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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兒風太大，大媽是重感冒，不能再受風！”這女知青馬上住手，還把被單掖嚴，一邊說：“要不我覺得大媽的呼吸這麼重呢！”我身邊的老三差點笑出聲來。我感到事情已經無法改變，如果跟他們去縣裡醫院，準會露餡。我便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負責，我們可就回去了。”
這伙知青一聽，都十分熱情地滿口答應，並叫我們回去休息。於是，他們抬著擔架返回縣裡，我們也掉頭返回去。
分開後剛走幾步，就聽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們喊道：“你們和大娘是哪個村的？”
我一想，馬上回答：“B村的。”B村就是豬的家。
那個女知青又叫道：“大娘姓什麼？”
我這次回答得可是又迅速又巧妙：“朱大媽！”“朱”就是“豬”呵！
這時，我聽那瘦高的男知青用嘹亮的嗓門喊道：“放心吧，我們會照顧好朱大媽的，回來見！”
“回來見！”我們一起舉手，祝他們成功。然後，我們忍住笑，拼命向前跑，直跑到回頭再也看不見他們的地方，說什麼也忍不住了，一齊撲在野地上，大笑，打滾，翻跟斗。這真比吃一頓豬肉還高興。
下邊的事是聽來的了：
據縣裡的人說，那伙知青把擔架抬到縣醫院，已是早晨八點多鐘。他們把醫生叫出來，說有急診病人要搶救。醫生上去一拍，剛叫一聲：“打媽！”只聽這“大媽”呼地一吼，忽然跳下來，飛似地亂跑，由於身上蒙著被單，誰也不知是豬，全看傻了，“大媽”怎麼如此迅猛驍勇？
哎，你說，文革的經歷，怎麼能缺少這個？
鹹味糖的真正味道，還是糖裡邊的發澀的鹹味。
第三個人：還鍾 1974年23歲男R省R縣O村插隊知識青年我看過你那些文革的文章，你寫的那些人那些事全都是倒霉的，看起來挺不舒服，我想給你來個“反cháo流”，講一件得意的事，也是我成功的事！
一九六九年底，我給趕到R省R縣O村，插隊干農活。前後幹了五年吧，黑夜到頭見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機會，但必須大隊支書同意後蓋了章才能辦理。我們那支書，一句話，王八蛋！純粹是地頭蛇，我看過去那惡霸地主劉文彩也沒他橫，我們村里三個女知青——咳，不說了！弄不好，泄露出去，缺德！就說我這次吧，要想從他手心裡走掉，可沒那麼容易，我已經打算讓他扒一層皮了。我知道他貪得厲害，可是送東西得送到人家心氣兒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隊長，也是他的親信，我就向他打聽，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個掛鍾。大隊幹部開會，十次有九次在他家裡開。沒鐘點哪行？我問民兵隊長他想要個什麼樣的鐘，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說：“還不是要那種外邊木頭殼、裡邊帶擺、打點的鐘！”我一聽心裡就冒火。這個鐘還不得七八十塊，頂我爹兩個月的薪水。這群王八蛋，真他媽黑！
你知道，我是個不吃虧的人。晚上躺下來琢磨到半夜，忽然有了高招。我便先給我在北京的舅舅寫封信，說明我的情況，請他幫我一次。終生終世，只這一回。
無論如何按要求寄給找一個掛鍾，我保證三個月內把鍾還給我舅。
我舅在北京鐵路局當調度，工齡長，平時不抽菸不喝酒，手裡有點錢，我家平時碰到難處就向他開口。他收到我的信！很快買了鍾寄來，還附了一封信，信上安慰我一番，卻根本沒提我保證三個月還鐘的事。他以為這是“孩子話”吧！
好，就看我的吧——
我收到鍾一看，真是漂亮絕頂，木頭殼，漆得鋥亮，錶盤是黃銅的，上邊印著大紅字的毛主席語錄；三根針走起來活靈活現，下邊還有一個玻璃門，能看到晃來晃去的小擺球兒。我當然明白，我舅的心意全表在這上邊了。我當時的心情，拿現在的話說——好感動呀！
送禮還得趕在人家高興的時候。我耐心地等了五天，聽說支書那天在公社受了表揚，回村就咧著大嘴笑。我見機會來了，趕緊抱著鍾進了支書家，果然生效，支書看著這鋥亮鋥亮的大鐘，兩眼眯成了線兒，說道：“你在這裡表現不錯，別人走俺不同意，你走俺同意了！”我馬上把準備好的介紹信捧上去，笑嘻嘻地說：“下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還到您這兒來。”支書從枕頭下摸出那個木疙瘩（印章），用嘴哈哈氣兒，啪地給我蓋上。好啦，開綠燈！放行！萬事大吉！
我拿著這封信跑到公社、縣、省，再返回我那遙遠的城市，一個多月，來來去去，經受無故磕碰，終於把事辦成。我回到村里，打好了行李捆，跟村人告別，最後該把我那鍾取回來了。你聽著，我是這麼幹的，而且一開始就計劃好這麼幹的——這天，我早打聽到公社的幹部來視察。我等著這群人進了支書家正談得火熱的時候，忽然一推門進去了。只見滿屋子人，滿屋子抽的煙，挺熱，挺悶，還有嗆人的菸葉味兒。支書見我就說：“該走了吧！以後別忘了俺們呀，要是忘了，俺們就找你去！”他這熱情的話不是說給我聽的，是說給公社的幹部們聽的。我呢？假裝有事那樣，挺神秘地扯扯他袖子，把他拉到門口，再將嘴巴湊到他耳朵邊，他側過臉問我：“啥事？”
我說：“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講。上次我借給您掛在牆上這鐘，是從我舅家弄來的。這次回城，不帶著這鐘，不好再去我舅家了，只好把鍾拿回去。行嗎？”我故意壓低聲音，仿佛不叫別人聽見；但控制的音量，卻正好叫滿屋的人都聽見了。
支書的臉色變得刷白，氣得直哆嗦。他臉離我太近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他被我“將”住了，沒轍，只好說：“好，好，拿走，拿走！”我當然明白，如果沒這些上級幹部在，他能把我打死。
不用他去摘那鍾，我脫了鞋子，上了炕，一伸手就摘下來。跟他說聲“我走啦！”就走了。他沒送我，我卻能想像他在屋裡那樣子。
當我把那鍾送還到北京的舅舅家，我舅一家都莫名其妙。待我把來龍去脈一講，大家都笑個痛快。
我挺得意，在整個丈革中，只這麼一件事，我是按自己的意志做的。
你該給我鼓掌呢！
快樂總在反抗者的一邊。
終 結 文 革
·馮驥才·
今年（1996年），我們面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三十周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二十周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沉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鬆。
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是在這兩個所紀念的日子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裡，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劃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語，耳朵里卻響著我採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cháo水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八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歷，直到今日，大約有四千人通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渲泄的快樂，卻能感受到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記錄文革”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文革已是一個歷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歷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歷史和活著的歷史。死去的歷史徒具殘骸而不能復生，活著的歷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歷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歷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文革已然終結了。
本書附錄了二十名非文革經歷者--即1976年以後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語。它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悲劇總是在無知中反覆，但不會在覺醒者中間重演。這也是我堅持要把這本書完成的深刻的緣故。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要留出數頁篇幅，以尋求一位懺悔者的自白。儘管我說過：“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我還說過“純潔的人生從懺悔開始，醜惡的人生自負疚結束”；儘管我也傾聽過一些良心難安的懺悔內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種不折不扣勇敢的懺悔者，還沒有碰到。何日何時，一個被良心驅動的人來叩響我的門板？我想，只有這種時候到來，我才深信不疑良知與文明已經全然返回--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社會。
這伙知青一聽，都十分熱情地滿口答應，並叫我們回去休息。於是，他們抬著擔架返回縣裡，我們也掉頭返回去。
分開後剛走幾步，就聽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們喊道：“你們和大娘是哪個村的？”
我一想，馬上回答：“B村的。”B村就是豬的家。
那個女知青又叫道：“大娘姓什麼？”
我這次回答得可是又迅速又巧妙：“朱大媽！”“朱”就是“豬”呵！
這時，我聽那瘦高的男知青用嘹亮的嗓門喊道：“放心吧，我們會照顧好朱大媽的，回來見！”
“回來見！”我們一起舉手，祝他們成功。然後，我們忍住笑，拼命向前跑，直跑到回頭再也看不見他們的地方，說什麼也忍不住了，一齊撲在野地上，大笑，打滾，翻跟斗。這真比吃一頓豬肉還高興。
下邊的事是聽來的了：
據縣裡的人說，那伙知青把擔架抬到縣醫院，已是早晨八點多鐘。他們把醫生叫出來，說有急診病人要搶救。醫生上去一拍，剛叫一聲：“打媽！”只聽這“大媽”呼地一吼，忽然跳下來，飛似地亂跑，由於身上蒙著被單，誰也不知是豬，全看傻了，“大媽”怎麼如此迅猛驍勇？
哎，你說，文革的經歷，怎麼能缺少這個？
鹹味糖的真正味道，還是糖裡邊的發澀的鹹味。
第三個人：還鍾 1974年23歲男R省R縣O村插隊知識青年我看過你那些文革的文章，你寫的那些人那些事全都是倒霉的，看起來挺不舒服，我想給你來個“反cháo流”，講一件得意的事，也是我成功的事！
一九六九年底，我給趕到R省R縣O村，插隊干農活。前後幹了五年吧，黑夜到頭見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機會，但必須大隊支書同意後蓋了章才能辦理。我們那支書，一句話，王八蛋！純粹是地頭蛇，我看過去那惡霸地主劉文彩也沒他橫，我們村里三個女知青——咳，不說了！弄不好，泄露出去，缺德！就說我這次吧，要想從他手心裡走掉，可沒那麼容易，我已經打算讓他扒一層皮了。我知道他貪得厲害，可是送東西得送到人家心氣兒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隊長，也是他的親信，我就向他打聽，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個掛鍾。大隊幹部開會，十次有九次在他家裡開。沒鐘點哪行？我問民兵隊長他想要個什麼樣的鐘，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說：“還不是要那種外邊木頭殼、裡邊帶擺、打點的鐘！”我一聽心裡就冒火。這個鐘還不得七八十塊，頂我爹兩個月的薪水。這群王八蛋，真他媽黑！
你知道，我是個不吃虧的人。晚上躺下來琢磨到半夜，忽然有了高招。我便先給我在北京的舅舅寫封信，說明我的情況，請他幫我一次。終生終世，只這一回。
無論如何按要求寄給找一個掛鍾，我保證三個月內把鍾還給我舅。
我舅在北京鐵路局當調度，工齡長，平時不抽菸不喝酒，手裡有點錢，我家平時碰到難處就向他開口。他收到我的信！很快買了鍾寄來，還附了一封信，信上安慰我一番，卻根本沒提我保證三個月還鐘的事。他以為這是“孩子話”吧！
好，就看我的吧——
我收到鍾一看，真是漂亮絕頂，木頭殼，漆得鋥亮，錶盤是黃銅的，上邊印著大紅字的毛主席語錄；三根針走起來活靈活現，下邊還有一個玻璃門，能看到晃來晃去的小擺球兒。我當然明白，我舅的心意全表在這上邊了。我當時的心情，拿現在的話說——好感動呀！
送禮還得趕在人家高興的時候。我耐心地等了五天，聽說支書那天在公社受了表揚，回村就咧著大嘴笑。我見機會來了，趕緊抱著鍾進了支書家，果然生效，支書看著這鋥亮鋥亮的大鐘，兩眼眯成了線兒，說道：“你在這裡表現不錯，別人走俺不同意，你走俺同意了！”我馬上把準備好的介紹信捧上去，笑嘻嘻地說：“下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還到您這兒來。”支書從枕頭下摸出那個木疙瘩（印章），用嘴哈哈氣兒，啪地給我蓋上。好啦，開綠燈！放行！萬事大吉！
我拿著這封信跑到公社、縣、省，再返回我那遙遠的城市，一個多月，來來去去，經受無故磕碰，終於把事辦成。我回到村里，打好了行李捆，跟村人告別，最後該把我那鍾取回來了。你聽著，我是這麼幹的，而且一開始就計劃好這麼幹的——這天，我早打聽到公社的幹部來視察。我等著這群人進了支書家正談得火熱的時候，忽然一推門進去了。只見滿屋子人，滿屋子抽的煙，挺熱，挺悶，還有嗆人的菸葉味兒。支書見我就說：“該走了吧！以後別忘了俺們呀，要是忘了，俺們就找你去！”他這熱情的話不是說給我聽的，是說給公社的幹部們聽的。我呢？假裝有事那樣，挺神秘地扯扯他袖子，把他拉到門口，再將嘴巴湊到他耳朵邊，他側過臉問我：“啥事？”
我說：“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講。上次我借給您掛在牆上這鐘，是從我舅家弄來的。這次回城，不帶著這鐘，不好再去我舅家了，只好把鍾拿回去。行嗎？”我故意壓低聲音，仿佛不叫別人聽見；但控制的音量，卻正好叫滿屋的人都聽見了。
支書的臉色變得刷白，氣得直哆嗦。他臉離我太近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他被我“將”住了，沒轍，只好說：“好，好，拿走，拿走！”我當然明白，如果沒這些上級幹部在，他能把我打死。
不用他去摘那鍾，我脫了鞋子，上了炕，一伸手就摘下來。跟他說聲“我走啦！”就走了。他沒送我，我卻能想像他在屋裡那樣子。
當我把那鍾送還到北京的舅舅家，我舅一家都莫名其妙。待我把來龍去脈一講，大家都笑個痛快。
我挺得意，在整個丈革中，只這麼一件事，我是按自己的意志做的。
你該給我鼓掌呢！
快樂總在反抗者的一邊。
終 結 文 革
·馮驥才·
今年（1996年），我們面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三十周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二十周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沉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鬆。
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是在這兩個所紀念的日子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裡，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劃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語，耳朵里卻響著我採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cháo水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八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歷，直到今日，大約有四千人通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渲泄的快樂，卻能感受到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記錄文革”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文革已是一個歷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歷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歷史和活著的歷史。死去的歷史徒具殘骸而不能復生，活著的歷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歷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歷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文革已然終結了。
本書附錄了二十名非文革經歷者--即1976年以後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語。它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悲劇總是在無知中反覆，但不會在覺醒者中間重演。這也是我堅持要把這本書完成的深刻的緣故。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要留出數頁篇幅，以尋求一位懺悔者的自白。儘管我說過：“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我還說過“純潔的人生從懺悔開始，醜惡的人生自負疚結束”；儘管我也傾聽過一些良心難安的懺悔內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種不折不扣勇敢的懺悔者，還沒有碰到。何日何時，一個被良心驅動的人來叩響我的門板？我想，只有這種時候到來，我才深信不疑良知與文明已經全然返回--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