究表明，地震預報絕非這樣簡單的事情。《地震社會學初探》一書中專門設立《兩難中的地震預報》一章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成功的地震預報必須達到三個方面的要求：科學上的準確性，即準確地預報出地震的時間、地點和強度；程序上的嚴密，地震預報的發布是一個過程，由預測、決策到發布涉及眾多部門、多種程序。這程序必須嚴密無疏漏，必須有以法律為保證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公眾配合的默契。地震預報發布後，要求社會公眾做出適當而必要的反應。這反應達不到規定的要求或者過度，都將不能實現防災的目的。”這三個條件即使在目前的我國依然沒有能夠完全具備；再加上地震預報本身的特點，“第一，地震預報的後果具有兩極性：非利即害，這導致在預報工作上，報也難，不報也難。……第二，群眾心理的不穩定會使地震預報後果的兩極性變得更為突出……第三，政府對待地震預報（預防）工作的態度上也存在著兩難性。”這一切歸結起來說明，就地震預報而言，它的成功和失敗，都取決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達程度，以及社會能否為成功和有效的地震預報提供必須的條件。目前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何況國內外已經有諸多事例表明，一次失敗的地震預報所造成的損失甚至會大於實際發生的地震。
行走在地獄邊沿（3）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唐山人在地震中以及在震後恢復建設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受到全國人民的讚賞和崇敬。其實，唐山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血性男女，他們在遭受了巨大犧牲和痛苦之後，精神上不可能沒有受到傷害，只是由於精神救災的及時和有效，精神世界得到了快速和良好的恢復。在這一點上唐山人民也為後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經驗。首先，唐山人吃苦耐勞品質和優秀傳統在遭受巨大災害時得到了發揚。產業工人是唐山城市的主體，在同政治敵人和自然界“敵人”的鬥爭中，都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這種精神在地震災害發生後也發揮出巨大力量。其次，強大精神後盾的存在。這後盾就是毛主席，就是共產黨，就是全國各族人民。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強烈感情，其強烈程度是那個時代和災後那個特殊環境的人特有的。最後，精神救災工作的巨大成效。唐山救災一開始就把物質救災同精神救災結合了起來。精神救災的目的是重建人的精神世界，而其中強化人的主體意識和生存意識有著決定性意義。有291％的調查對象是在聽到中央慰問電後“心情開始平靜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往災區進行慰問，廣大文藝工作者到災區慰問演出；運用多種傳媒手段，形成積極、樂觀、奮勇向前的社會輿論環境與氛圍，並盡力扼制各種消極社會情緒的蔓延，保持社會心理穩定；及時提出“恢復生產，重建家園”的口號，以鼓舞人民，引導災民面向未來。唐山震後經驗表明，在重建精神世界進而在物質救災和城市重建過程中，精神救災是防止災情繼續擴大的重要條件。地震的震動不過十幾秒鐘時間，但地震造成的災害並未由於大地震動的停止而停止下來。中外歷史上多次大地震之後都發生過嚴重次生災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災民精神世界的崩潰，引起社會動亂的發生。唐山救災是國家政治經濟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但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唐山人經由精神救災鞏固和發揚了主體意識，始終都是救災和重建的主導力量。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影響深遠的著名唐山抗震精神。這一精神已經成為唐山城市的巨大精神財富。
地震災害觀是強大精神武器對一個地區人們的地震災害觀念問題，我一直在做著觀察和思考。1996年3月，邢台市政府邀我出席邢台地震30周年紀念活動。我在學術研討會上做了《論地震災害觀》的報告。同年7月某日，我在接受香港《明報》記者採訪時，也著重談了對地震災害觀的理解和闡釋。後來這家報紙發表了專訪。我之所以研究和思考這個問題，是因為發現它在相當程度上直接地制約和影響著人們乃至政府人士對於地震災害的態度和行為。
在經歷了造成巨大災難的地震後，唐山人逐漸形成了科學的地震災害觀。它的現實形態可以用這樣三句話表示：“地震是可怕的災害”、“地震發生時人並非完全無能為力”、“減輕地震時人員傷亡的關鍵是用科學知識武裝人們！”這三層意思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有關地震災害的觀念。
第一，“地震是可怕的災害”是地震災害觀的基礎。它的形成源自古代，唐山大地震為世人提供的新認識，是讓人們進一步了解到地震災害的立體性和全方位性：它不僅會傷及人，而且會破壞社會；不僅會毀滅物質性的生存條件，而且會損壞社會性的生存條件；不僅會嚴重影響到災區人民當前生存，而且會使災區社會和人的長遠發展受到阻遏；即以對人的傷害來說，它不僅會造成人的生命的喪失，而且會損害人的心理與精神世界。
第二，“地震時人並非完全無能為力”則反映了對於人與地震災害關係的新認識、新觀念。以往人們認為，在地震面前人是完全被動的、只能消極承受，幾乎失去了任何保護自己的可能和機會。研究表明：即使在地震發生、房倒屋塌的情況下，人依然有著生存空間，有著防衛和保護自己的可能。儘管這“空間”極小，“可能”極少，但的確存在著。這裡的關鍵在於人們在地震發生時及發生後能否採取及時、適當、有效的避險和自救行為。唐山地震中，在被統計的974例倖存者中，有258人採取了避險措施，其中183人取得成功，占729％。人在地震災害面前並非完全無能為力。這是地震災害觀的一大飛躍。人的主體性、人在地震災害面前的地位提高了起來。
第三，“關鍵在於用科學知識武裝人自身”這是在犧牲了數以十萬計的生命之後得出的珍貴歷史經驗。唐山人在地震發生時有一部分人採取避險措施，並有一個不大的部分取得了成功。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擁有一定的地震科學知識，並在地震前或地震發生當時採取了合理的避險與自救行為。對唐山地震時觀察到宏觀前兆的509人的調查表明，地震時處於清醒、半清醒狀態的占338%；地震前已經得到某種程度關於地震消息並採取避險措施的人占75%，而這部分人的文化程度與其行為有著明顯關係。據調查，具有初等、中等和高等文化的人中，採取避險行為的比例分別為616％、700％、843%.可以看出，這一比例是隨著人的文化程度而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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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地獄邊沿（4）
連載：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作者：馮驥才，陳建功等 出版社：團結出版社地震災害觀是一種關於地震災害的感性和理性反映，它制約著人們對地震災害的態度。唐山人在經歷了大地震的血的洗禮後總結出來的地震災害觀，不僅來之不易，而且有著重大理論與實踐意義。首先，有助於政府制定地震災害對策。政府制定地震對策的基本依據有：對地震災害程度和規模的預測；減輕和消除地震災害的具體目標與要求；當地社會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發達程度；再則是當地居民對地震災害的應變能力，這是直接制約與決定地震對策能否實現的人的因素。其次，有助於強化公眾抗禦地震災害的能力。明確提出地震災害觀問題，分析其內涵、構成要素、表現形式等，並進而有目的、有計劃地樹立、培養人的科學災害觀，是提高居民抗禦地震災害能力的核心。再次，推進地震科學研究的發展。與整個科學發展大趨勢一樣，地震科學也在逐步走向“大科學”。對地震災害的研究日益動員起自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技術兩種力量，而這當中對人的研究又占據著愈來愈重要的地位。將人文科學引入對地震災害的研究領域，是當今地震科學發展的一條必經之路。
大防禦戰略是時代的要求在唐山地震發生及其以後的長時間裡，對於地震防禦和減輕震災問題，人們大多只是考慮到兩種對策：一是地震預報，一是地震救災。但當我們研究了唐山以及其他震例之後，發現問題遠沒有這樣簡單。預報也好，救災也好，都只是在地震發生前或發生後做文章，而地震發生當時，人是否也可以有所作為呢？回答是應當肯定的。美國科學史學者喬治。薩頓在《科學的生命》一書中講過這樣的話來說明人在災難面前的主體能動性：“一切災難，無論是由不可駕馭自然力量還是由不能制止的人類愚蠢行為造成的，都不過是偶然事件。這些災難是很可怕的，它們干擾了人們的基本活動，然而沒有也不能支配人們的基本活動。”我們在《地震社會學初探》一書中對上述問題給予探討並試圖作出回答。這就是大防禦戰略的提出。
地震預報對於防禦和減輕地震災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早在1966年邢台地震後，周恩來總理就提出了加強地震預報研究的任務。1975年還取得了準確預報海城地震的成功。地震後，在唐山以及更廣大地區有一種說法廣泛流傳：已經有人測出了地震發生的時間，就是因為上級不讓報，才造成那麼多的人死於非命。這種說法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的研究表明，地震預報絕非這樣簡單的事情。《地震社會學初探》一書中專門設立《兩難中的地震預報》一章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成功的地震預報必須達到三個方面的要求：科學上的準確性，即準確地預報出地震的時間、地點和強度；程序上的嚴密，地震預報的發布是一個過程，由預測、決策到發布涉及眾多部門、多種程序。這程序必須嚴密無疏漏，必須有以法律為保證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公眾配合的默契。地震預報發布後，要求社會公眾做出適當而必要的反應。這反應達不到規定的要求或者過度，都將不能實現防災的目的。”這三個條件即使在目前的我國依然沒有能夠完全具備；再加上地震預報本身的特點，“第一，地震預報的後果具有兩極性：非利即害，這導致在預報工作上，報也難，不報也難。……第二，群眾心理的不穩定會使地震預報後果的兩極性變得更為突出……第三，政府對待地震預報（預防）工作的態度上也存在著兩難性。”這一切歸結起來說明，就地震預報而言，它的成功和失敗，都取決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達程度，以及社會能否為成功和有效的地震預報提供必須的條件。目前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何況國內外已經有諸多事例表明，一次失敗的地震預報所造成的損失甚至會大於實際發生的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