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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兒風太大,大媽是重感冒,不能再受風!”這女知青馬上住手,還把被單掖嚴,一邊說:“要不我覺得大媽的呼吸這麼重呢!”我身邊的老三差點笑出聲來。我感到事情已經無法改變,如果跟他們去縣裡醫院,準會露餡。我便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負責,我們可就回去了。”

  這伙知青一聽,都十分熱情地滿口答應,並叫我們回去休息。於是,他們抬著擔架返回縣裡,我們也掉頭返回去。

  分開後剛走幾步,就聽那瘦高的男青年朝我們喊道:“你們和大娘是哪個村的?”

  我一想,馬上回答:“B村的。”B村就是豬的家。

  那個女知青又叫道:“大娘姓什麼?”

  我這次回答得可是又迅速又巧妙:“朱大媽!”“朱”就是“豬”呵!

  這時,我聽那瘦高的男知青用嘹亮的嗓門喊道:“放心吧,我們會照顧好朱大媽的,回來見!”

  “回來見!”我們一起舉手,祝他們成功。然後,我們忍住笑,拼命向前跑,直跑到回頭再也看不見他們的地方,說什麼也忍不住了,一齊撲在野地上,大笑,打滾,翻跟斗。這真比吃一頓豬肉還高興。

  下邊的事是聽來的了:

  據縣裡的人說,那伙知青把擔架抬到縣醫院,已是早晨八點多鐘。他們把醫生叫出來,說有急診病人要搶救。醫生上去一拍,剛叫一聲:“打媽!”只聽這“大媽”呼地一吼,忽然跳下來,飛似地亂跑,由於身上蒙著被單,誰也不知是豬,全看傻了,“大媽”怎麼如此迅猛驍勇?

  哎,你說,文革的經歷,怎麼能缺少這個?

  鹹味糖的真正味道,還是糖裡邊的發澀的鹹味。

  第三個人:還鍾  1974年23歲男R省R縣O村插隊知識青年我看過你那些文革的文章,你寫的那些人那些事全都是倒霉的,看起來挺不舒服,我想給你來個“反cháo流”,講一件得意的事,也是我成功的事!

  一九六九年底,我給趕到R省R縣O村,插隊干農活。前後幹了五年吧,黑夜到頭見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機會,但必須大隊支書同意後蓋了章才能辦理。我們那支書,一句話,王八蛋!純粹是地頭蛇,我看過去那惡霸地主劉文彩也沒他橫,我們村里三個女知青——咳,不說了!弄不好,泄露出去,缺德!就說我這次吧,要想從他手心裡走掉,可沒那麼容易,我已經打算讓他扒一層皮了。我知道他貪得厲害,可是送東西得送到人家心氣兒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隊長,也是他的親信,我就向他打聽,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個掛鍾。大隊幹部開會,十次有九次在他家裡開。沒鐘點哪行?我問民兵隊長他想要個什麼樣的鐘,那小子瞥我一眼便說:“還不是要那種外邊木頭殼、裡邊帶擺、打點的鐘!”我一聽心裡就冒火。這個鐘還不得七八十塊,頂我爹兩個月的薪水。這群王八蛋,真他媽黑!

  你知道,我是個不吃虧的人。晚上躺下來琢磨到半夜,忽然有了高招。我便先給我在北京的舅舅寫封信,說明我的情況,請他幫我一次。終生終世,只這一回。

  無論如何按要求寄給找一個掛鍾,我保證三個月內把鍾還給我舅。

  我舅在北京鐵路局當調度,工齡長,平時不抽菸不喝酒,手裡有點錢,我家平時碰到難處就向他開口。他收到我的信!很快買了鍾寄來,還附了一封信,信上安慰我一番,卻根本沒提我保證三個月還鐘的事。他以為這是“孩子話”吧!

  好,就看我的吧——

  我收到鍾一看,真是漂亮絕頂,木頭殼,漆得鋥亮,錶盤是黃銅的,上邊印著大紅字的毛主席語錄;三根針走起來活靈活現,下邊還有一個玻璃門,能看到晃來晃去的小擺球兒。我當然明白,我舅的心意全表在這上邊了。我當時的心情,拿現在的話說——好感動呀!

  送禮還得趕在人家高興的時候。我耐心地等了五天,聽說支書那天在公社受了表揚,回村就咧著大嘴笑。我見機會來了,趕緊抱著鍾進了支書家,果然生效,支書看著這鋥亮鋥亮的大鐘,兩眼眯成了線兒,說道:“你在這裡表現不錯,別人走俺不同意,你走俺同意了!”我馬上把準備好的介紹信捧上去,笑嘻嘻地說:“下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還到您這兒來。”支書從枕頭下摸出那個木疙瘩(印章),用嘴哈哈氣兒,啪地給我蓋上。好啦,開綠燈!放行!萬事大吉!

  我拿著這封信跑到公社、縣、省,再返回我那遙遠的城市,一個多月,來來去去,經受無故磕碰,終於把事辦成。我回到村里,打好了行李捆,跟村人告別,最後該把我那鍾取回來了。你聽著,我是這麼幹的,而且一開始就計劃好這麼幹的——這天,我早打聽到公社的幹部來視察。我等著這群人進了支書家正談得火熱的時候,忽然一推門進去了。只見滿屋子人,滿屋子抽的煙,挺熱,挺悶,還有嗆人的菸葉味兒。支書見我就說:“該走了吧!以後別忘了俺們呀,要是忘了,俺們就找你去!”他這熱情的話不是說給我聽的,是說給公社的幹部們聽的。我呢?假裝有事那樣,挺神秘地扯扯他袖子,把他拉到門口,再將嘴巴湊到他耳朵邊,他側過臉問我:“啥事?”

  我說:“我挺不好意思跟您講。上次我借給您掛在牆上這鐘,是從我舅家弄來的。這次回城,不帶著這鐘,不好再去我舅家了,只好把鍾拿回去。行嗎?”我故意壓低聲音,仿佛不叫別人聽見;但控制的音量,卻正好叫滿屋的人都聽見了。

  支書的臉色變得刷白,氣得直哆嗦。他臉離我太近了,我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他被我“將”住了,沒轍,只好說:“好,好,拿走,拿走!”我當然明白,如果沒這些上級幹部在,他能把我打死。

  不用他去摘那鍾,我脫了鞋子,上了炕,一伸手就摘下來。跟他說聲“我走啦!”就走了。他沒送我,我卻能想像他在屋裡那樣子。

  當我把那鍾送還到北京的舅舅家,我舅一家都莫名其妙。待我把來龍去脈一講,大家都笑個痛快。

  我挺得意,在整個丈革中,只這麼一件事,我是按自己的意志做的。

  你該給我鼓掌呢!

  快樂總在反抗者的一邊。

  終 結 文 革

  ·馮驥才·

  今年(1996年),我們面對著兩個紀念日:一個是文革發端的三十周年,一個是文革崩潰的二十周年。這兩個紀念日給我們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個有如死亡,沉重、壓抑、苦澀,充滿著哀悼的氣息;後一個紀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並不輕鬆。

  前一個紀念日是理性的、警覺的、反省和追究的;後一個紀念日則是情感的,但這又是一種百感交集。就是在這兩個所紀念的日子之間,中國人走過一條比蜀道還要艱難百倍的心靈歷程。

  在這個日子裡,我將文革受難者的心靈史——《一百個人的十年》最後的篇章完成,劃上了終結的句號。這是一束帶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經埋葬了一代人理想與幸福的文革墳墓上,並站在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語,耳朵里卻響著我採訪過的那些人如泣如訴的述說,這聲音愈來愈響,頃刻變成那時代如cháo水一般巨大而悲涼的轟鳴。

  大約八年前,我說我要為普通中國人記載他們的文革經歷,直到今日,大約有四千人通過寫信和電話方式要求我成為他們的代言人。一個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渲泄的快樂,卻能感受到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尚與莊嚴。在寫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實至高無上的原則,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記錄文革”的使命。

  無情的歲月表明,文革已是一個歷史概念,但災難性的歷史從來就有兩個含義,即:死去的歷史和活著的歷史。死去的歷史徒具殘骸而不能復生,活著的歷史則遺害猶存。活著的歷史屬於現實,死去的歷史才是一種永遠的終結。但終結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卻,不是佯裝不知,而是冷靜的反省與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災難的句號化為一片良藥時,我們才有權利說文革已然終結了。

  本書附錄了二十名非文革經歷者--即1976年以後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語。它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悲劇總是在無知中反覆,但不會在覺醒者中間重演。這也是我堅持要把這本書完成的深刻的緣故。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要留出數頁篇幅,以尋求一位懺悔者的自白。儘管我說過:“一個沒有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我還說過“純潔的人生從懺悔開始,醜惡的人生自負疚結束”;儘管我也傾聽過一些良心難安的懺悔內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種不折不扣勇敢的懺悔者,還沒有碰到。何日何時,一個被良心驅動的人來叩響我的門板?我想,只有這種時候到來,我才深信不疑良知與文明已經全然返回--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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